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这一理论支撑点，我们可以说，“春晚”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搭建了一个“心理事实”的虚拟化平台。人们欣赏春晚，除了一般的审美原因之外，还有更深一层、更隐蔽的潜在心理需求：即寻找归属和认同，在“春晚”中感受自己作为“中华民族”这大家庭成员之一的真实的生命感受，在歌舞、小品等这些文艺形式中感受到一种民族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这也正是为什么“年年难办年年办，年年不满年年看”这种“春晚情结悖论”现象存在的理由。“春晚”所表现的各类语言符号，正是联结“中华民族”这一“想象中的共同体”的纽带。恰如安德森所说：“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的裙带。”（《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p.125）正是由于“春晚”，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的存在”，变成了一种“事实的存在”，一种以歌舞、小品、曲艺节目等形式出现的实实在在的存在，清晰可见。“春晚”是一种特殊的传播现象，据统计，2004年全国约有5亿多观众同步收看了春晚。安德森在谈到报纸作为联结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媒介时说：
我们知道，特定的早报和晚报绝大多数将会在这一刻和另一刻之间，只在这一天而非另一天被消费掉。这个群众仪式的意义——根据黑格尔的观察，报纸是现代人晨间祈祷的代用品……每一位圣餐礼的参与者都清楚地知道他所奉行的仪式在同一时间正被数以千计（或数以百万计）他虽然完全不认识，却确信他们存在的其他人同样进行着。更有甚者，这个仪式在整个时历中不断地以每隔一天或半天就重复一次。我们还能构想出什么比这个更生动的世俗的、依历史来记时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形象呢？与此同时，报纸的读者们在看到和他自己那份一模一样的报纸也同样在地铁、理发厅或者邻居处被消费时，更是持续地确信那个想象的世界就植根于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就和《社会之癌》的情形一样，虚构静静而持续地渗透到现实之中，创造出人们对一个匿名的共同体不寻常的信心，而这就是现代民族的正字商标。
与报纸这种传播方式同理，5亿之多的观众在同一时间收看同一节目的壮观景象，就是“想象的共同体”进行表演的最佳舞台。实际上，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所谓“想象的共同体”涉及的是民族或群体心理学的问题。所谓民族心理或群体心理，是社会心理学建立之初研究的主要对象。19世纪，直接为社会心理学的产生做了理论和方法上准备的，是两个欧洲的学术群体：德国民族心理学和法国群体心理学。
著名德国心理学家冯特曾把“民族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用20年的时间，写成十卷本《民族心理学》，在冯特笔下，个体心理学是研究“民族心”这种集合精神的基础，与个体心理构成要素想象、感情、意欲相对应，“民族心”构成要素是语言、神话、习惯，民族心理学即是对语言、神话、习惯发生、发展原理的研究。其后，法国群体心理学家迪尔凯姆（B.Durkheim，1858～1917年）提出，在社会心理中，存在着一种“集合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这个概念是指群体所共有的经验或体验在想象和记忆中再现为社会事象，换言之，是群体共有的社会生活或经验的心理象征。他认为，表象有两类，即构成“个人心”的表象和构成“集合心”的表象，后者集合表象是前者个人表象的复合物，而个人表象是感觉的化合物；集合表象是集合性作用的产物。一经产生，即是社会事实、社会心，是许多精神相互作用的产物，而非由单一个人所能产生的。进一步说，集合表象是无数人观念、情操等联合、统一和结合的结果，它储存着数世代的知识和经验，因此，它比个人表象更丰富，更复杂。
当然，在此方面成绩斐然的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G.Jung），他创造性地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说法。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与个人无意识不同，它的存在并不取决于个人后天的经验。集体无意识是一个储藏所，它储藏着所有那些通常被荣格称之为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s）的潜在的意象。这些意象是人从他的前辈那儿继承了的。这种意象的继承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有意识地回忆或拥有他的祖先所曾拥有过的那些意象，而是说，它们是一些先天倾向或潜在的可能性，即采取与自己的祖先同样的方式来把握世界和做出反应。简单来说，集体无意识实际上是人类文化通过一代代人遗传而形成的、在群体生活的深层起作用的无意识现象，它和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分不开。荣格认为，从个体出生的那一天，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就给个人的行为提供了一套预先形成的模式，而后天经历和体验的东西越多，所有那些潜在意象得以显现的机会也就越多。教育和学习越丰富，也就越容易使集体无意识在各个方面得以个性化。恰如一首歌所唱道：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
而这首歌正是在“春晚”上唱响，最后走红，目前，它已经成为一种“民族心”和“集体无意识”的醒目符号。基于这种原因，春晚的路还要走下去。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它的特殊性无可替代，除了它，我们似乎也没有其他选择。一位思想家曾经说过：“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窃以为，看待“春晚”现象，破解“春晚悖论”，亦应作如是观——“春晚不是最好的形式，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形式”。
三十、后小泉时代的“耻感文化”——民族文化心理的视角
先看一看2007年左右安倍内阁在“慰安妇”问题上出尔反尔的表现。
历史学家们称，至少有20万亚洲妇女，于1930年至1940年期间，在日本设在全亚洲的军事妓院里服务。1993年8月4日，时任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发表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结果，承认“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严重伤害了许多妇女的名声和尊严”，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此即“河野谈话”，基本代表了此后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官方口径，也是此后日本在这一问题上的官方立场。2006年10月，安倍晋三曾公开表示在慰安妇问题上继承河野立场。2007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决议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军妓问题并道歉，一些当事妇女出庭作证，描述了被战时的日本当局俘虏，作为“慰安妇”遭到不断的强奸。同年3月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及一些执政党议员以“没有证据”为借口，企图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史实。美联社报道说，作为对美国国会一项要求日本领导人在“慰安妇”问题上“正式承认、道歉并承担历史责任”的决议草案的回应，安倍狡辩说，“事实上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强迫行为”，因此“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强迫的定义”。同日，据《读卖新闻》报道，以日本前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为首的部分自由民主党成员也以“没有发现文件记录”为借口，辩称“军队和官方没有绑架”妇女充当“慰安妇”，怂恿政府改写相当于官方道歉的“河野谈话”。这些议员称“河野谈话”有损日本形象，“招致对事实的误解和对日本的恶意批评”。据英国媒体报道，3月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议会成员说，“我必须说，即使这个决议已经通过，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将道歉”。安倍同时也重申，日本政府认为美国的决议包含着事实上的错误（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一石激起千层浪，而就在安倍此举招致邻国的一致抗议和谴责之时，3月12日，媒体又报道说，安倍晋三11日上午在日本NHK电视台的节目中说，他“由衷地”向心灵受到创伤的“慰安妇”表示道歉。安倍在节目中表示，日本政府继承“河野谈话”，这是一贯的立场，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和桥本龙太郎都给“慰安妇”寄了（表示道歉的）信函，他的心情也完全没有变化，他“由衷地向当时心灵受到创伤、饱受艰辛的‘慰安妇’表示道歉”（《人民日报》2007年3月12日第10版）。这不由让人松了一口气。
可是3月14日，又有了新情况：日本媒体辩称美众议员之所以紧咬慰安妇问题，是因为曾接受华裔人士大量捐款。日本《产经新闻》3月15日报道，“14日获悉，在美国国会中紧咬慰安妇问题不放，积极敦促通过声讨日本决议案的众议院议员麦克·本田，在此前的选举中对有中国背景的政治捐款的依赖超乎想象。捐款名单当中，与中国政府直接相关的在美反日团体的多位干部赫然在列。本田议员呼吁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更是与这个团体密切相关”。《产经新闻》还以《本田议员体现浓厚“中国色彩”》为题，极力寻找“外部理由”以冲淡“慰安妇”阴影，其云：
在美国议会推动“慰安妇”问题决议案的“主角”麦克·本田众议员，近日被发现曾大量接受中国反日团体“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活动家的捐款，其声讨和指责日本的行为也与该团体的活动方针“不谋而合”。“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对外公开的说法是1994年由海外华侨和华裔居民创建，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但实际上，这个联合会经常以与中国国内的公开组织共同主办的形式在中国频繁举行批判日本的研讨会，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
（载《参考消息》2007年3月16日第8版）
短短十余天，态度凡四变。作为一个群体，日本民族经常表现出来的一些极端矛盾相悖的暧昧心理与行为，重新引发了人们对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关注和思考。
所谓民族文化心理，是指某一民族历久积淀而成的深层心理结构，它具有普遍性、稳定性、无意识性及群体内部同质性，属于群体心理的研究范畴。
对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知识界已经有较为成型的概括，这就是著名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耻感文化”说。她认为，相对于西方的“罪感文化”而言，日本民族整体心理上具有“耻感文化”的特征，即荣誉和耻辱这一组范畴具有决定人行为的绝对权威。由于“耻”是出于外在的社会评价，而非内在的心灵自我拷问和自觉忏悔，所以构成了日本民族性格中的二重人格和诸多矛盾现象，而这些矛盾又构成了编织日本人复杂心理的纵横交错的经纬。菊和刀正好象征了这种矛盾。“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象征着细致入微的美感；“刀”是日本武家文化的符号，象征着尚武精神。本尼迪克特以《菊与刀》命名此书，象征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她指出，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在《菊与刀》中，她精辟论述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根本差别在于控制动力的一内一外：西方“罪感文化”主要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约束人的行为，日本“耻感文化”则主要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在“耻感文化”下，人的行为不是受内心罪恶感的约束，而是基于对“蒙受耻辱”的惧怕，其行为准则不是基于某种内在的自律的道德原则，而是基于外在的不固定因素。羞耻感将日本人牢牢地束缚在道德律令中，在日本人看来，知耻为德行之本。只有对耻辱敏感，才会实践善行的一切准则，“知耻之人”就是“有德之人”和“重名誉之人”的同义词。本尼迪克特说：“耻感在日本伦理中的权威地位与西方伦理中的‘纯洁良心’、‘笃信上帝’、‘回避罪恶’的地位相等。”同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对，日本形成了独特的“耻感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忏悔赎罪的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