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占全国1/6国土面积的省区，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新疆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日益稳定，其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功不可没。
西部大开发，国务院32号文件给新疆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对新疆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新疆正如一列动力十足的列车飞速前进。
第一节改革足迹 兵团恢复名称有点不一样
赵予征已年过古稀，但即使摘掉老花镜，他依然能迅速而准确地在影集中找到王震将军和他的合影，那是18年前，在乌鲁木齐国际机场，王震将军微笑着与他握手道别的情形。
“你写的书(1990年版《新疆屯垦》)很好啊！一定要把屯垦戍边的事业继承下去，代代相传……”1991年8月，王震将军嘱咐般的语气似乎一直在赵予征耳边回荡。
今年86岁的赵予征是山西沁县人，现居住在乌鲁木齐市兵团大院。赵予征1938年参加革命，1949年跟随王震将军进疆，历任团政委、师政委、昌吉州州委书记、伊犁州州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等要职。
“这就是王震将军，没想到，那一别竟是永别……”赵老指着照片中一位头戴花帽、身穿维吾尔民族长衫的清瘦老者对记者说。
“王震将军是兵团这支特殊队伍的创始人，在兵团的组建到恢复中，起着关键性的核心作用。”赵予征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兵团，也是“文革”中所有被撤销的兵团中，唯一被恢复并存在的兵团。
成立兵团10万官兵屯垦戍边
“打日寇，我的脚被炸伤了，打国民党，我的胳臂被子弹打穿了，解放新疆，我没有受伤……”
说起和平解放新疆的时候，赵老激动地卷起袖子，左上臂依然可见褐色的伤痕。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迅速进驻新疆各战略要地，同时成立了中共新疆局和新疆军区，王震任新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一手持枪，一手拿锄，这就是兵团人的写照。”回忆兵团成立之初，赵予征双手向记者比画说，那一年，27岁的赵予征在新疆军区担任宣教组组长、团政治处主任。
1952年2月，毛泽东批准人民解放军部分部队改编为生产部队，根据这一命令，解放军驻新疆的10.5万人的部队集体就地转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为了使驻疆部队安心长期屯垦戍边，并把部队生产纳入国家计划，1954年10月，中央命令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脱离国防部队序列，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其使命是劳武结合，屯垦戍边，在国家实行计划单列的特殊社会组织，受中央政府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双重领导。
到1965年，兵团开荒66.7万公顷，上缴国税8亿元，当年兵团总产值6.6亿元，占全区1/3，兵团各项事业发展到了较高水平。
撤销兵团“文革”袭扰军垦事业
就在兵团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之时，“文革”之风开始向新疆袭来，大批兵团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迫害。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年动乱，兵团是重灾区！”经历过文革磨难的赵予征告诉记者，那时候，大家都忙着政治斗争，没人抓生产，兵团各项工作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领导体制不顺，流通渠道不畅，农牧业经济出现大面积亏损。
1975年3月25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制被撤销，此举极大地削弱了新疆经济建设的力量。
“一个好端端的兵团支离破碎了！到1977年，增加了44个团场的自治区农垦总局，粮、棉产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分别减少了1.2亿公斤、1244万公斤，3年财政亏损6.6亿元！”赵予征拿出一份当年的调研报告，那一年，被平反的赵予征担任昌吉州州委书记、军分区第一政委。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国家农垦总局派出工作组，对新疆农垦管理体制等问题进行调研，并提出了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议。
改革开放初期的新疆，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和谐的声音和现象，少数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冲击党政机关，大搞打砸抢，震惊全国。
一系列事件直接威胁着祖国西大门的国防安全和国家统一。因此，尽快恢复兵团建制成了发展新疆经济、维护边疆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委派时任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同志分管新疆工作，再次“西征”。
王震分管新疆工作之后，迅速武装兵团垦区内师属各单位的民兵部队，平息暴乱，新疆的动乱局势很快得到扭转。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迫在眉睫，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的赵予征也在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处理恢复兵团的有关事宜。
恢复建制舍“军”剩“兵”
“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
1981年7月1日，在王震向中央书面提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后，邓小平就作出了如上批示。
同年8月，77岁高龄的邓小平亲自偕王震、王任重前来新疆视察，就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广泛地听取了各方意见，认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时机已经成熟。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家农委党组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经过慎重研究，于1981年9月22日向中央写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报告从战略考虑，提出恢复兵团体制的三大好处：一是有利于巩固国防，二是有利于加快新疆的经济文化建设，三是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
不过，恢复的兵团与撤销前的名称有明显的不同，撤销前的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而中央批准恢复的名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邓小平解释说：“生产兵团恢复起来，这是稳定的力量，不要用解放军的名义……解放军不要搞得太复杂了。”
1983年6月，赵予征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作为兵团恢复建制后的第一代领导人，赵予征百感交集：“唇齿相依！兵团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
发展兵团二次创业振兴农垦
兵团恢复建制之后，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那时候，兵团贯彻中央精神，借鉴农村改革经验，在农牧团场全面推行以兴办职工家庭农场为主体，发展职工庭院经济和开发性家庭农场为两翼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挣多挣少归自己，职工的腰包鼓了，那可是大好事呀！”提到“两翼”时，赵老兴奋地张开双臂，做出一个“飞翔”的姿势。
1998年和2006年，江泽民、胡锦涛先后来疆考察，对兵团工作给予了肯定。兵团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目前，兵团总人口已有254万，是50年前的10倍，下辖13个农业师、1个工程建筑师，分布在全区14个地、州、市。在新疆54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占全国陆地边境线的1/4)，兵团屯戍守卫的边境线就达2019公里。农垦大军在纵深二三十公里边境线上形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国营农场带，维护着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当前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内外勾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形势下，兵团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唯一一支屯垦戍边的半军事化力量，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新疆安定的中流砥柱。
(李萍)
流行语
唐装
2001年10月，上海APEC峰会上，20位国家领导人集体亮相，他们齐刷刷地穿着大红色和宝石蓝色的中式对襟唐装，刹时光彩四射。此情景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传遍全球，中国唐装迅速流行。
紧跟潮流的国人对此马上“动心”，都忍不住想自己也穿上中式服装“美美”。一时间社会各界对唐装热情高涨。
旧闻新看
《豫北农民自造汽车》
“看似桑塔纳，坐上有点差”。农民造的小卧车，广州人说有多少买多少。
在河南孟县西虢乡西逯村第四村民小组，我们看了他们办的“焦作市客车厂”。靠厂门排着一溜崭新的小轿车，红色、白色都有，还有专供公安部门用的警车。
车牌取名“长剑”，样子略像桑塔纳，又不很像。车子是农民敲敲打打造的，价格非常便宜，从4.1万元到4.9万元一台，1991年生产570台，一销而空。1992年产量增长3倍多，又是一销而空。因为有了“长剑”，去年这个村民小组产值达1.11亿元，实现利税1500多万元，居河南村民小组之首，人称“中原第一组”。
“长剑”车越来越受欢迎，接待订货忙不迭。厂里决定投资2700万元加快技术改造，实现大批量生产，今年达到5000台。
有人议论这个厂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但“长剑”就是有市场，说明社会需要它。那些“高水平”的汽车厂只爱高档次的消费者，市场调节最公平。
——摘编自《人民日报》1993年5月16日第2版
原标题：《豫北农民造小车——”看似桑塔纳坐上有点差”》
第二节改革足迹 从说“谢谢”开始到研读“四书五经”
“民汉兼通”促进民族团结
“隐真情抚孤儿我遭人埋怨，为保孤潜屠府委曲求全……”去年10月的一个周末，聆听着京剧经典曲目《赵氏孤儿》，阿不都沙拉木·吐尔逊像着了迷，用手轻敲着节拍，如醉如痴地跟着哼唱。
30年前，阿不都沙拉木完全不懂汉语，现如今，作为自治区党校语言文学教研部主任的他，用汉语授课、写论文，就像用本民族语言一样自如。
就在阿不都沙拉木沉醉在京腔京韵之中时，新疆财经大学名誉教授赵国栋则在潜心翻译着维吾尔族诗人阿不都热依木·乌铁库尔的诗选《玫瑰园》，“柔巴依”(维吾尔族诗歌的一种文体)的韵律、优美的诗歌意境为这位新疆第一代民语文学翻译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越来越多的汉族人通过译本开始了解维吾尔族的文化和风俗。
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汉族学习民族语言，相互交融，彼此渗透，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自治区乃至各县市乡镇倡导的“各民族相互学习语言”的先进思潮。
从“头燃烧”到研读“四书五经”
1980年，一直生活在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农村的阿不都沙拉木·吐尔逊以349分考进了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这个成绩在当年新疆民族类考生中排名第三。
“如果用汉语考试，我肯定考不了这么高，那时我完全不懂汉语”。17岁的阿不都沙拉木初到北京，很快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孤寂感，除了本民族语言，其他语言一概不通，他也无法和其他民族的同学交流。当时，学校没有开设汉语预科班及汉语过级考试，民族学生学习汉语完全依靠老师自己编写的教材，对于阿不都沙拉木这样的学生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听力。
为了使自己尽快适应汉语环境，阿不都沙拉木向同校师兄借来了《新华字典》，从拼音开始“恶补”汉语，然后是听广播，学播音员的吐字发音，阿不都沙拉木最先会说的汉语是“你好！谢谢！再见！”但缺乏汉语交流环境，往往是边学边忘。
有一回，在北京的公交车上，因为人多，阿不都沙拉木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他怀着歉意向对方连说：“谢谢！谢谢！”对方以为是搞恶作剧，指着阿不都沙拉木就是一顿骂，知道说错话但又无力辩解的阿不都沙拉木只好赶紧下车。
还有一次语言失误也令阿不都沙拉木难忘，大一下学期，和阿不都沙拉木住同一宿舍的一名维吾尔族男生病了，病得连话都说不清，阿不都沙拉木扶着同学前往医院就诊，一见到医生，阿不都沙拉木就指着同学用汉语告诉医生说：“他的头‘燃烧’了。”一头雾水的医生打量着他俩，然后用手背在同学的额头上一贴，“这么烫，发烧了呀！”
不断的语言尴尬促使阿不都沙拉木加快学习汉语的步伐，每天清晨和傍晚，他都在大声朗读汉语课文。
“汉语通了，见识也广了，连朋友圈子也扩大了不少！”阿不都沙拉木对自己在汉语学习上的进步感到骄傲。现在，阿不都沙拉木对汉语的痴迷和水平已上升到了研读“四书五经”的程度，并渐渐养成了听京剧的习惯，“京剧是国粹，汉文化的精髓呀！”
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2%以上，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代社会的经济文化交流，使新疆各民族同胞相互学习语言成了独特的社会现象。2004年，自治区汉语教学调查组曾与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对和田、喀什、阿勒泰、吐鲁番等地的少数民族中小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96.53%的学生认为“学汉语很有用”，95.77%的学生表示喜欢学汉语。
汉语水平考试从1556人到13万人
1984年，自治区党委发文指出：“汉语是我国的主体语言，是各民族人民群众交流思想和文化的共同工具。在少数民族学校中加强汉语教学，实现‘民汉兼通’，对发展新疆民族教育，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有着重要意义……”
各民族相互学习语言的热潮已经开始，那么，衡量少数民族学生掌握汉语程度的标准是什么呢？
在摸索了十多年之后，1996年6月15日，国家汉语考试中心在新疆财经学院(2007年更名为新疆财经大学)组织了全疆第一次汉语水平考试，简称HSK考试，它是我国专为测试外国人、华侨、母语非汉语的国内少数民族的汉语水平而设立的国家级标准化考试，因此也被业内人士称为衡量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的“指挥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