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评判一本好书的标准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的因素。其一，生活层面。这本书应该能够满足阅读者的实践需要，换言之，这本书应该能给阅读者提供生存技能指南。其二，兴趣的满足。这是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本性使然，正如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绝不仅仅是为了吃饭，不为吃饭忙活的事情，才是心灵生活的本意所在。其三，认知层面，境界的提升。境界与人对未来的选择有关，毕竟人是这个星球上唯一关注未来的动物。而对于未来的判断，绝不是经验所能完成的，它需要智慧与知识的支撑。基于这种判断，我认为王续琨教授的这部著作在这三个方面满足了上面提到的标准，这才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在一个社会情绪与心态都显得慌张的年月，这样的书并不多见。
客观地说，经过100多年的演进发展，管理科学已经成为一个包含众多分支学科、边缘分支学科的学科门类。《管理科学学科演进论》一书，第一次在学科的层面上描摹了管理科学学科由少到多的衍生、分化、综合的演进机理，展示了管理科学由点到线进而再到面的延伸、扩展、聚合的发展历程。
在结构安排上，王续琨教授的这本著作从管理科学学科发展史的角度切入，用近50万字的篇幅、3篇11章的结构、从宏观到中观的阶梯模式，叙述了管理科学学科的发展简史、演化机制以及在中国的发展路径。仅从这个结构安排，读者就可以获得很多对自己有用的启示。了解学科的发展史是任何一门专业的必修课，通过对学科发展史的梳理，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学习到一门学科基本范式确立的内在逻辑，并从中生发出对本学科的宏观把握。对于学科演化机制的剖析，可以让我们从纷繁复杂的学科发展脉络中，看到各种曾经的边缘学科、分支学科如何一步步从隐到显完成华丽转身的细节，以及那些曾经的显学是如何遗憾地走完从繁荣到衰落的退化之旅，这一点对于所有有志于学术事业的人来说尤其重要。这几年在教学之余，我也常常听到研究生们的苦恼：无法准确掌握学科发展的前沿，对于未来不好定位。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关键的一点是他们没有清晰把握本学科的发展脉络以及当下的边缘学科和诸多分支学科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中可能蕴含的变革。我本人就曾花过一些时间琢磨我所在学科面临的问题以及可能的出路，虽然还不能说完全准确判定某一领域的发展机遇与前景，但至少在研究方向的选择与精力聚焦上，还是有显著帮助作用的。比如，王教授对于管理科学引文信息的可视化分析，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学科发展的很直观的视角，通过这种努力，至少可以提高自己的目标定位能力以及对问题的未来进行判断的眼界，相信这种能力对于每个从事研究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喜欢把这种努力看作是建构自己的知识地图，有地图的旅行与没有地图的旅行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这本书另一个出彩的地方在于，作者对学科发展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这些努力对于我们在自己从事的学科的发展进程中如何推动学科发展，具有巨大的启发作用，相信所有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科学知识体系的繁衍和扩张是没有止境的，包含在其中的管理科学的演进和发展也是没有止境的。该书在探讨了管理科学演进模式、机理、环境条件的基础上，从学科的视角提出推进中国管理科学发展的对策，包括培育精锐化的管理科学研究队伍、打造本土化的管理科学学术格局、建构均衡化的管理科学学科体系。最后作者把研究落脚点指向解决中国的问题，充分体现了一位学者对当下社会的关怀。
我一直在私底下与朋友们谈到这个话题：要想影响世界，必须先影响中国。如果中国你都影响不了，还谈什么影响世界呢？把中国的问题解决好了，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相信看过作者对管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演进章节的人会加深这种印象。这本书里凝聚了作者30年的研究精华，其中包含了很多原创性的观点与思路，这也是笔者目前见到的最为翔实与有力度的关于学科与体系发展的学术专著。我曾对自己的学生说，这本书看第一遍可以当成学科史来读，看第二遍的时候可以当成方法论来读，看第三遍的时候就变成了属于每个人自己的知识地图。
关于本书的作者也值得记录一笔。王续琨教授现在大连理工大学任教，他是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学学科的前辈学者，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师长。记忆中第一次见到王教授还是2001年到大连理工大学开会的时候，后来在相关学术会议上见过几面。王老师为人谦和、热情，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学者，虽然接触不是很多，但也在内心引为同道。从这本书的后记中我看到，这项研究源于王续琨教授2003年获得的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这本书是结项成果。在这项研究中，王续琨教授带领团队成员利用这项宝贵的资助，在项目实施期间和结题之后的10年间合计发表了46篇学术论文，3篇年鉴论文，并在课题范围内完成了9篇学位论文（5篇硕士学位论文、4篇博士学位论文）。暂且不论别的贡献，仅这份成绩单就是很令人震撼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结项报告成绩会比这个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强烈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加大对横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边缘区域研究项目的资助。
8.推开虚掩的暴力之门：谁是栅栏外的敌人———读左高山教授的《政治暴力批判》
这个世界最为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往往是我们最为陌生的事物。这是一种由熟悉带来的陌生，那些所谓的熟悉掩埋了澄明与晦暗之间的界限与鸿沟，导致人的认识始终处于一种模糊的游离状态，恰恰是这种境况，极大地阻碍了我们对政治生活中诸多现象的敏锐知觉，被动地处于麻木、冷漠与茫然无知的心境。暴力就是这样一个被有意或无意地严重遮蔽与涂抹的概念，暴力作为人类存在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心灵与生活？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很少被关注，或者被文化的错误表象所蒙蔽。前些日子，有幸读到左高山博士的《政治暴力批判》一书，读后有一种久违的感觉，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我与左博士的认识有些不同，但是这部著作所展现的很多观点在我内心中还是深以为然的，这也是近几年国内学人少有的学术力作。那么借着阅读这本书的契机，本人愿意简单谈一下个人在阅读中的一些体会以及自己关于暴力的一些思索，希望以此文与左君在智识上进行一场交流。
研究暴力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学术工作。之所以艰难，原因无外乎两点：其一，在我们当下的语境中，倡导和谐理念，导致研究暴力总有一丝与主流不符的敏感意味，需要研究者的极大勇气；其次，暴力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所致。毕竟暴力活动已经成为人类生存中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不论你是否喜欢，暴力总是存在的。再加上历史上各种学说的累积以及政治架构有意或无意的遮掩，有关暴力的言说与论述也就显得尤为庞杂与混乱。暴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诡异的事情，我们时常恐惧于暴力加之于己的伤害，又在无可奈何之时渴望暴力的最后解决，在这种矛盾心理的纠结中，暴力现象的深层本质却总是逃脱人们的视线，处于毫无悬念的搁浅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全方位梳理出暴力概念的本质就是所有论述的起点，也是政治哲学领域至为关键的工作。如果说政治哲学的天空下还有什么新鲜事的话，那么一定是对政治暴力的研究。
左高山博士这部著作恰恰是沿着这条思路线展开的，全书共分六章，导论部分以开阔的视野展示了当前有关政治暴力研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确定了本书政治暴力批判的研究路径，以及政治暴力对存在者存在的政治性剥夺这样一个宏观命题。第二章以厚重的篇幅梳理了政治暴力的观念史，这部分工作无论对于研究者来说，还是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都是意义巨大的，它展示了政治暴力观念历史发展的谱系图，通过这种概念考古学式的分析，一些晦暗不明的问题开始显现出来，思想的道路也在这种敞开中得以行进。第三章到第五章则按照从个人、国家到世界的逐渐放大的空间来展示政治暴力所呈现的不同样态，以及存在者的存在在空间放大性转换中所遭遇暴力的情形。第六章给出了本书的结论：通过理性的建构把“我们”的概念外延扩大化，将一直游离于栅栏外的他者包容进来，从而超越传统的“我—你—他”的认同架构，进而超越或者终结暴力才是可能的。这样的论证线索非常清晰，与人类的认知习惯相契合。
通常来说，研究政治暴力有两种路径，从宏观角度入手与从微观角度入手，这两种方式也是国内外常见的研究模式，其优缺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宏观视角适合于历时性分析，体现政治暴力所强调的集体状态；而微观视角适合于共时性分析，更能彰显政治暴力的结构性特点，通过个体层面的遭遇与表现透视集体层面的苦难与无序。这两种研究进路也是政治哲学的常规选择，本书令人惊喜的是，作者另辟蹊径，没有单纯按照这两种既定模式来研究政治暴力问题，而是通过对政治暴力下个体心理层面的反应的深入挖掘，把我们与他者的关系置于生存论的视角下进行解剖与分析。如果一种关于政治暴力的学说没有关注到个体在暴力影响下的心灵状态，仅仅划归到宏观层面的政治分析，那么关于政治暴力的研究将是无力的，因为这种集体形象掩盖了暴力在微观层面最为真实的剥夺与伤害，进而施暴者与受害者一同脱离了在场的快乐与痛苦，作为在时间中生存的个体在整体性框架的切割下，还原为一种无意义的构成要素，与暴力有关的真实个体感受消失了，暴力成为一种无对象的力的释放，进而导致政治暴力沦落为一种空洞的关于存在者存在的抽象形而上学，前些年流行于街市的各种关于暴力的观点与学说之所以被刻有时代特征的具体的人所抛弃，原因也在于此。毕竟这是一个正在启蒙的世纪，主体性意识以不可逆转的姿态正在快速地觉醒，没有任何理论可以忽视那些具体的你、我、他，这是一个通过破碎来还原整体的时代，我们更为关心那些卑微的、具体的、鲜活的存在者在暴力面前的命运，只有基于无数个体的真实感受，未来克服暴力才是可能的，这也是我对本书论证最为欣赏的地方。
顾名思义，政治暴力主要是指出于政治目的而采取的一种集体性行为，它的结构是群体与政府或者制度之间的冲突或者对峙。通常暴力作为最后的解决手段，是基于如下事实：当所有化解冲突的低成本策略都失灵的时候，高成本的暴力将作为解决问题的最有力手段，暴力迷恋的深层原因也正在于此。如果说在微观层面，政治暴力彰显了个体心理性痛苦，那么在群体层面则呈现为现世性的苦难。如果政治暴力发生于国家层面，关于政治暴力，我们更为关心它的合法性问题，一个缺乏合法性的政治暴力，将导致社会系统的瓦解，所有的人类历史都在展示这种政治暴力由合法到不合法的轮回。在更为宏观的国际层面，各个国家作为基本的理性单位，为自身利益博弈，导致在国际层面上由各个国家组成的世界实际上是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对于这个层面的政治暴力，它以战争形式来表征，对此，我们更关心它的正义性，而正义性与暴力一直是个很模糊的问题域，没有人知道正义的门把手在哪里。这也是经典的政治哲学难题。面对如此无法回避的困境，左君以高超的智慧充分挖掘思想史中的材料，对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愚夫隐喻”与古希腊柏拉图的“牧羊人”隐喻进行了大胆的解构，希望通过这种努力，化解无政府状态下克服暴力的理论出路。这种论证思路很漂亮，不过我认为还可以回到更为根本的问题上，即苏格拉底悖论上，即没有一个人愿意为恶，但这些人组合起来又培育了罪恶。问题出在哪里呢？其实，这个问题是典型的休谟问题，对个体的行为进行归纳，并不能必然保证结果为真，哲学家阿伦特曾认为这是由平庸的罪恶造成的。问题是，缺少反思是平庸者为恶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换言之，平庸一定会演变为恶吗？是否还需要一些我们尚不知道的条件？基于此，从个体到平庸的恶是没有必然的逻辑通道的。简言之，一个平庸的人不会平白无故地突然变成恶棍。如果我们承认德国哲学家彭费霍尔的观点，即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那么，即便如此，缺陷也不等同于罪恶。因此，阿伦特的回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我看来，也许问题出在人与人之间的结合方式上，因此，无论康德的世界公民也好，还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也罢，都没有关注到人和人之间的结合方式在其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如果把这种结合方式理解为制度，那么，政治暴力在不同制度之间又该怎样呈现它的秘密根基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