发生在四百年前的一次人口迁徙，撞开了瀚海中禁锢门扉。克里雅河曲胡杨林里，收容了一群停辛伫苦的迁徙者，他们自称达里雅博依人，汉译“沿河而居的人”。
走在克里雅河两岸的胡杨林里，我始终不忘寻找一株带有勒记的胡杨树，我企想在某棵树龄在五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胡杨直干上，寻看到古人留下的谶文，即使是一个图徽或是符号，用以印证这里的人文地理变迁。令我失望的是，我没有找到一株用利刃镌刻文字的古树，这也让我为这些古树庆幸，树木的荣枯与人类的生存观念攸关，尤其在沙漠。
达里雅博依人世代口传，他们的祖先来自克里雅古城木尕拉和喀鲁克，这两个地方都辖属于今天的于田县。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后在和阗建立政府机构，下设六城，其中的克里雅城即今天的于田县城。因此，达里雅博依人通常说他们的祖籍为克里雅。
翻检十六世纪叶尔羌汗国统治下的克里雅历史，内乱频仍，为了躲避战乱荼毒，达里雅博依人的先祖抛弃田舍，举族携带妻孥，沿克里雅河开始了漫长的漂泊生涯。四百年后，流徙者的后裔们记忆中留存几多往事，他们走过什么样的历程直到今天？
达里雅博依人有一句谚语：看到胡杨你就找到了水，见到老人你就问出了历史。
九十三岁的易卜拉欣被认为是达里雅博依的历史年鉴。在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和辅助材料的情形下，我相信他追述达里雅博依往事的可靠性，包括听来类似传说的故事情节。我甚至相信，一个深居胡杨林中不受外界干扰的老者不可能凭空构想出世间传奇小说。
达里雅博依人的迁徙是在一五六七年秋天开始的，驼队和马车沿着克里雅河岸阶地向北行进，第七天，他们在距离克里雅城大约二百八十公里的地方驻扎下来。尤姆拉克巴热克带领的木尕拉十五户人家留在克里雅河西岸，艾卖台克登率领的喀鲁克五户人家涉河驻足东岸，形成隔河相望的两支家族。
最初的日子是在忧郁中度过的。过去他们是农业种植户，却不得不转变为游牧生产方式，迁徙时所带的羊只还不足以供养家口，而剩余的粮食只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到后来，只得并日而食。这段时光艰苦异常，以至于将所携带的物品利用罄尽，返回茹毛饮血的原始生存状态。在他们的生活中再也找不到往昔农业文明的痕迹，但他们远离了战乱，以一种弃世的抉择忘记了战争。
从广义上讲，达里雅博依人的生活方式具有游牧民族的特点，但与当时北方游牧民族还是略有区分的，他们以定居畜牧为主。
定居河岸的两支家族很快意识到必须解决食物的来源，他们在河岸阶地开渠引水种植农作物，但是，由于沙土盐渍化，种植的庄稼收获甚少，之后，一片片初到时开辟的田地逐渐荒废，原因是沙化日趋严重，这一时期大约在二百多年前，从此，他们成为了牧羊人。
正如我想象的那样，达里雅博依的历史在易卜拉欣老人的记忆里。记忆中的符号并不复杂，河水、胡杨、草地和羊，凭着这些与他息息相关的符号，复原出今人鲜知的历史。从易卜拉欣的高祖算起，几代人的经历至少在一百五十年以上，接近我所要了解的达里雅博依早期历史。他们的生存关系是连贯的，对此，我确信不疑。
在易卜拉欣老人木屋的角落，至今摆放着一根车轴，四百年前他的祖辈驾驭着马车来到达里雅博依。当年他们来时路如今已经湮埋在连绵不断的沙丘下，我牵着骆驼不得不绕道而行。易卜拉欣老人在追述那段历史时，屡屡提到“阿曼”（维吾尔语：平安的意思）一词，那个年代降生的孩子多以阿曼为名，平安成为人们唯一的追求，平安抹去一切的不幸。
达里雅博依留给两支家族的记忆是苦难，历史有时就像一枚铁钉，钉在生者心灵的痛处。
心里悬系着达里雅博依人历史的变迁，我和推盖走访了几位老人。
七十五岁的肉孜·吐逊住在来当，要经过一个叫牙曲干的地方向北行进二十公里，在一处沙丘环绕的小村落里散居着几户人家。据肉孜·吐逊说，来当只有两处泻湖，都是牧羊人，在他记忆中，这里从没有过耕地。
在“小骆驼死去的地方”，居住着七十三岁的肉孜汗和她五十一岁的儿子，他们在三十年前从河西迁徙到这里。历史上，河两岸人家迁徙司空见惯，家族间的婚姻让他们融入一个宗族，但是，他们的迁徙却是因为失去了草场。据肉孜汗说，在她小的时候家里有三百五十只羊，但他们现在只能放养六十只羊，想找一处较大的草场很不容易。一席话讲不完达里雅博依的变迁，肉孜汗哭了。
生活在土达曼的艾里木，八十五岁，十年前患白内障双目失明，他经常独自用脚步丈量日益缩小的草场，与七十年前相比，草场已经减少一半。
综合他们的陈述，历史上的两支家族之间并无明显的界域，尽管各自的居住环境稍有差异，但并没有让我寻绎出当时地理环境周期性衍变的特征。他们无一例外地表述内心的忧虑：克里雅河两岸的胡杨林带变窄，草地在减少。
在百余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中，人们曾在沙漠中发现历史上遗留下的残垣废墟。有人推测，较晚时期的遗址是达里雅博依人祖先的栖息地，但事实是，达里雅博依人从来没有修筑过一座城堡。他们沿河而居，从未形成较大的聚落，尤其在克里雅河尽头，往往只有一户人家守着洼地间的一片泻湖；有水则居，水枯时阖家迁徙；一次次的河水改道，迫使他们在茫无端绪的沙海中寻找新的绿地，而一年间两次迁徙并不罕见。
在克里雅河干流两岸，一个具有生存经验的达里雅博依人，会根据周围环境沙化的程度和沙丘的走向，寻找一处茂密的胡杨林。他还会根据胡杨的树干和叶子，来判断含水层的深浅，在河水平缓的洼地旁构筑较为稳定的居所，这种对生存环境的观察力，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浅显。
达里雅博依人很早就懂得根据草地载畜量放牧羊群，事实上，适宜放牧羊群的草地并不多，为此，他们时常要为羊群寻找新的草场。有时，会有两个牧羊人相遇在同一片草地，就像见到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样，内心的感受很复杂，因为他们不能在一处争生存，他们很想赶走孤独，但必须孤独，狭小的草地不允许他们形成聚落，于是，只有在更远的地方寻求生存。只有一种例外，在酷旱的年份，他们会削减自己的羊群，缩小自己的地盘，让别人也能生存下去，这不需要附加任何条件。如果有一户人家不幸失去了羊群，他会投靠朋友，朋友和亲戚是连在一起的，这种情形让生活无望的人感受到家族的温暖。
在过去曾经是田垄的地方，现在已完全被棕黄色的沙粒所覆盖，当我和推盖骑着骆驼经过这里时，我为达里雅博依失去阡陌纵横的田畴而浩叹，因为，四百年后，这里将没有一分地可以耕种。
达里雅博依人的生存范围在缩小，荒漠化日益加剧压缩着他们的生存空间，抵御地理环境的危害相当困难。四百年前迁徙时，他们总共二十户人家，约百余人，现在的人口增加到一千三百零九人，而克里雅河水的流程在达里雅博依境内减少了一半。
追寻达里雅博依人的历史，让我经历了一次伤心的倦程，两支家族的故事令我感到震悸，流动的沙丘每天都在变化，谁也不知道房前的草甸何时消失。倘若达里雅博依绿色依旧，相信它会像一幅珍贵的历史画卷让人欣赏。遗憾的是，塔克拉玛干的流沙不停地在画卷上涂抹黄色，眼前看到的只能是不定格的荒遐画面。
达里雅博依可能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后的一块蛋糕，那上面插满了象征生命的胡杨树，为了分享这块蛋糕，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切割，不偏不倚地分给每一户人家，包括那些鳏寡、残疾的人，没有人为大小、多少而抱怨，未来的事情谁也不能预料，而精心地切割将继续下去……
达里雅博依的历史对我不再神秘，我用自己的方式迈进达里雅博依。用他们的话说，羊是循着河水找到草地的，我就是那只羊，沿着达里雅博依历史河流，在沙漠境域中寻找到达里雅博依绿地，它给了我一个真实的答复。
达里雅博依，一个令人向往的名字，引领我沿河而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