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中期以后，经过五代到北宋初期，封建租佃制广泛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在“以峡州为中心，北至秦岭，南至海南岛这条南北线的东侧，即广大的东部地区，则以封建租佃制居支配地位。”在租佃关系中，乡村佃农成为直接生产者的主体，地主则利用土地所有权来占有佃农的剩余劳动。地主与佃农之间形成了以租佃契约为钮带暂时结合的经济关系。作为“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要求’’的法律，必然随着经济关系要求的变化而变化，而地主阶级国家则利用立法“为每个阶级确定了在国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所谓法律地位，是指国家赋予每个阶级成员的各种基本权利，包括作为权利主体资格及依法可以行使的权利和应享受的利益。宋朝统治者为乡村客户确立了什么样的法律地位，即在法律上赋予了客户哪些基本权利（包括刑法上和民法上的权利）？从这些权利来看，宋代客户与唐代部曲相比，在法律地位上发生了什么变化？从这些变化中看经济地位与法律地位的相互关系，这是本文所要探索的主要问题。
一、客户取得了国家编户齐民的身份
在宋代，根据有无产业而划分为主户和客户。所谓客户，是指“佃人之田，居人之地”，∽‘借人之牛，受人之土，佣而耕者”“而纳其租”的无地农民。
在唐朝有良贱之分，在宋代有主客之别。但是唐朝的部曲、客女与宋代的客户在人身地位上有了显著的变化。唐朝的部曲系“私家所有”，是随主属贯，又别无户籍的附籍私属；而宋代的客户，则是国家的“编户齐民”。宋朝统治者将这些无地佃农编入国家户籍，目的是为了“差遣之时，所贵共分力役”。但却使客户取得了与主户齐等划一的社会地位，即封建国家承认了客户是享有权利主体资格的国家良民。从一些地主阶级士大夫的言论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司马光说“彼（主户与客户）皆编户齐民，非有上下之势”；南宋初的胡宏在给刘铸的信中也讲“虽天子之贵，而保民如保赤子，况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宋理宗时黄震也说“租户自系良民”。这说明从北宋到南宋，地主士大夫一直认为客户与主户都是平等的国家良民。这在农奴人身解放史上是一个较大地进步。
宋代的客户，不仅在原籍可以取得国家编户齐民的合法地位，即使是迁移四方，流徙异乡，只要定居一年之后，即可编人当地户籍，同样可以取得国家编户齐民的身份地位。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诏：“诸州县，自今招来户口及创居人中开垦荒田者，许依格式申入户口籍。”宋神宗熙宁时规定：转徙四方的客户，“而居一年即听附籍”。可以看出，在北宋客户不仅可以自由迁徙，而且迁移之后，在新的地区还可以重新取得国家齐民的身份。
户籍不仅是确定国家齐民身份的法定依据，而且是确定国家税役的根据。特别是在宋代，主户（五等下户）与客户之间，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在不断地相互转化。一些客户，经过辛勤耕作，节衣缩食，家有盈余，可以通过承买或垦荒获得少量土地而上升为主户；而那些只占田一、二亩，甚至只有“寸土”的五等下户，在沉重赋役压榨下，往往丧失土地而下降为客户，或沦为无产税户。对于主户、客户由于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引起的身份地位的变化，封建国家通过经常的“复造”、“重造”户口版籍，予以法律认可。
宋代地主士大夫们认识到：“客户乃主户之本”，只有“存恤”客户，才能“悉籍其力”，保“我衣食之源”。
所以在兵火水旱之际，封建国家在赈灾恤民时，无论是平价以粜，还是贷以种食，或是直以赈给，“无分于主客户”。这说明宋代客户在享受国家物资利益时与主户受到了同等的待遇。这也是封建法律承认客户享有良民权利的反映。
宋代客户在取得了封建国家编户齐民的地位之后，改变了魏晋以来的私属状况，主客之间在法律上既非从属关系，也无主仆名份，这正是宋代客户法律地位提高的表现。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客户的实际情况，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地主要求劳动力的强烈，客户的人身权利逐步丧失，到南宋后期，客户的法律地位，出现了明显的逆转。
二、客户取得了获得财产的权利
在宋朝，有田则有税，无田则无课。客户虽然被编人国家户籍，但由于没有基本的生产资料——：上地，他们对封建官府并没有直接的赋税负担，因此“客虽多，而转徙不定，终不为官府之用”。吕大钧认为：“为国之计，莫急于保民，保民之要，在于存恤主户，又招诱客户，使之置田以为主户，主户苟众而邦本自固。”吕大钧的话说明统治阶级认识到要想使封建政权稳固，必须维护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的来源主要是赋税，而赋税又来自有产的主户。为此，宋政府采取了扶植和发展小农经济的措施。一是招诱客户垦荒充为永业；二是允许客户继承户绝庄田承税为主；三是客户承买官田受到优待。通过这些途径，使客户获得土地上升为主户，成为封建国家赋税的直接承担者，达到客户为其所用，以固邦本的目的。虽然客户中真正能够获得土地，上升为主户的是极少数，但封建国家却赋予了客户获得基本生产资料的权利和机会，这是唐朝部曲所不敢思议的事情。
宋代政府屡有诏敕，令州县官吏招募客户，开垦旷土充为永业。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二月诏：京东近年以来，蝗旱相继，流民甚众，旷土颇多，诏到百日不归业者，许他人承佃为永业。至道元来（995）六月又诏：“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仁宗天圣四年（1026）九月，在废襄、唐二州营田务时，亦“令召无田产人户请射，充为永业”。这是北宋时准许佃客取得土地的诏令。南宋初年，高宗绍兴二年（1132）也曾降诏：“江东西荒田，乞募民承佃，仍蠲三年租，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并令“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这些诏令，为客户获得土地提供了法律保障。
这种“充为永业”的土地，有的是在实际上已有了土地所有权，有的则是一种获得“地面权”的表示形式，既可以长期占有、耕种，也可以继承，并有权典押或出卖佃种权，业主不许增租，亦不准随便撤佃，对土地的使用权是较为牢固的。因此，在宋代出现了子孙相承，累世不易的租种着同一块土地的永佃关系。如北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十一月，监察御史朱谏在谈到估卖福州屯田时说：“此田人户耕佃四十余年，虽有屯田之名，父子相承，以为己田。”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在诏鬻天下广惠仓田时，曾公亮也说：“佃户或百年承佃，有如己业。”在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百姓租佃官田甚众，“往往父祖相传，修营房舍，种植园林，已成永业”。这些“已成永业”，“有如己业”的现象，说明在许多官田的租佃关系中，客户已经取得了对土地的实际所有权，有的客户甚至通过长期佃种，辛苦经营而富庶起来。
在宋代，客户获得土地的另一个途径，是佃客通过长期租种户绝地主的土地，在地主死亡之后，如无近亲继承，法律允许佃客“承税为主”。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八月，三司与法寺共同议定：凡户绝田土，“除见女出嫁依元条外，余并给与见佃人，改立户名为主”。
天圣四年（1026）七月，审刑院详定的《户绝条贯》中规定：“今后户绝之家……如无近亲，即均与从来佃莳或分种之人，承税为主。”天圣五年（1027）四月亦诏：户绝庄田，“如已有人租佃者，并给见佃人，更不纳租课，只依元税供输，出户为主”。北宋统治者，把户绝之家的田土转让给“见佃之人”，令其“出户为主”，自然是为了封建国家不减少赋税收入，但却使这些佃种人有了获得土地的机会，并得到封建法律的许可和保护。至南宋，随着典卖官庄、营田、户绝田土的盛行，佃户通过继承户绝田产的情况不复见了。
客户获得土地的第三个途径，是通过承买官田、户绝荒田，并在承买时，受到减价、延期付款等优待。如北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四月，福建路估价出卖官庄时，“令见佃人收买，与限二年送纳价值”。仁宗天圣三年（1025），朝廷下诏估卖福州屯田，亦令“见佃户内有单贫户承买者，别立宽限送纳价钱”。英宗治平四年（1067）十一月，三司请出卖京东等路户绝没纳官田，诏“内有租佃户及五十年者，如有自收买，与于十分价钱内减收三分，仍限二年纳足”。南宋时类似的诏令也很多。如绍兴五年（1135）诏：“诸官田比邻田租，召人请买，佃人愿买者听，佃及三十年以上者，减价十分之二。”绍兴二十九年（1159）又诏：“欲优恤见佃者，令减价二分承买。”孝宗乾道二年、四年，在鬻卖江西、两浙、江东路营田时，均有类似的诏令。宋朝统治者对客户如此的“优恤”，目的是为了“招诱客户，使之置田以为主户”，以固邦本。同样为客户获得土地提供了方便，创造了条件。
三、客户的人身自由得到了法律的确认
宋代的租佃关系，是以契约形式确立下来的。租佃契约是地主与佃农之问暂时结合的一种经济关系，虽然这种契约并不是真正的对等关系的表现，但在租佃契约形式下的佃客，仍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主客之间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处于“平等”（实际上是虚假的）的地位。客户在契约期满之后，享有解约换佃，自由起移的权利。所以说宋代客户有了较多的人身自由的权利。
北宋中期以前，封建国家对客户的人身自由还没有明确地法律规定，但从一些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北方客户的人身已经是比较自由的了。华山先生在《再论宋代客户的身份问题》一文中已经论述了这一问题。但在南方的情况就不同了。在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以前，南方广大地区的“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予凭由，方许别往”。但佃客“多被主人抑勒，不放起移”。这说明在北宋前期，南方的佃客是不能随意离主，自由起移的。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针对南方的这种情况，专门降诏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规定“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岁）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这道诏令，取消了南方客户迁移必须由地主发放证书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为客户自由离主换佃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是对北方客户已取得的自由起移权的法律认可。同时还规定：“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州县论详。”使客户进一步获得了申诉权，即如果客户的自由起移权受到地主的侵犯时，客户还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请求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虽然在这道诏令中还规定“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对客户的自由加以限制，但只要是“每田（岁）收田毕日”，不欠地主的租债，客户与地主就可以“各取稳便”。从以法律的强制力直接禁止客户自由起移，到用契约来束缚客户，这在客户的人身解放上前进了一步。
所以说天圣五年的这道诏书，不仅使客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相对的减轻，而且在客户的人身解放史上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宋代一些地主士大夫的意识中，佃客并不仅仅是地主阶级的剥削对象，更重要的是封建国家的自由良民。南宋初年王之道在一篇奏章中提出，凡是在兵火之时，艰难之际，地主对本家佃客不予收养，使之“徙乡易主，以就口食”，在平定之后，地主“虽有契券，州县不得受理”。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客户违契迁移，不承担法律责任，对富豪巨室的契约，也不承认它的法律效力。
胡宏在给刘铸的信中也说：“若主户者，不知保爱客户，呼之以奴狗，用之以牛羊，致其……惟恐去之不速者，则主户之罪也。夫如是者，官当戒斥主户，不受其诉……”这显然是对客户人身权利的重视。
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和江南东西路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随着佃户经济力量的增长，佃客的人身自由更多一些。佃客既可以向商人转化，也可以受到他人庸雇，即使是在契约关系存立期间，客户的这些活动也不受限制。如绍兴年间，“乐平新进乡农民陈五，为翟氏田仆，每以暇时，受他人庸雇，负担远适”；孝宗淳熙年间，台州仙居人郑四客，“为林通判家佃户，后稍有储羡，或出入贩贸纱帛海物”。这都是佃客暇日又受他人雇佣或从商的例子，当然也是佃客人身自由的表现。
契约关系中的立约双方是互不隶属的，所以宋朝的法律对佃客与田主之间也不以私属相视。特别是“应募者多是四方贫乏无一定之人”，封建隶属关系就更为松弛。但至两宋之交，因为兵火战乱，使生产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人口锐减，在一些地区地主为了控制更多的劳动人手，出现了不许佃客迁移的现象，显然这是违背宋朝法律规定的。特别在与川峡相接的荆湖路地区，甚至地主在典卖土地时，私将佃客计口立契，随田典卖。
因此在南宋初年，宋高宗在绍兴二十三年（1153）颁发了禁止地主随田典卖佃户的诏书：“民户典卖田地，毋得以佃户姓名私为关约，随契分付；得业者亦毋得勒令耕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