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纳兰性德词。 纳兰性德（1655~1685），满人。论词崇尚李煜。词以小令见长，清人令词，无出其右。擅长白描手法，自然流动，无雕琢之病。他的好友顾贞观与他感情契合，词风相近。
4. 张惠言与常州词派。
康乾年间，词坛主要是朱彝尊、陈维崧。到了清中叶嘉庆年间，张惠言、周济等人以风骚之旨相号召，遂兴起了常州词派。张惠言（1761~1802），江苏常州武进人。论词反对靡丽，取法风骚，注重比兴，强调寄托。他的后继者周济，论词比张惠言更进一步，主张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前一句是说词要有寄托，后一句则说寄托又不要过于直露，以隐约含蓄为佳。常州词派对于近代词坛，影响甚大。
清代戏剧和诗文
清代戏剧
杂剧传奇，元明最盛；到了清代，戏剧创作产生了新的特色：一是涌现出一批专业性的剧作家，他们开始有组织地进行带有共同创作性质的集体写剧活动。二是加强了戏剧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在戏剧创作中反映当时的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三是戏剧创作与舞台演出的实际，进一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四是戏剧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更加系统化、深入化。
清代初期戏剧作家有吴伟业、尤侗、朱素臣等，成就比较好的是李玉。尤其是他与朱素臣等人集体创作的《清忠谱》，把市民的政治斗争搬上舞台，反映社会生活十分广阔和生动，这在中国戏剧史上是空前未有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渔，他不仅是一个剧作家，创作了10部传奇剧；而且在戏剧理论上很有建树。他在《闲情偶寄》中，集中篇幅，从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等六个方面，系统而又全面地阐述了戏剧创作的方方面面，站得高，论得深，着眼全局，有宏观意识，总结出一些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将我国的戏剧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清代康熙年间，出现了两部著名的戏剧作品：洪升的《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一南一北，交相辉映，誉满天下，轰动一时，世称“南洪北孔”。
我们主要概括说一说这两部传奇剧的一些共同点：
一是两剧的作者都是诗人兼剧作家，诗词曲赋方面功力深厚；又都与当时的名流学者交往甚密；他们都比较尊重历史，对唐朝的“安史之乱”和南明遗事，都各自有自己比较进步的美学观点。
二是剧作中所描写的都是“一代兴亡”，作者感受到亡国之痛，有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
三是两剧的作者在剧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对统治阶级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对民生疾苦表现了关切之情，对剧中的小人物的优秀品行进行了肯定和称赞，这些都体现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和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
四是两剧都是通过男女爱情来写重大的政治历史题材，爱情描写曲折感人，政治的表现也发人深省。
五是在艺术的表现上，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语言的运用上，都各自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一起体现了清代文人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
在总体风格上，《长生殿》更富于浪漫主义精神，喜剧气氛更浓一些；剧中主人公虽然死了，但“精诚不散，终成连理”，在月宫团圆。而《桃花扇》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悲剧。
清代诗文
清代初期的诗歌，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等人为代表。他们由明入清，不忘故国，保持了可贵的民族气节。
顾炎武主张以经世致用为学，在《日知录》中倡言“文须有益于天下”，“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也，曰明道也，纪主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黄宗羲也主张：“诗以道性情”，“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所以，他们在诗歌中表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和“身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顾炎武《秋雨》）的志向、“壮士匣中刀，犹作风雨声”（王夫之《杂诗》）的豪情。他们的诗歌往往发掘现实性极强的题材，围绕民族矛盾这个重大主题，反映当时时代的爱国情绪，取得了超越前一个时期的新成就。如顾炎武的《精卫》、《海上》等，黄宗羲的《感旧》、《山居杂咏》等，王夫之的《读指南录》、《杂诗》等。
此外，清初的遗民诗人还有吴嘉纪、杜浚、归庄，以及“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隐、梁佩兰等，他们的诗中表现了十分可贵的民族气节，是鼓舞人心的正气歌。
到了康熙中后期，民族感情日渐淡薄，人们开始潜心于诗歌理论，主要有：
一、 王士祯（1634~1711）的“神韵说”。其观点是强调“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以清淡闲雅的风神韵致作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影响最大。
二、 “宋诗派”。与王士祯推崇唐诗不同，查慎行、宋荦、厉鹗等人则推崇宋诗，以苏轼、陆游为榜样，人们称之为“宋诗派”。
三、 乾隆年间沈德潜的“格调说”，主张从声律格调上学习古人：“诗贵性情，亦须论法。”风格上强调温柔敦厚，提倡儒家“诗教”。
四、 袁枚的“性灵说”。袁枚反对复古主义，自称：“两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推崇萧子显“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观点，主张诗歌应该抒发自己的胸臆，不能死守音律格调，反对以学问为诗。他的《遣兴》诗写道：“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性灵说”的倡导，对当时埋头故纸堆、专以学问为诗文的乾嘉学派，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和打击。
在乾嘉时期的诗人中，未沾染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风气、能够自成一体、自标风采的一个作家就是郑燮（1693~1765）。郑燮号板桥，能诗、工书、善画，时称“三绝”。他的题画诗很有名，如《潍坊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的数篇“家书”，被人们誉为“不可磨灭文字”。如他在《家书》中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苦其身，勘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吾辈读书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作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
真是一声断喝，声震寰宇；千古真理，不可移易！这种尊农贱士的观点，虽然亦稍失偏颇，而且也不是自郑燮始，但不仅在当时的封建士大夫中是难能可贵的，而且至今仍然闪射着真理的光芒！
后记先秦神话和诗歌后记这是一本讲稿。是我在中国科学院李佩老创办的“中关村专家讲坛”上，为以中科院老专家、老院士为主要听众所作的“中国文学史”讲座的讲稿。李佩老是一位十分令人尊敬的老者，当年已八十多岁，精神矍铄，精力充沛，每周风雨无阻，为讲坛呕心沥血，忘我利他，无私奉献，德高望重；她让我去讲，我当然遵命。从2003年秋风里，到2008年春光中，每年两次，每次两个多小时，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一直讲到隋唐五代、两宋金元。因为另请我的老师沈天佑教授专门讲《红楼梦》和《聊斋志异》，所以明清部分当时我就没有讲。这次出书，出版社考虑到中国文学史的完整性，建议我补上明清部分，希望能提要式地讲一下明清文学的主要内容即可。此建议甚佳，我欣然从命。——于是就有了这一本小书。
因为是讲稿，所以得讲中国文学的一些基本线索和一般知识；书中当然也有我自己对中国文学的一些理解、有对古代优秀作品的心得体会、有自己的即兴发挥和随意议论，或许能对读者有所启发和教益；但总的说来，这不能算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因为是讲稿，又是多年中虽连续、但是陆陆续续讲的，所以其中难免有重复的地方，难免有拉拉杂杂不够精炼的地方，敬请读者见谅！
在本书出版之际，首先，我要对今年已经95岁高寿的李佩老，表示最崇高的敬意——这薄薄的小书，就算是我献给她老人家的一份寿礼吧！
其次，我要对当年每次为我的讲课录音并进行整理的颜基义先生、任知恕先生，以及录入文稿编辑成册的许大平女士、李伟格女士、金和女士，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为本书的出版问世所付出的辛劳！
再次，我要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韩建民社长和刘佩英副总编辑，他们对这本小书的出版投入了特别的重视和关注。
同时要感谢的是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苏少波先生，他为本书的编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倾注了自己的才智和心血。除精心核对原稿、引文外，他还给每一章选了一句精彩的诗句作为题目，选了一篇或者一段精彩的诗篇或文句作为题记，并请美编朱懿先生在每一章之前各选了一幅精彩的配图，这些都给小书增色不少。特别是苏先生取中唐诗人孟郊《登科后》诗中名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后一句作为书名，窃以为他的潜意，在于称许我的系列讲座带领听众赏尽了中国古代文学园地里姹紫嫣红的百花——以此名句为书名，起到了画龙点睛之妙用。为此，我由衷致谢！
真是岁月如流啊！记得最早去“中关村专家讲坛”讲课，还讲过“中国古代交友之道”、“中国古代楹联艺术”、“唐诗欣赏”等几讲，加上“中国文学史”十多讲连续六七年，前前后后一共有八九年之久。时神一晃，这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也从当年年方半百到今天已经年过花甲了。人生感慨，感慨人生，这让我想起宋代词人陈与义《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词。词曰：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词中“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句，历来为人们所击节称赏。宋人张炎在《词源》中称赞这两句：“真是自然而然。”清人刘熙载的《艺概》评价这两句在全词中的妙用：“‘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此因仰承‘忆昔’，俯注‘一梦’，故此二句不觉豪酣，转成怅悒，所谓好在句外者也。”古人于“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我在“中关村专家讲坛”上春秋数载，讲得投入沉醉，大家听得投入陶醉，想来也有点“春花秋月里，沉醉不觉醒。十年弹指过，倏忽到天明”的味儿——古人先得我心，亦令人不胜怅悒也！
程郁缀
2013年五一节于北京大学静园一院银杏树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