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大凡成功者多数都懂得依据形势，顺水推舟。时机不成熟，他们只会静静等待，绝不会率意妄动。姜太公闲钓于渭水，诸葛亮抱膝于隆中都是最好的例证。但是，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就会当仁不让，改变历史，造福于民。正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孟子·公孙丑》中有句话：“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意思是说，虽然有智慧，不如趁形势；虽然有锄头，不如等农时。具有大智慧的人，无论做人还是处事，都懂得借力使力，不会做无谓的抵抗，不会用蛮力斗争。这正是：真理有如舟船，时运有如江河。懂得时机，依据事势行动，不仅省力，还可以很快达到目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宣王最喜欢寻欢作乐，他生性好斗，喜欢狩猎。他为自己修建了一个方圆四十里的猎场，圈养珍稀动物，不准百姓入猎场半步。圈占这么一个大猎场，需要大量占有耕地。很多失去耕地的老百姓也只能以打猎为生，但是打猎的老百姓又不能进入这个猎场。所以，老百姓怨声载道。
百姓的意见让齐宣王觉得非常不满。四十里的猎场在当时的诸侯国中已经算是首屈一指。齐宣王还是不满意，百姓的不满又让他觉得愤恨，他想：我堂堂一国之君，扩建一个小小的猎场，你们就这样。你们不让我扩建，我偏扩。
有大臣看到齐宣王这个意图，连忙让孟子去劝说齐宣王。如果再不停止扩建，可能会民怨沸腾，到时后悔就晚了。但是孟子却不能这样和齐宣王说，古代有多少帝王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没有看到事实之前，一意孤行的大有人在。齐宣王本来也不是什么明白的人，所以这样直接劝阻可能会起到反效果。
孟子来到齐宣王的大殿，齐宣王问孟子：“听说当年周文王的猎场有方圆七十里，有这回事情吗？”
孟子回答：“我听说是有的。”
齐宣王说：“这样说的话，他的猎场算不算大呢？”
孟子回答：“百姓还嫌文王的猎场小呢。”
齐宣王看看左右的大臣，扬声道：“周文王这么大的猎场没有人说什么，我一个猎场才区区四十里，想要扩建还受到百姓的反对，这是什么道理？”
孟子说：“百姓嫌周文王的猎场小，是因为这猎场他们可以随意出入，和君王一起狩猎。百姓不仅感到荣耀，更多的是感受到君王的一种宽厚和温和。这样的猎场，即使再大，百姓也嫌它小。而我一到齐国就听见很多百姓说，齐国国君的猎场不但要扩建，占用老百姓的耕地，而且还不准百姓入内，凡是擅自进入猎场打猎的人，被发现以后立即处以死刑。这样的猎场即使再小，百姓也嫌它太大了。”
一番话说得齐宣王哑口无言。可以说，孟子很懂得说话的时机，也懂得顺水推舟。在齐宣王看来，自己比周文王也差不到哪里去，周文王的猎场七十里，老百姓没有说什么，自己的猎场四十里，老百姓就怨声载道。他心里不舒服、不痛快，所以决定逆民意，扩建猎场。君王和百姓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这个时候，大臣直言进谏，只能招来齐宣王更大的不满，他可能会进一步落实自己的想法。
孟子的巧妙就在于，他懂得按照齐宣王的思路，让齐宣王自己看到错误的所在。齐宣王自比周文王，拿周文王的猎场作类比，那么就顺着他的思路，让他看到周文王修建猎场是为了造福百姓，而他修建猎场只是为了能够娱乐自己。这种差别就是民乐与民怨的区别了。孟子这样做不但没有得罪齐宣王，还让他看到了问题的所在，一举两得。
时机总会有的，聪明人可以依据时机，顺水推舟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顺势而行总要比逆势而行省时省力。
其德越高，其行越远
【原典】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于后代。
注曰：道高则名垂于后而重矣。
王氏曰：“识时务、晓进退，远保全身，好名传于后世。”
【释评】有句话：势有不至，运有穷通。历史上有很多才德超群而终生怀才不遇的高士，如孔子厄于陈、蔡，发出“吾道非耶？吾为何如此？”的浩叹；陈搏高卧华山，只赢得一个“睡仙”的雅名。然而德行的影响不仅仅是一时，正所谓“但其道愈高，其德愈远”。一般来说，能够成就大事业的人，除了天时地利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人和。人和这个词，常常和德行紧密相连。
《左传》中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将立德放在人生的首位。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千年，而儒家思想也正是把社会上的一切问题归结为道德的完善和践履。儒家思想认为，个体的安身立命、国家的太平、政治的清明，归根到底是一个道德修养的问题。虽然有些夸大道德的作用，但是纵观古今，不难看出，德行越高的人，受到赞扬和肯定的声音越多。
《礼记·大学》开篇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春秋时期，楚国的孙叔敖就是因为好德行、过人的学识，最终成了宰相。孙叔敖年轻时，家境贫穷，以打柴为生。但他为人正直，经常仗义疏财，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别人，调节邻里纠纷，深受百姓和乡邻的爱戴。一个人要成功，不能没有先决条件。虽然说孙叔敖隐居乡里，但是因为美名在外，也很容易就被渴求贤士的楚王发现了。所以才能一步一步进入朝廷，最终成为宰相。
德行并不能立竿见影，人与人在相处之间才能慢慢体会。对于初次见面的人，彼此德行怎样，互相并不知道。但是时间长了以后，通过为人做事，慢慢就会知道。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一个君王在建国之初，可能并没有什么建树。随着执政的时间越长，老百姓对他的理解也就越多。这个君王有没有德行，百姓也会看得清清楚楚。
晏子出使晋国，晋平公问他：“你们国家的国君，德行高还是不高呢？”
晏子用“小善”回答。
晋平公说：“我问的是你们君王德行的高低，难道这个先生您也不能和我说吗？”
晏子笑着说：“诸侯之间的交往原本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你今天这样直言不讳地问我，我也不能不如实作答。我们国君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称颂的美德啊！”
晋平公闻听此言，拜别晏子，回到自己的朝堂中间对大臣们说：“我原来不知道齐国强大的原因，现在知道了，原来他们国家不仅大臣有德，国君更是有德之人。”
有人不明白，问晋平公原因。晋平公回答说：“晏子竟然能当着我的面评价他的国君没有什么大的公德，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量。而这些背后就是国君的功德了。因为国君有德，所以才能让这样能言敢谏的大臣在自己的身边，所以齐国才能这样强大。”
一个人德行越高，所能容纳的才越多，取得的成就才越大。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魏征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还举了历史上的明君尧、舜和昏君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然后说：“治理天下的君王如果能够采纳大臣的意见，那么君王就会知道很多很重要的情况，那么他的亲信想要蒙蔽他也蒙蔽不了。”唐太宗连连点头，觉得魏征说得很有道理。
隔了几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他跟左右大臣说：“我看隋炀帝写的东西，觉得这个人不但学问渊博，而且也懂得尧、舜是有道的明君，对桀、纣这样的昏君也很讨厌，但是他为什么干出很多荒唐的事情来？”魏征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因为觉得自己很有才气，自视甚高，骄傲自信，所以他也只能嘴上说说尧、舜的好话，但是做事情的时候依然按照桀、纣的样子做事，这样言行不一就自取灭亡了。”魏征的话又给了唐太宗一个提示，那就是，君王不应该只是嘴上检讨自己的缺点，还应该做出切实的行动来改正自己的缺点。
历史上的唐太宗就是因为能够不断地听取魏征的意见，用德行包容属下的态度，让国家一步一步走向繁荣。所以，唐朝出现的盛世之景，不能不说和唐太宗的德行有关。
一个有德之人和一个无德之人，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是不同的。历史上很多有名的残暴之君，都属于无德之君。所以，大多数的暴君最终都引起民愤，被迫结束了自己的政权；而一些有德之君，不但可以巩固好自己的政权，博得百姓的称赞，还可以将政权牢固地传延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