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长的中东铁路，是当年中国通往十月革命故乡苏联唯一的一条铁路。赴苏的革命先驱除少数人坐船到海参崴再到莫斯科外，大多数人都选择走铁路。铁路和海路比，更方便也更节省时间。
各种反动势力绝不愿意看到这条铁路变成革命者来来去去的红色通道，变成传播火种的载体，他们将这条铁路严加看管，尤其是在边境地区更是戒备森严，虎视眈眈。
为了保证革命者往返的安全和红色之路的畅通，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共产国际在中东铁路沿线重要路段包括出入境口，建立了许多秘密交通站。
在云谲波诡的严峻形势下，隐蔽战线的同志们与敌人冒险周旋斗智斗勇，协助和护送革命者出入境，为此甚至付出了生命。
当年分布的秘密交通站可谓是星罗棋布，如今大都旧址难寻。至于人和事，早已湮灭在岁月的沧桑中。
历经多年的挖掘和寻访，笔者终于找到了一些当事人的后代，将那些遥远模糊的往事，渐渐梳理得清晰起来。
2012年6月，盛夏的北京，笔者已经是第三次来探访有着中俄两国血统的张秀华、张忆伟和张道滨三姐弟了，随着他们深情而生动的讲述，他们的中国父亲张宗伟和俄罗斯母亲阿格罗芙娜的感人故事，如卷起的连环画般被慢慢展开了……
俄罗斯，赤塔郊区的聂尔欣斯克村，是一个普普通通很幽静的小村庄。
1920年的秋天，村苏维埃主席家，组织上送来了一位中国伤病员，他就是苏联红军华人支队的政委张宗伟。张宗伟是为捍卫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浴血奋战而负伤的。当时正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外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入侵，内有白匪军遥相呼应，企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村苏维埃主席的妹妹阿格罗芙娜主动帮助工作很忙的哥哥来悉心照料前额负伤的张宗伟。每次换药，她都分外认真而小心。当她为张宗伟前额缠绕纱布时，她的手都有些微微发抖，而且还会温柔地说：“你疼吗？忍一忍，上了药就会好些了。”张宗伟疼得脸上渗出汗珠，却还是硬撑着，并微笑说：“不疼，没事，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这种坚强打动了26岁的阿格罗芙娜，她一边为张宗伟的额头缠绕纱布，一边用羞涩的目光悄悄打量这位英俊而勇敢的中国人，心想他多了不起啊。二人渐渐熟悉起来，变得无话不说。阿格罗芙娜知道了张宗伟17岁就从中国山东贫苦的农民家庭出来，到海参崴来做工谋生。十月革命时参加了苏联红军游击队，转战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地，他到过列宁格勒、莫斯科，见过列宁，在战斗中他带领华人支队屡建战功。
当时苏联国内是战火不断，又赶上自然灾荒，百姓生活很拮据。阿格罗芙娜想办法弄些好吃的，自己不舍得吃一口，都用来为张宗伟补养身体，对张宗伟照料得是无微不至。
爱情的种子在阿格罗芙娜心中悄悄发芽，爱的情感也叩醒了未婚的张宗伟诚实的心，二人相爱了。
为了不暴露身份，1921年春天，在草长莺飞白桦林泛绿的时节，彼此相爱的他们转移到一江之隔一个名叫阿罗棋的村子，在那里漂亮温柔的俄罗斯姑娘和英俊阳刚的中国男子汉结了婚。
在阿格罗芙娜的精心护理下，张宗伟伤口痊愈了，他对新婚的妻子疼爱有加。生活一直处于动荡，以前没有想在异国他乡安家的张宗伟已经是三十多岁了，现在他遇上了纯朴可爱又美丽的心上人，他暗下决心要为阿格罗芙娜当一把遮风挡雨的保护伞。
婚后不久，新娘听到了噩耗，由于表亲告密，最亲爱的哥哥被反扑回村的白匪杀害了，阿格罗芙娜扑到丈夫的怀抱痛哭不已，张宗伟同样十分悲伤。他劝慰妻子说白匪的反扑是暂时的，胜利很快属于苏联人民。
张宗伟还紧紧拥抱着妻子，为她擦拭着眼泪，并发自肺腑地说，我会保护你一辈子的。阿格罗芙娜觉得丈夫温暖宽阔的肩膀是她今生今世可依傍的靠山。
正如张宗伟所预料的，苏联很快就打垮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进攻，自然灾荒也远离而去，人们开始过上了稳定而幸福的生活。
夫妻俩居住的阿罗棋村，依山靠水，土地很肥沃，战争结束了，张宗伟没有返回苏联红军部队去评功评奖，去要求组织上安排好的工作，而是默默地干起了小时候在山东农村种地的老本行，起早贪黑辛勤耕耘。妻子忙完家务，常来地头紧随其后，帮助丈夫侍弄长势喜人的庄稼。
远山如黛，流水淙淙，田园如画，人在景中，景伴人行。
阿格罗芙娜望着高大魁梧的中国丈夫，感觉虽然二人国度和民族乃至肤色都不同，但她是幸福的。幸福其实是无遮无拦的，它没有围墙，没有国界，就像朗月悬空，就像山坡上静静地吐着芬芳的花，幸福只需要一颗没有蒙尘的真心，需要一双没有偏见的眼睛。
心心相印的夫妻俩不久就有了自己的孩子。
1929年春天，张宗伟告别了长期生活和战斗过的第二故乡苏联，带着全家人回国，从满洲里入境，走中东铁路来到哈尔滨。
当时哈尔滨正处在封建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百姓生活水深火热。抛弃了苏联稳定而幸福的生活，阿格罗芙娜没有后悔。为了和丈夫不离不弃，她还加入了中国的国籍。
1931年，共产国际把张宗伟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党组织，张宗伟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由沈阳迁至哈尔滨，张宗伟担任了中共满洲省委的交通员，他们住在南岗区儿童公园附近地下室的家，也成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满洲省委还在这里办过抗日军事训练班，抗日将领李兆麟、赵尚志、周保中、冯仲云等都在这里学习过。
当时满洲省委同上海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保持着联系。1933年秋，负责这项工作的交通员不幸被捕，省委决定让机警能干又擅长俄语的张宗伟接替这项工作。
张宗伟装扮成商人，以到外地跑买卖为由，奔走于哈尔滨与俄罗斯赤塔之间。因他对苏联的情况很熟悉，又在赤塔生活过，在满洲里出境时，很容易“蒙混过关”。同时，他又奔走于哈尔滨与上海之间，有时还要去大连、山东传递文件。他成为了漫长的中东铁路上的常客，奔波往返于中苏之间，传递和交换着满洲省委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的重要文件和信息。如此重任，考验着张宗伟的勇敢与智慧。
无论是到上海或是赤塔，沿途都关卡重重，他必须巧于周旋，随机应变。比如到上海要从东北走，途经华北，再到华东。这时日寇已对东北实行血腥统治，华北有地方军阀势力盘踞，上海则处于蒋介石政府的控制下，从黑龙江到上海，沿途盘查极严。
又要准备到上海去了，夜色越来越暗，孩子们都熟睡了。阿格罗芙娜在帮助丈夫装文件，她已经知道文件藏在什么地方比较安全了。张宗伟随身携带一只半旧的黄色藤箱，其秘密夹层可藏文件（这只黄色藤箱现陈列在哈尔滨烈士纪念馆）。文件都装妥了，阿格罗芙娜给藤箱里塞进几件刚刚洗过的旧衣服，把毛巾、肥皂和牙具放进去，还把摆在家里窗台上不怎么看的小说，扔箱里两本。
“这玩意儿，放里干啥？”张宗伟说。
“有坏蛋盘查，这也能帮你掩护呀。”阿格罗芙娜说完，又关心地凝视着不停咳嗽的丈夫说：“你有肺病，在外也别忘了吃药，处处当心，千万小心。”“我知道。”张宗伟边说边握住了阿格罗芙娜的双手。这双手曾经是白皙滑嫩的，现在却变得粗糙。这双手长年泡在水中，给别人洗衣服挣钱养家糊口。再看看妻子的脸，那曾经美丽动人的脸也变得有些憔悴，那双曾经清澈纯洁的蓝眼睛也平添了惦念牵挂的忧虑神色。妻子抛弃了在苏联较为舒适的生活，不远万里随自己来中国没有享到福而是遭了很多罪。这聚少离多的日子，让妻子带着孩子含辛茹苦在风雨中飘摇，自己曾经在心中许过愿要为妻子和这个家庭遮风挡雨，可是……
张宗伟想到这里，不禁心头一酸，将妻子拥在怀里，他要对妻子说些话，可是妻子用手轻轻捂住了他的嘴。丈夫要说的话，妻子全都在心中。
张宗伟又来到熟睡的孩子们跟前，逐个摸摸孩子们的头发和小脸蛋。他多么想常和孩子们在一起，给孩子更多的父爱，多尽一些父亲的责任和义务。他长眉毛下深邃的眼睛有些湿润，在敌人刀尖上穿行，吉凶难料，对孩子对家庭亏欠的真是太多了。阿格罗芙娜催促张宗伟该休息了，为远行的丈夫操着心的她彻夜未眠。
张宗伟上火车后一直没什么事，火车刚到山海关，不少军警突然上车搜查，怎么办？那些从苏联赤塔带回的文件还有省委的文件不能被敌人搜去。情急之中的张宗伟趁人不备将文件取出放在内衣里，又溜到厕所，将文件迅速地撕碎嚼烂吞到肚子里，回到车厢顺利通过了检查，到上海后他向党中央口述汇报了文件上的内容。
1936年春，正值日寇发动“七七事变”前夕，日伪强化治安，疯狂镇压反满抗日活动，对外来人员进行严密监视，稍有怀疑，便进行拘捕。敌伪特务机关集中的哈尔滨，白色恐怖笼罩全城，斗争环境越来越严酷。
这时，在哈尔滨道里炮队街（后来的通江街）108号平房新开了一家小铺，经营香烟糖果面包饼干日常杂货，小铺的“老板”头戴礼帽，身穿褐色大褂，他就是我们熟悉的张宗伟。
其实，这是我党的一个秘密国际联络站，负责人就是张宗伟。随着中共哈尔滨特委成立，张宗伟被派做“特委交通局外国人会见处”的工作。当时，我党与共产国际保持经常联系，这个国际交通站专门负责接送和掩护从国外来的同志。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回国的留苏学生，或从苏联开会回国的同志。这些人一经到哈，很容易成为日伪监视的对象，这个联络站就是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迅速转移他们。
有一次，协助张宗伟工作的国际联络站的交通员向张宗伟汇报说，有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同志，正准备来国际联络站接头，途中遇到了险情被敌人打伤后住进了市立医院。
张宗伟听到消息后，非常着急，可是隐蔽工作的性质，又不能亲自前去。思来想去，他只能委托妻子前去打探虚实。
阿格罗芙娜想办法借了一件白大褂穿在身上，手中还包了一个包袱，很快来到了市立医院。看门的宪兵怔了一下，欲上前阻拦，阿格罗芙娜用俄语说我是这里的护工，又指了指手中的包袱说，这是病人等着要换的衣服，边说边若无其事地走进医院。宪兵看是穿白大褂的女人，又是一位俄罗斯人，于是将信将疑，也没追赶。
进到医院后，阿格罗芙娜逐一推开病房的房门，仔细观察后，没有找到受伤的同志。
正有些焦虑和失望，阿格罗芙娜突然看见在医院走廊里面的角落，放置了一个白色的屏风挡住了去路，屏风的后面不时有扛枪的警察在晃动。于是阿格罗芙娜径直奔着这个方向走去，猛一推门，发现里面床上躺着一个伤势很重、沾满血迹的青年人。
警察拦住了阿格罗芙娜，厉声道：“已经和你们医院说过，这里是一位从苏联偷越过境的共党分子，不经我们允许不许进来。你怎么进来了？”
“我是新来的护工，想看看是不是需要我来护理病人。”
“不需要，赶快离开！”
就这样，阿格罗芙娜终于摸清了底细，她回来后向丈夫张宗伟详细诉说了情况，张宗伟迅速将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这位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后被哈尔滨地下党组织想方设法营救出来。
就这样，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张宗伟以食杂店老板的公开身份接送和掩护了很多从苏联开会或学习回国的同志，使他们安全地离开奔赴各地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张宗伟经营的小铺，后屋有个很大的地窖，地窖名义上是小铺存放各种酒类饮料等货物的地方，实际上地窖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空的，这是防备意外情况发生，特意为过往的同志留下的藏身之地。
形势越来越紧张，为防备万一，张宗伟与家人分住，户口也分开。张宗伟不让相隔仅两条街的妻儿来小铺，有时来了也要走后门或以顾客的身份出现。一有动静，张宗伟就让亲人们马上离开或买点东西走开。
在北京，张宗伟的二女儿，曾经在国外大使馆工作过的84岁的张秀华回忆到此处，禁不住含着热泪说：“到小铺见到爸爸都不让叫爸爸。我母亲在这方面非常严格，告诉我们要记住，不管谁问你们爸爸做什么的，就说不知道，或者说到外地去做生意了。”
连爸爸都不能叫，想念爸爸的女儿们当时很委屈，她们有时放学后到爸爸的小铺后屋去温习功课，即使在那儿睡着了，爸爸也总要把她们唤醒，送她们回家。
1937年4月15日，日寇在哈尔滨全城开始了大检查、大搜捕，对革命爱国人士进行血腥镇压，这就是历史上的“四·一五”事件。中共哈尔滨特委书记韩守魁叛变，使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国际联络站随时有暴露的危险。恰恰在此时，有一个隐蔽战线的工作会议要在哈尔滨秘密召开，包括满洲里、绥芬河等地交通站的同志都要赶来开会，张宗伟还是这次会议的召集人。党内出现叛徒，事出突然，张宗伟紧急清理了文件，并在小铺门前的墙壁上挂上了一把扫帚。外人看是小铺卖扫帚，而实际上这是暗号，告诉内部同志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