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部九十年前的旧作《亲历西北》（原名《西北丛编》），对于开发西部的意义与作用，我们有了一次追根溯源的机会。
《亲历西北》，是林竞自民国7年（1918）11月13日从北京出发，前往中国大西北，直到民国8年8月15日抵达归化（即今呼和浩特市）的考察日记。此行长达十个月，年仅二十六岁的林竞和几个志同道合者专门为勘测、设计穿越中国西部的公路与铁路线路，远离家乡亲友，投身陌生境域，在历史上无人定居的旷野追踪牲畜足迹，在如同地标的牧人毡房拥抱暖意，在以骆驼枯骨为里程碑的古道艰难跋涉，在荒林野店谛听晨鸡。只有在日记上，他才能日复一日地倾吐喜怒哀乐，记述成功挫折，通过日记，又将他的见闻感受逐一传递给我们。
从北京出发一路西行，经归化（呼和浩特）、包头、阿拉善、马鬃山（黑戈壁）、哈密、伊吾、巴里坤、木垒、奇台、吉木萨尔、昌吉，直到乌鲁木齐，作为远离海洋的内陆，这一区域曾经是中华文明史的游牧与绿洲两种文明之间的“战略隔离带”。在21世纪，这个区域又将是开发西部的示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亲历西北》无疑是新时代的领位员。
“巧者劳，而智者忧”是《庄子》千古传诵的警句。而《亲历西北》的林竞就是忧国忧民的大智大勇者、是开发西部身体力行的前驱。
一
林竞（1892～1962），原名林维瑞，字烈敷（烈夫）。平阳霞关（浙江省苍南县）人。早年在宁波四明专门学校学习。民国2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孙中山所办东京政法学校。民国4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林竞离开日本东京回国参加讨袁，因之被通缉。此后参与了护国之役，并在广西主编《岭表日报》，旋至湖南，任护国军总司令部秘书。民国5年10月，受财政部、农业部委派，作为谢彬（晓钟）的助手赴新疆、甘肃考察财政，于次年12月16日，取道俄国返回北京。此行历时近十五个月，几乎走遍天山南北。
完成这次任务，林竞曾短期赴日本。返国后，受交通部门委派再次前往中国西北，经绥远、宁夏、甘肃、新疆，返程取道外蒙古，回到北平。考察期从民国7年11月到民国8年8月，行程十一万公里。考察归来，林竞向政府提出《查勘绥甘新路线意见书》，为百废待举的中国勘测设计了第一条贯穿国土东西的“国道”。同时，逐日将所见所闻所感记入日记。这部日记就是《亲历西北》。
陪同谢彬考察新疆财政期间，谢彬写有《新疆游记》（原名《新阿游记》）。《新疆游记》曾被视为关于新疆的百科全书。此后，林竞独当一面实地勘测交通路线，他的《亲历西北》受到举世关注。通过《亲历西北》，知识界精英传递出“五四”前后民主、科学精神走进西部的思想轨迹。
虽然林竞关于“国道”的建议绝大部被搁置，但《亲历西北》却成为是开发西部的宣言、认识西部的必读之作。
此后，因在平绥铁路组织职工反对军阀卖路，林竞于1921年、1922年，曾被通缉。其间他在上海面见了孙中山，并条陈开发西北之见。他先后出任交通部参事、西北边防督办公署调查编辑处处长，1926年，筹办国民党甘肃西宁（今属青海）党部。同年，又任西宁区行政长官兼垦务总办。1928年，任青海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不久便主动辞职。1932年，任甘肃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民国22年以后，历任国府参事等职。
抗战胜利后，林竞任浙江省议会秘书长。因参加国民大会选举，回原籍。自称：“出身贫寒，尚能刻苦耐劳，作实践工夫”，“并稔知东南革命风气较为普遍，故特注重西北工作”，“二十年来，又尝力倡和平救国、开发西北之主张”。因之组织西北协会，任理事。在南京，组织新亚细亚学会，为该会常委。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大势已去，林竞曾意欲遁入佛门。1949年3月底离大陆去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林竞家属经香港转赴台湾与他团聚。林竞卒于台湾，享年七十岁。着有《亲历西北》《新疆纪略》及《中国必能复兴之理由》等。
二
“开发西北”是民国初期的舆论热点，知识界精英“正高唱入云”。其中林竞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指出：中国西北面对列强环伺，是“国家之安危所系”，提高“西北之政治经济地位，均具有牵动世界之价值”。只有改变了贫困落后面貌，西北以至全国才能“尽力避免国际上之冲突”，为现代中国赢得宝贵的发展空间。而“相率投荒，共作千秋万世之业”，则是改变中国现状的实际举措。谢彬、林竞都是这一时代潮流的先行者。林竞友人以“足下万里路，胸中八月潮”的联语相赠（《亲历西北》2月5日日记），真是贴切极了。
与第一次西行相比，第二次考察西北，尽管历时不到一年，但林竞的思想准备更充分，实际安排更具体，目标更有针对性，无论从个人心路历程，还是从现代时期思想发展而言，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与谢彬的第一次单车远征所获得的实感。在广袤西北，林竞始终是中华文明的感受者，同时也是传承者。
1919年5月4日，林竞正在从新疆北部的阜康县前往迪化（乌鲁木齐）的途中。这一天，共行九十华里，晚上投宿于古牧地（米泉）。前一天，刚刚因骑马不慎而受伤，为不影响行程，他带伤上路。当时西部信息闭塞，能见到的最新的报纸也是几十天之前的“旧闻”。林竞当然不知道这一天在北京发生了以“火烧赵家楼”为标志的“五四”运动。但开发西部，强国富民，是“五四”精神的具体体现，是时代的特征。而林竞则是这一精神的摇旗呐喊者、身体力行者。
可以说，《亲历西北》的着眼点，在于根本改善西北的交通状况。林竞作为“领队”，与其同行的，“计有工程师一人，练习生一人，测地夫二名，工人二名”。所利用的交通工具，“共用轿车、大车各三辆，马两匹”。而通行汽车的公路（“国道”），飞驰火车的铁路，以及预期之中的飞机航线，全在设计者的脑海里，并且在漫长坎坷的途中一点一滴地落实到一张张图纸之上。
以改善西北的交通状况为着眼点，源于林竞对基本国情的调研：西北地域广阔、民生艰难，改善交通，实际就是巩固国防、促进民族融合、强化社会公平公正、使匪患自消，同时也是开发资源、普及教育的前提。
林竞与助手们的日常工作，仅以从安西进入新疆的3月29日为例：①
自安西以西，沿途多沙漠，干燥异常，故车辆白昼不可行，因人马易渴也；而测量则非白日不可，所感困难者，为食品均置于大车内，如彼此分途，则测量人员饮食便觉困难，只得将车辆分为二队前进。甲队于晚间在安西出发，次早到第一站白墩子，而测量者于次早始出发，当午到白墩子，即赖甲队饮食。乙队在安西与测量队同时出发，次午抵白墩子，而甲队俟乙队到后，当晚复从白墩子发，后早至第二站红柳园，测量者于乙队到后，当晚及第三早则赖乙队以饮食。第三午又到红柳园，赖甲队饮食。前后蝉联，向前进行。余乃最先同甲队出发者也。
与行程的艰难可以互补的，是对西部土地人民的钟情。4月8日，抵达“天山第一城”哈密，林竞为绿洲旺盛的人气陶醉：
今日以将抵哈密，一行人等，俱各欢欣，催车早发。十五里，有村庄。农民数十家，汉人呼曰“一棵树”，缠回呼“哈喇木提”。过此行沙地，细沙滞蹄，遥望树木丛茂，田舍稠密，安西以来所未睹也。三十里，新庄，回民称“克子胡同”。汉民三十家，田三千亩，引东北榆树沟之水来溉。此时沟渠盈盈，农事正忙，男女均集于田间，男犁于前，女撒种于后，互助之精神，溢然流露，田家乐真可羡也。七里，蔡湖，回民呼“赛巴什”。有庙。又有初等小学校一所，学生二十余人。四里，沙巴什。三里，上阿雅尔桥。过此，夹道榆柳甚密，隐见城阁，无异一幅天然图画也。三里，下阿雅尔桥，进哈密县东门，住。
这个过程不是三两天，也不是三两个月，而是历时十个月。一切坎坷困苦都在轻描淡写中。始终展现在地平线之上的是开发西部这个宏大的目标。
难能可贵的是，林竞一再提出，这条贯通中国东西的动脉一定要由中国自己修建，外人修，可能很便利，但是，利在他人，制也在他人。只要熟悉“五四”前后的政治背景，这个看法的针对性不言自明。在《新疆游记》中，谢彬则倡言：“木屐儿之谋我，盖已深矣！”
①引文，均引自《亲历西北》同一天的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