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科赫解决意识之谜的切入点在哪里呢？作为神经科学家，科赫的工作当然是意识产生的神经基础，即哪些神经细胞参与了意识的产生与活动。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很有创见的概念，即意识的神经相关物（NCC）。这个核心概念的提出构成了本书的主线，那就是通过实验找出足以引起特定有意识知觉的神经活动及其机制的最小集合。在科赫看来，意识的产生必须要有无数的生物学过程参与。这就涉及在研究意识的神经相关物时，必须把前提因素和特异性因素区分开来。所谓的前提因素是产生任何形式的意识都必须要有的营养条件和系统；而特异性因素则是产生某种特殊的有意识知觉所需要的要素。这种分类方式，既满足了对产生意识现象的共性因素的揭示，也满足了对特殊意识现象的说明。通俗点说就是找出哪些神经元以及哪些大脑区域参与了意识的形成，以及形成特殊意识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在此基础上探讨它们的活动规律。所有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当代神经生物学的实证研究成果。由于大脑功能众多，感觉输入器官也是多种多样，为了系统研究意识，科赫仍然沿用克里克的思路，从视觉意识的发生开始了意识的探秘之旅。之所以选择研究视觉意识经验，是由于最近三十年内，人类对于视觉经验的研究已经初步揭示了视觉意识产生的神经机制，很多相关成果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从一个歧义比较少的领域研究意识，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困境与争议，最大程度上清晰展现意识的神经生物学的产生机制。在这个过程中，科赫介绍了很多有趣的发现：如果初级视皮层（V1）毁损，那么人将看不到任何东西，但V1对视觉意识却没有贡献，因此，V1不是意识的神经相关物（NCC）的一部分。这个现象在生活中很常见，即你的眼睛视觉正常，能看到某物，却没有意识到它，所以说，“看”是很复杂的行为。另外，作者还通过对视觉意识的神经相关物的研究，提出了视觉从刺激到意识再到表征的完整链条，这些都为我们理解意识现象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说明。再有，作者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对我们常见的各类知觉缺失症患者的致病机理给出了很有想象力的阐释，比如失认症、盲视、癫痫与梦游等，这些都是未来认知治疗的理论基础。
这本书之所以一出版就得到业内外的高度首肯，是因为它提供了多种阅读切入点，充分满足了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本书言简意赅，通过阅读可以快速地对大脑、意识及相关现象有一个准确、清晰的把握，满足了普通读者获得知识的需要。对于专业人士而言，这本著作除了提供对意识问题的清晰阐释与介绍外，还可以在作者的论述中发现当下在此领域中存在的疑难问题，以及各种假说与争论的实质所在。比如该书作者对于绑定问题（bindingproblem）的探讨就是当今学界非常前沿的问题，所谓绑定问题，通俗地说包括两个问题：其一，由刺激引发的分布各处的皮质活动如何结合起来形成单一知觉？其二，怎样才能把这些活动与同时看到的另一种刺激所引起的活动区分开来？前者是哲学家们热衷讨论的话题，比如20世纪的马赫提出的“物是感觉”的复合命题，就是这类绑定问题的初级形式，而后者则是神经科学家们热衷的领域，比如德国神经科学家马尔斯伯格就提出用同步性来解释绑定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彻底解决，但是作者对这个艰深问题的各家之说给出了清晰的论述，从中不难发现科学前沿的信息。
笔者固执地认为，一本高质量的科普著作在传播过程中要实现两个目标：其一，为外行准确介绍知识；其二，为内行提供前进的线索。这本《意识探秘》很好地实现了这两个目标，它像一个知识的驿站，每个在此短暂停留之人，当再次出发的时候，已经不再迷茫，那个曾经神秘的意识黑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灰箱。治学之道，唯有润物细无声才是最高境界。
4.遭遇无聊：制造意义还是寻找意义———读拉斯·史文德森的《无聊的哲学》
前段时间读到一本有趣的书———《无聊的哲学》，作者是挪威哲学家拉斯·史文德森，这是我第一次读挪威哲学家的著作。书是谁写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书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状态：无聊。最近几年，我也时常被这种思想状态困扰，私下里通过观察发现，有这种情绪的人还真不是少数，由此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探究兴趣，结合自己的观察与思考有必要把无聊的话题深入梳理一下。
无聊，是一种很难定义的思想状态，在中国的语境里大多含有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之意，其实这样的说法过于表面化，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总是语焉不详。相反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无聊就要深刻得多。按照史文德森的定义，无聊，是指一系列不好的情绪状态与意义的缺失。由此，他把无聊划分为两类：情境式无聊与存在主义无聊。前者从古至今都存在，我们大家基于自己的经验都不会感到陌生，所谓“境由心生”是也，相对来说还好处理；而存在主义无聊则是现代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带来的一种必然产物，很难处理，从学理上说，它是对启蒙以降的进步观的一种反动。为了便于理解，我更乐意把无聊划分为表层无聊与深层无聊。表层无聊多与厌倦或过分熟悉有关，导致既有意义的褪色与失灵，相对来说，它的危害不是很大。难以处理的是深层无聊，它是人作为存在者在一个特定时代所遭遇的一种深层意义丢失，当存在者被畏忧烦等情绪裹挟，导致方向或者希望的迷失，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抛开个体性的偶发无聊不谈，作为群体性无聊的涌现，有其时代发展的必然性。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国家开始跨入后工业化社会，两个时代的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在社会范式转型与确立的过程中，都会出现意义丢失与缩减的现象，它的极端体现就是无聊感在社会各个层面以不同的形式扩散与蔓延。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聊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茫然程度的标志，它指涉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图像破碎的程度。每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总会伴着思想的困顿与精神图像破碎的两难困境。通过对人类近代思想史的考察可以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发达国家率先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之时，传统的思想观念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因而在当时的欧洲出现了尼采所谓的虚无主义与颓废主义思潮的蔓延。而到20世纪中叶以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毁，以及科技旁若无人的发展，导致启蒙的神话破灭，50年代后期在美国兴起的“垮掉的一代”的思想反叛，恰恰是一种精神图像转换的界标，由此，我们看到犬儒主义在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复兴，并迅速向后发展中国家扩散。在分析由这三种思潮引致的无聊中，需要对这三种不同来源的无聊的特点进行一些分析。从学理上说，这三种思潮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关系，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形式，而颓废主义则是理性的选择。由此可以推论出，基于三种思潮而来的无聊在表现形态与内在机理上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处理起来需采用不同的措施。
无聊状态的存在，彻底否定了自启蒙运动以降就存在的一个假设：进步是单一的、同质的过程，随着科技的进步，整个社会从人的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都将同时进步。事实证明，由科技带来的物质进步是显著的，但并不能保证人的精神生活也会按同样程度进步。人类在科学兴起的这四百年间，见证了物质与精神逐渐分裂的矛盾过程。无聊的产生，在我看来，就是因物质的进步速度远远超越于人的精神生活的进步速度而导致的一种“意义赤字”。换言之，人类精神生活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物质生活的进步速度，由此带来了人类思想的提升远远落后于物质繁荣的困顿状态，进而思想被物质奴役或者异化。在当下，劳动在造就物质进步的同时，也在快速地再生产着思想与精神生活的贫困化。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人的异化，其实，这样说来还是有些空洞，思想与精神生活的贫困让人类的自由开始缩水，无聊使自由成为泡沫。人，再次沦落为一种无命运的人生，这也许就是无聊带来的最为棘手的问题。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处于比较同质化的时候，群体的思想状态也趋同，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群体之间思想差异并不是很大。相反，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阶梯分布状态时，其群体的思想状态就处于一种严重分裂状态。反观中国当下，各地的发展水平是严重不平衡的，既有与国际接轨的大都市存在，又有落后一个世纪的贫乏地区，还有广大中等发展程度地区，这就决定了中国在迈向新时代的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主流思想与个人精神生活图像分裂的状态。曾经的乌托邦以它虚幻的完美与现实生活的丑陋渐行渐远，反而加速了社会整体的无聊进程，不同群体之间在对未来以及价值判断上呈现出诡异的一致，希望与失望之情在中国来得尤其猛烈。
在以前的论述中，笔者曾将中国人当下的精神生活图像粗略分为三类。中下阶层由于收入分配的制度性不公、上升渠道的日益狭窄以及对未来预期的失望，普遍弥漫着虚无主义的思潮，群体心理呈现出既无力改变现状又焦躁不安的顺其自然，这种无聊感像流感一样在社会底层快速蔓延。中产阶层及官僚阶层普遍流行颓废主义与犬儒主义，尤其是知识阶层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颓废主义，这是对意义缺失状态的一种消极抗争，而资本精英与政治精英则流行犬儒主义，以玩世不恭的方式应对意义缺席后的生活。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政治的晋升渠道反而是晦暗不明的，想不犬儒、想不虚无都不成，否则后果很严重。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推论，我们可以说，这三种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图像的最终发展结局都无法逃脱无聊的窠臼。对于公众来讲，蔓延的虚无主义思潮已经让很多人对人生产生强烈的无聊感，这种无聊是一种情境式的表层无聊，只要给这个群体重新树立一个公平的环境，以及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无聊感是可以消除的。困难的是那些颓废主义者与犬儒主义者所遭遇的无聊感，那是一种与精神生存直接相关的深层无聊，它事关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判断，处理起来就要困难得多，因为这一阶层的人关注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意义缺乏。至此，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面对汹涌而来的庞杂的无聊感，我们是制造意义，还是寻找意义？它事关解决无聊感的具体措施与路径选择问题。
制造意义与寻找意义的区别主要有两点。首先，制造是一种创造性行为，是全新的；而寻找则是搜寻的过程，即从已有的资源中寻找适合当下情况的方法。如果我们把无聊看作是一种新出现的社会疾病的话，我更愿意把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新方法而不是老药方上。其次，对于社会有效运行来说，制造意义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而且不确定，而寻找意义虽然后果也不确定，但至少成本比较低（社会接受与认同成本要比前者少许多），社会运行阻力也比较小。目前国内推行的文化复古主义，可以看作是从已有的文化资源中寻找应对当下意义缺失的一种尝试。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整个社会接受与认同的成本比较低，不过客观地说，对于它的效果我并不看好。毕竟造成今天人们思想中的无聊感的因素是我们古代所缺乏的，我们今天的生活所遭遇的复杂程度是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希望用一些旧的精神图像来应对今天的思想危机，实在有些牵强。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是寻找意义，也要把视野放宽一些，不能仅仅历时性地局限在我们自己的一些思想资源上，而应该共时性地吸收不同国家的思想资源，这种寻找才是有意义的，也是有疗效的。我本人更喜欢选择通过制造意义的方式来克服当下蔓延的无聊感。虽然制造意义要比寻找意义困难得多，但是制造意义更有时代感，能够准确把握时代问题，从而保证开出的药方不至于无的放矢，同时，制造意义本身也是克服无聊的一种方式。毕竟人的存在是一种开放性的生存，寻求超越与审美化的生存恰恰是人发自本能的一种力量。而超越正是一种制造意义的过程，在超越过程中，意义得以彰显，与人有关的自由也得以澄明。通过制造意义来克服无聊感这种途径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意识形态障碍，这种障碍使得意义的制造过程充满变数。因此，我们看到了一种很荒谬的现象———来自不同背景的无聊都转化成一切向钱看的洪流，以世俗的中性姿态冷漠地宣告：再见了，崇高！形而上的追求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笑柄。这种差异的抹杀预示的前景是令人担忧的，即所有的无聊感都找不到出口，底层彻底没有未来，中层看不到未来，上层挥霍未来。就个体经验来说，未来是与人们心理预设的希望相关的，就这样，未来与希望一同在我们的眼前消失了。寻找与制造对于那个遥远的意义来说都是未知的，而追求金钱恰恰可以起到吗啡一般的短暂刺激兴奋作用，虽然无法保证长期的目标，却可以化解短期的无聊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社会的向钱看，恰恰是对于克服无聊感的别无选择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