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翻来覆去地想，不相信爸爸会有问题，她实在难以接受，终于鼓足勇气，去找了王明，她用共产党员的人格向组织保证，杨光华在满洲省委工作很能干，很有成就，大家也都拥护他。王明却说：‘他在满洲省委之前的工作你了解吗？他早就犯过错误了，你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不算长，要划清界限。’妈妈提出要见见孩子，王明回答：‘不要见，学习要紧还是孩子要紧？你还年轻，学习很重要嘛。’”
当年，冯咏莹见不着孩子心如刀绞，尤其到了晚间，她习惯性地伸手去轻轻地搂孩子，却搂不着，空空的。白白胖胖活泼可爱的儿子不在身边，她的心像掏空了一样，眼泪窣窣落下来。这孩子在跨越国境线时被棉被把小嘴捂得透不过气来，是死里逃生。千行万里，历尽磨难来到了莫斯科，却被一张无形的铁网死死地罩住，难以逃脱。自己和丈夫同在莫斯科，近在咫尺却仿如人间天上难相见。让儿子见到自己的父亲，让父亲看到自己亲生的儿子，给他起个名字，一家人骨肉团圆，怎么就像水中月镜中花可望不可即，成为了奢望呢？孩子才仅仅六个多月，还不会叫妈妈和爸爸，连个名字都没有取呀！想到这里，冯咏莹就觉得心里像灌满了铅块，堵得实在透不过气来。
莫斯科的幼儿园星罗棋布，太多了，儿子究竟被送到了哪一家幼儿园，冯咏莹人生地不熟，无从查寻。她在共产国际内部问了几个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都是不了解或不知道。
就这样，杨光华和冯咏莹唯一的孩子，从此杳无音信，下落不明。
冯咏莹被安排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八分校学习，那个年代的革命者组织观念特别强，尤其是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冯咏莹更是明白其中的道理，她马上去参加野营训练，然后全身心地投入联共党史、世界革命运动史、政治经济学、军事学、外语等学科的学习中。她如饥似渴地吸吮新思想、新知识，同时她也希望借紧张繁忙的学习忘掉烦恼和忧伤。
稍有空闲，她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拿出儿子的照片仔细地看，看完后小心翼翼地藏在身上，过了会儿，再又将照片拿出来看。
放下又拾起的是儿子的照片，拾起放不下的却是对儿子无尽的思念。
又到了中国传统的节日中秋节，冯咏莹幸运地分到了一块中国月饼。她默默地将月饼掰成两半，耳边响起了杨光华的声音：“这月饼，我们就每人吃一半吧，吃梨不可以分，这月饼可以分，合在一起就是圆的呀！”杨光华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夫妻近在咫尺，却被无形的铁网隔在了两个世界，变得遥不可及。月亮都圆了，什么时候人才能团圆呢？
冯咏莹伤感的泪水，悄然地滴落在被掰开的两半月饼上。
她原想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别的什么也不再去想，可是她真的做不到。对孩子和丈夫的思念，是她心中抹不去的印痕，注定挥之不去。
正在莫斯科被迫接受隔离审查的杨光华，与世隔绝，妻子和孩子的信息他一无所知，全都蒙在鼓里。他牵挂着他走后满洲省委的工作，焦虑地惦念着一年多音信皆无的妻子和孩子。他想写信，却不被允许，他心急如焚，焦急等待，等来的却是无休止的厄运。
由于杨光华在上海中央局担任组织部长期间，对康生和王明表示过不满，康生和王明对此耿耿于怀，伺机报复。康生和王明故意将杨光华隔离审查拖延了长达一年半的时间。期间，杨光华反复申诉，据理抗争，不承认强加在他头上的不实罪名。尽管如此，康生和王明还是以“笔记本泄密”事件为借口，将杨光华下放到斯莫林斯克省一个偏远小镇的纺织厂做纺织工，监督劳动。
1937年，杨光华被押解回到了莫斯科，康生和王明对杨光华的政治迫害变本加厉，加之苏联肃反扩大化，杨光华被苏联内务部以奸细、间谍的罪名判处5年徒刑。惨遭5年牢狱之灾后，受尽精神和肉体摧残的杨光华，又被流放到极度寒冷和荒凉不堪的北冰洋区域服苦役。
杨光华先被发配到乌黑达列沃尔古达的铁路建筑工地干重体力活，每天挖路基、扛枕木、抬石头，吃的是最低标准的黑面包，吃不饱没有力气干活，给的黑面包就更少。这样恶性循环，致使杨光华几次晕倒。
后来，杨光华又被送到森林伐木场，浩瀚的原始大森林，居民寥寥，人烟稀少，甚至没有地名，统称伐木场。这里伐木主要靠斧头和钢锯，杨光华和一个老犯人锯一棵五六个人合抱的大树，锯完了树，他已站不起来了。下工时，两胯像脱臼似的迈不动步子，躺在工棚潮湿的木板床上，全身的肌肉如刀割针刺般疼痛。
杨光华不断地鼓励自己，要顽强地活下去，不要倒下，不要生病，只要活着就有回到祖国的希望，就能洗清这不白之冤。
光阴荏苒，年复一年。
在苦难中煎熬的杨光华，也时常会思念妻子和从未见过面的孩子，可他觉得他和妻子、孩子分隔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第八分校学习二年后，1938年6月，冯咏莹回到了国内，辗转来到了延安。
长时间得不到杨光华的音信，杨光华生死不明，让冯咏莹感到很茫然。她听到有人说，杨光华失踪了，后来又听说杨光华已经死了，这让冯咏莹由失望变成了绝望。
冯咏莹只能开始新的生活，她在延安与汪小川结婚了，可是仅仅几年，汪小川有了新的爱人。1944年，冯咏莹与汪小川离婚。个人生活屡遭不幸、命运多舛的冯咏莹有些心灰意冷，她决定一生单身了。
1946年，冯咏莹从延安来到了哈尔滨，担任了东北烈士子弟学校校长。她把发自内心的母爱都献给了烈士遗孤，这些烈士子弟学生都亲切地称冯咏莹为冯妈妈。
1946年5月中旬，满城的丁香花如火如荼地绽放了，花红似锦，清香四溢。这时已在新四军的薛雯和同样是新四军战士的冯忆罗，从南方来到了哈尔滨，母女俩见到了已担任松江省政府主席的冯仲云。冯仲云派人找到了妹妹冯咏莹。分别了整整12年，历经战火硝烟的生死考验和天各一方的苦苦守望殷殷期盼后，一家人终于在哈尔滨团圆了。
12年前，哈尔滨乌云翻滚，暗流涌动。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和交通员薛雯夫妻双双遭到敌人通缉，急需转移。冯咏莹在哥哥的召唤下来到哈尔滨，接替了嫂子薛雯的工作。当时因情况紧急，见面匆匆，分别的话都没时间多说。一家人分成三地，天各一方，音信两茫茫。12年后，重相聚，哈尔滨已经解放，天是明朗的天，满城的丁香绚丽灿烂。冯咏莹望着12年来第一次见面的哥哥和嫂子及侄女，非常开心。她看到兄嫂已从青年变成中年，岁月改变了他们的容颜，禁不住感叹人生能有几个12年啊。兄嫂和孩子历经战火纷飞的生死劫难，又幸运地走在一起，团圆了。可是回望自己这12年，个人的情感生活，几乎是不堪回首。她的青春花蕊刚刚绽放，便遭遇了挡不住的严寒风霜的侵袭和摧残。在漫漫岁月中，她读懂了人生的无奈，也读懂了命运的多舛……
冯咏莹不愿也不敢再想下去了……
历来对妹妹分外关心的冯仲云亲切地说：“听说了你的情况，你很不容易，可是你都32岁了，总不能一直单身一个人啊！”
薛雯握住冯咏莹的手，笑着说：“妹妹，过去就过去，人生路还长着呢，咱们要往前看，我来帮助你找一位合适的对象。”
经历了第二次不幸婚姻的冯咏莹已然打算独身一生了，她深知最体贴她的哥哥和嫂子真心牵挂她的个人问题，她只能淡然地说：“随缘吧。”
热心的嫂子薛雯连续几次为妹妹牵线搭桥选择对象，冯咏莹却都没有动心，婉言推辞了。
1952年7月，担任松江省政府主席的冯仲云奉调进京，薛雯和孩子也随同移居北京。
依然单身一人的冯咏莹，满腔热忱、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
1954年，冯咏莹出任了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
当时东北烈士纪念馆文物、展品及烈士事迹都比较匮乏，冯咏莹组织了一个专门的挖掘小组，深入到东北抗联老根据地，整理和挖掘了一大批革命文物。同时，她又派出许多同志实地采访，把英雄的感人事迹公之于众。
2013年4月，笔者在哈尔滨找到了当年曾和冯咏莹馆长工作过的东北烈士纪念馆原馆长、83岁的王卫东，王卫东深有感慨地说：“当年冯馆长派出了研究部研究员到辽宁、吉林征集资料、采访老同志，搞了一大批资料。比如说魏拯民、***、李兆麟、赵尚志、赵一曼、陈瀚章等著名烈士的事迹，都是在这个时候撰写完的。老同志的回忆录，搞了十多本子300万字，两台打字机，从1957年开始打字，天天打，打了半年。这些烈士的事迹由东北烈士纪念馆出版，填补了空白，我认为这是东北烈士纪念馆工作的第一个里程碑。”
现任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刘加量，还曾专程去武汉看望过老馆长冯咏莹。2013年4月，刘加量对笔者说：“冯咏莹1954年到1961年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当馆长，6年多的时间，开创性地进行工作。1934年时，她曾经是满洲省委交通员，所以她把这视为第二故乡，她是带着深厚的感情忘我地工作的。这6年多的建树，为东北烈士纪念馆后来成为示范性展馆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作为老党员老革命的冯咏莹对工作呕心沥血，对同志充满亲情，她带着抗联老战士看病，为抗联老战士热心做红娘，帮助他们建立幸福的家庭。
当冯咏莹看到别人婚姻美满的时候，在欣慰之余，也会回忆自己的情感历程，初恋初婚的感觉，她是难以忘怀的。
思念犹如一根长长的丝线，扯不断，理不乱，却常常萦绕在她的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