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却无衣可换，老穿着他们上船时的一套普通衣衫，显得与身份不符。他们又没法躲在舱内不出来，坐头等舱的客人，每餐必须到餐厅用餐，有两个客人在就餐时总是注视他们。
那两人听口音是天津人，看身份是商人。机警、沉着的周恩来、邓颖超在他们注视下神情自若，进餐时谈谈笑笑，就如同一对出门旅行的商人夫妇。回到船舱，邓颖超担心地问周恩来：“你看，餐厅吃饭时那两个天津口音的商人，是不是认出我们来了？”周恩来沉着地说：“沉住气，我离开天津八年，你离开天津三年了，现在我们的容貌打扮已经和我们当年在天津时大不相同，他们不一定认得出来。”邓颖超轻轻叹口气说：“这次偏偏走得匆忙，连别人好意借给我穿的衣服都没有带上。我们这身打扮跟头等舱的客人身份实在不相称。”
周恩来淡然一笑，说道：“事到如今，只能沉着应对，你我都演过戏，只要下决心‘演戏’，我这个古玩商人保险不露马脚，你这位太太可要配合好啊。”邓颖超点了点头。
轮船慢慢地停靠在青岛码头，允许乘客上岸，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走进市区吃了午饭，顺便买了几件像样的衣服，又买了青岛各种报纸带回船舱。这一次，又引起了日本方面安排在船上的密探的注意，一对商人夫妇为什么要买那么多报纸呢？
原来注视他们的操着天津口音的两位商人，不是寻常的乘客，而是日本方面的密探。这两位密探一直在暗中窥探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行踪。
轮船经过长途颠簸，终于到了大连。乘客们经过连续几天几夜的海上航行，早已对单一不变的海上景色感到厌烦，此时如同出笼的鸟儿纷纷拥上岸边。
在拥挤的人流中，正准备上岸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却被驻大连的日本水上警察厅派来的几个人挡住了去路。他们首先不停气地问周恩来：“你是干什么的？”周恩来沉着回答：“做古玩生意的。”“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一个留着东洋式小胡子的家伙，指着桌子上放着的一堆报纸气势汹汹地问。周恩来平静地回答：“在船上没事看看报纸，消遣消遣。”邓颖超灵机一动，在一旁插话说：“我先生也做股票生意，报纸上天天都有股票行情，我们不能不留意看啊。”邓颖超这句生意经的行话，让日本警察无话可说。
“你们到哪里去？”日本警察紧追不舍地问。
“去吉林。”周恩来坦然回答。
“到吉林去干什么？”
“去看舅舅。”周恩来从容地回答。
“那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几个警察站起来，不由分说，要带走周恩来。邓颖超紧张了，站起来说：“我也一起去吧。”
周恩来瞪了邓颖超一眼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这大概是误会，我一会儿就回来的。”
周恩来又对水上警察厅那个官员说：“麻烦你们帮我的太太找个旅馆，并请你们送她到旅馆先住下。”他又像个做惯大生意的阔商人那样，加上一句：“要大连最好的旅馆，我的太太最讲究卫生。”周恩来那副颐指气使的有钱商人的气派，一时竟镇住了那些日本水上警察。他们慌忙点头哈腰：“请放心，我们送太太到大和旅馆，那是大连最好的旅馆，是我们日本人开设的，卫生条件很好很好，太太一定满意！”
邓颖超无奈，只得强作镇静。望着周恩来跟着几个日本警察上岸，坐进一辆小汽车走了，她的心也随着周恩来而去。但她还必须装出阔太太受了委屈的样子，随一名警察上岸。警察为她要了一辆出租车。到了旅馆，要了房间，邓颖超焦急地等候着周恩来。她待在陈设豪华的房间里，坐在软软的沙发上，如坐针毡。
周恩来被带到日本水上警察厅，在那里，警察又详细询问了周恩来的出生年月，学历职业。
“你到东北究竟干什么？”日本警察眯缝着双眼问。
“去看舅舅！”周恩来平静地回答。
“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
“姓周，叫周曼青，在吉林省财政厅任科员。”
“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
“先生是留学英国的吧，把叔叔同舅舅分不清了。”
“我看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
“你看我像当兵的吗？”
那警官霍地站起，仔细查看周恩来的双手。那双手文雅修长，没有拿枪的痕迹。
看过周恩来的双手后，日本警官打开抽屉，取出几张卡片，翻来覆去地看，突然说道：“你是周恩来！”
周恩来泰然自若，坦然问道：“你们凭什么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和周恩来毫不相干。只是我舅舅姓周而已。”
日本警官实拿不出什么证据，也查找不出任何破绽，只好放走了周恩来。
时间真是难挨，两个小时刚过，房门一响，周恩来平安无事推门进来了。邓颖超高兴得正想从沙发上跳起来，周恩来用手在嘴唇上按了一下，示意她不要作声。只听周恩来大声说：“我可真累了，想马上洗个澡。你到卫生间放水吧！”然后他又低声说：“立即销毁接头证件！”邓颖超马上找出证件，到卫生间撕碎，投入抽水马桶，放水冲掉了。她又放了洗澡水，大声叫周恩来：“洗澡水放好了，快来洗吧！”周恩来进了卫生间，邓颖超指指抽水马桶，周恩来明白了，两人相视一笑。
后来，周恩来买了两张下午去长春的车票，登上火车后，发现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日本人用中国语同周恩来攀谈，实际这是跟踪他们的特务。周恩来在长春站要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要求交换，周恩来没有名片，但却装着去掏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很对不起。”说着，他又装出要去取小手提箱的样子，那个日本人连忙说：“不必了，不必了！”
汽笛长鸣，长春车站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很有礼貌地和那个跟踪的日本暗探告别。出站雇了一辆马车，在车上，邓颖超回头看看，小声说：“后边好像没有尾巴。”周恩来点点头，没有作声。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脱下西装，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接着又乘火车赶到吉林，他们是怕日本警察去吉林财政厅查问伯父有没有姓王的外甥，伯父回答不上来有可能出事。
周恩来从12岁起，就在东北伯父家上小学，以后上天津南开学校，也由伯父供养。周恩来对伯父很孝敬，正好也来看看老人家。他们在伯父家住了两天，刚巧，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也来到了吉林。周恩寿是哈尔滨中东铁路局的一名职员，他的家就住在哈尔滨道里公园（后改为兆麟公园）附近。
2012年8月，笔者在北京分别采访了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长大的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和李立三的女儿李英男。
周秉德说：“我父亲是周恩寿，我是在哈尔滨出生的。我12岁进了中南海西花厅，和我伯父周恩来伯母邓颖超一起生活。我听他们讲过，当年他们商量好，我伯父先走，先去的哈尔滨，我伯母邓颖超既是坚定的革命者，又很有人情味，她说她第一次到周家，作为周家儿媳妇要陪侍老人多住一两天。后来，我父亲陪着嫂子到了哈尔滨。因为伯父伯母他们的证件已销毁，只有等后一批到哈尔滨的‘六大’代表李立三证明他们的身份。我父亲陪着嫂子邓颖超每天都到火车站，一连等了几天，没有等到李立三，邓颖超真是着急了，但也只能是耐着性子去等候。一天在火车站出口处，她终于等到了李立三。”
李英男说：“我父亲李立三被邓颖超叫住后有点奇怪，低声说：‘我还以为你们已经先行一步，快到了，怎么还在哈尔滨？’当他听说了事情经过后，就去证明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身份，帮他们与哈尔滨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
通过采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相关部门和“六大”代表的后代及查阅史料，笔者了解到，出席中共“六大”的共有17个省级代表团，其中满洲代表的是东北三省，顺直包括河北、天津、北京，江苏包括了上海，广东含海南岛。按今天的行政区划，当年的17个省级代表团，实际代表了24个省份。
各省选出的代表上报党中央，再由中央通知各地代表到上海集中。在上海秘密集中学习一周后，经周密划分，编成约20多个组。编组完成后，立即通知共产国际方面，然后分期分批参差出发。
2012年10月，笔者在北京见到了曾当选党的“三大”政治局常委、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罗章龙的儿子、84岁的北京市退休干部罗平海。他曾和父亲罗章龙长期生活，对父亲的经历比较熟悉。他说：“我父亲参加‘六大’和苏兆征分一个组，共4人，从上海坐轮船，途中上岸停留时，遭遇日本派出所警察盘查，但查无所获就放人了。在大连，他们换乘火车到哈尔滨，听父亲说过，当时东北形势非常紧张。”
可能被笔者深入挖掘寻访求真的态度所感动，罗平海老人特意在书柜上翻了半天，找出了罗章龙生前亲笔撰写的有关回忆参加“六大”的文章和书籍送给了笔者。
罗章龙在《关于参加“六大”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坐火车到了苏联境内赤塔，先后有10余人，共住旅社一层楼。大家聚首一室共道途中经历，知道先前出发的一组同志5人，在大连登岸时，即被日本金州警察厅埠头派出所警察认为形迹可疑，带至派出所问话。警察劈头问道：‘你们是上海来的共产党吗？你们来关东州干什么的？’当时被问者故作镇定，把预先准备好的回答及表明正当身份的证件拿出阅看，日警询问半小时，毫无破绽，即停止询问。后来在火车上遇见向忠发，他告诉我，他与吉光炯等过大连时亦被拘讯1小时始释……”
2006年的夏天，北京很闷热的时候，笔者在北京几次联系了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的秘书请求采访。秘书说，等龚校长的病情稍好些，他会接受你的采访。
终于等到秘书的电话，说龚校长刚出院，在家等你。
笔者生怕耽误了约好的时间，一路匆匆找到了有军人站岗的高干楼房。
炎热的高温加上行走得很急，到了龚育之家中时，满脸已全是汗水。他望着我汗水涔涔的样子，亲切地说：“先洗把脸吧。”我正在洗脸时，想不到龚育之拄着拐棍拿了一条新毛巾递给我。
感动和敬意油然而生，此时才想到，应该是顺路买些礼品，至少买些水果。因为初次见面的龚育之是赫赫有名的党史大家和理论家，又在病中接受访问，自己光顾在交通拥堵中想办法如约赶到，而无暇顾及其他。
听到笔者真诚的解释后，满头银灰色长发，透过眼镜闪烁着充满智慧的目光，气度非凡又和蔼可亲的龚育之说：“我看好的是真正干事的人，不要讲客套，我也不愿意收别人的礼物。”他将笔者带进了四面装满书柜的书房，还让工作人员为我们合影留念。
龚育之回忆说：“我父亲龚饮冰是‘六大’代表，在哈尔滨还做过交通站的工作，包括协助接送往返的‘六大’代表。他是和蔡畅大姐、王仲一，还有一位姓郭的代表编在一个组，共四人，从上海坐船到大连，然后坐火车到哈尔滨。由于当时是白色恐怖时期，大连的码头日本势力很强盘查很严，这一路历尽艰辛很不好走，到了哈尔滨为了防止意外，接头方式也很隐蔽，听说是用火柴盒折断火柴做接头暗号。”
龚育之说：“提到中东铁路，留下很多革命者的故事，尤其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条铁路更是承载了红色通道的重要作用。由于历史诸多原因，中央党史先搞了‘七大’的研究，‘七大’资料比较全，‘六大’相关的研究正在搞，俄罗斯最近给提供了一些资料。尽管历史久远，‘六大’代表也基本都不在了，史料也相对匮乏，但是深入挖掘和宣传‘六大’相关的人和事，非常有意义。‘六大’的历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最艰难的时期为中华民族崛起百折不挠的精神。”
曾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的龚育之在家中拨通了电话，他希望党史相关部门对笔者的采访能够尽力予以支持。
世事难料，在笔者有幸拜访龚育之仅仅一年后，2007年夏天，传来了龚育之不幸因病逝世的消息，享年78岁。中央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媒体评论他是党的高级干部，更是学者、思想者、读书人。笔者只能通过更加努力的写作，来寄托对这位学识渊博、和蔼可亲的长者深深的缅怀和敬慕。
当年，“六大”代表分期分批来到哈尔滨，哈尔滨地下党组织秘密接待代表的工作环环相扣，不容半点疏忽。
杨之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每个代表抵哈后，都是由李纪渊或小白通知我，然后我到公园或其他事先约好的地点和代表接头，对外就说我和来人是‘夫妻’。为了避免别人的怀疑，我和每个代表住的地点并不总是一个地方。哈尔滨地下党组织安排我们有时在道里区，有时在道外区，有时也住旅馆，但大部分是住在同志家，就是中央大街拐角的那个平房。我和女儿睡在地板上，代表睡在里边床上。”
为了确保所有到哈的代表不出任何纰漏，一律采取“夫妻”身份作掩护。如果遇到同时抵哈男代表比较多的情况，哈尔滨县委就会及时安排地下党的其他女同志出面和男代表“成双结对”。
当时哈尔滨的形势也很紧张，尤其对于外来人员，警察和特务盘查盯梢看得很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