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能够忍受艰苦，从容指挥，不论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人他都举荐并委以重任。最终，曾国藩带领自己组建的湘军收复失地、平定叛乱，让社会得以安定，国家由此中兴。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自强”是源自于强烈的责任感，对于天下事，他从不做看客。因为他虚心实做，所以能够真正履行君子的责任；因为他有坚强的毅力，所以才不断勉励自己去追赶前人的脚步。
坚强的毅力与强大的自信是曾国藩追求自强的最突出的表现。即使处于人生的艰苦阶段，他也丝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即使遇到千难百折，他也不改变自己的志向。正因为他的坚持，正因为他心怀必胜的信念，因此不为外界的疑惑而迷惘。毅力与自信不仅是曾国藩人格魅力中的闪光点，更是实践自强的必需要求。
很多人认为，自强就在于力量之强大，这是片面的理解。真正的强大不仅仅是力量大，自强的目的不是为了逞强或逞能。虽然有因逞强而大兴的，但多数都因逞能而大败，如古代的李斯、董卓、杨素，这些人的智、力都横绝一时，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能够自保的。
因此，在自我修养上求强是可以的，但不能在逞能斗狠上求强。自强者，不仅在于增智强力，更在于强健自己的人格与志向。
曾国藩之所以光辉千古，就在于其在品德、事业及学问上的成就，能创造这些成就，与他品性的强毅和谦谨是分不开的。曾国藩禀性倔强，不自甘于颓废消沉，因此他勤奋学习。他的学问之所以突飞猛进，道德之所以高尚，功绩文章之所以光耀寰宇，都是坚持自强修身之道的结果。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个人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战胜自己的过程，一个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没有这种自强的精神，人就有可能受到外界的诱惑而迷失自己的方向，就有可能经不住严峻的考验而丢掉自己的前途，现实中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因此，一个人要成大事，就必须时刻坚持自强不息，不断完善自我。
须臾不离读书
曾国藩一生的成功与读书治学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他的成功就是基于读书。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他读书有道，从书本中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实现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他曾经说：“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由此可见，他对于读书、学习的重视。
曾国藩以书生身份领兵打仗并获得成功，绝不是侥幸。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的精读，尤其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的研究，极为刻苦。他通过大量的古代史籍阅读，对一些现实问题进行详尽的考究。有了这些坚实的知识积淀，曾国藩一任职，便能学以致用，这也是受到“经世致用”思想影响的结果。
在朝廷六部中，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先后曾担任过五部的侍郎。在这段为官的时光里，他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政情利弊、官场风习、民生疾苦。从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曾国藩遍阅清代历朝的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他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奏疏。
可见，曾国藩治学读书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治国理政。
事实上，湖湘一带的书生大多数都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中，有许多重要人物都接受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他们积极研读王夫之的著作。在读书榜样曾国藩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
当时，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使，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出现这一现象，与曾国藩弘扬“经世致用”思想大有关系。可以这么说，经世致用的思想是湖湘文化的精华所在。
通过研读王夫之的著述，曾国藩“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臻于完善，这使他的军功业绩如日中天。不仅在当时，使得经世致用之学大行其道，而且曾国藩对经世致用之学的推崇也影响了后世。活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比如梁启超、毛泽东、蒋介石等，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曾国藩的影响，认真地阅读和研究王夫之的学术。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一刻离开过读书治学，无论是做官，还是打仗，他始终不离“经世致用”之学。
曾国藩读书之勤奋，古往今来都是少见的，他甚至到死都不愿离开书本，即使卧病在床依然孜孜不倦地阅读。
同治十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这个时候，他还不忘读书学习。他认为，读书贵在坚持，只有在读书中才能体味出真乐趣。到了二月中旬，曾国藩自感病体不支，夜间偶尔探手腰部，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显然是极危险的信号，然而他却置之一旁，晚上依旧读书不废。他甚至表示，药疗不如读书，觉得离开了书，自己就会成为废人。
这年秋冬季，曾国藩的病情更加严重。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描述：“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入，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大约作文及看生书，俱嫌用心太过，有损于血，而气不能运化，故至于此，以后当不做文，不看生书。”从这些描述中，我们既能了解到他的身体状况，同时，也可以看到病重的曾国藩还在进行写作与读书。
尽管他规定自己以后不做文、不看生书，但无法按规定办事。因为不久，扬州阮家送了一本《许周生集》，这是一部他从未看过的新书，拿到手后便难以放下，读就必须从头到尾读完，读的过程又是全神贯注。
后来，湖南王闿运送来《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集》等书。虽然那时曾国藩不能一一细看，但每本书都较为认真地翻看了几遍。
此后，他一再违背原来规定的不阅读生书的初衷，继续坚持阅读了一大批书。
同治十一年三月，病况严重的曾国藩已如风中残烛。他的身体已经差到“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的地步，可是，他还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并且写下日记。
曾国藩在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做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住生命即将息歇的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
须臾不离读书，这也是曾国藩一条修身以及成就人生的秘诀。时刻不忘读书，时时以读书为乐趣，从读书中体会人生至理，从读书中了解生存发展的规律，这是成就人生的一条重要道路。
读书使人明理，读书使人睿智，读书使人修身、治国、平天下。曾国藩之所以对读书学习如此看重，就在于学以致用。也就是说，他读书学习，为的是有为于生活、有用于天下、有利于国家。抱着这样的学习原则，学习就成了他一生的事业。学即为用，用即为学，故而相伴终生。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勤于学习、善于学习，这是一条不言而明的道理。每个有所成就的人，都必须坚持月月学习，日日学习，否则就会被时代所抛弃。
读书可为圣贤
曾国藩曾有一联自修自惕的箴言，联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务耕耘。”这副联语表达了他那种圣贤之心和“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怀抱。尽管世人对曾国藩的所作所为褒贬不一，但其慈和与忍让的做人态度以及一份“烈士多悲心”，则为后人所敬仰。
曾国藩能够有一番作为，很大程度上在于其高尚的志趣，尤其是曾国藩关于“内圣外王”的高尚志趣，更是为人们所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