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0日在上海戏剧学院青音班结业式上的演讲
我要谈的话题是文化艺术的繁荣和困惑。繁荣我简单说一下，主要说困惑，这个困惑不是别人有困惑，首先是我们自己有困惑，我把这个困惑跟大家说一说。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也包括文化生活、文艺生活，有了太大的变化了。这个变化有时候我们注意到，有时候甚至于注意不到。我就想起早在《庄子》里头就提出来了，万物都是与时俱化，就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万物都发生变化了。事情不断在变，有些变化是有迹可循的，有的变化它自己就变化了，你也不知道怎么变的。
我说一件小事，1986年4月，我开始在文化部上班，刚上班不久，就接到几个著名的妇女革命家的批示，说深圳在搞礼仪小姐竞选，这是变相的选美，而选美活动是资本主义社会拿妇女当玩物的事，是心怀叵测的，这样一项活动应该禁止。本人那时候对选美也没见过，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本人组织力是一直比较强的，于是就赶紧贯彻，全力扼杀，不准它搞这个选美。而现在呢，中国还变成选美基地了，光一个三亚就连续搞了多少次选美，别处还有。它怎么变过来的不知道，你查中央文件，没有，国务院文件，没有，国办文件、中办文件、民委文件、中国妇联的文件、中国青联的文件、旅游局的文件更没有这一条——说同意在中国举行选美的决定，没有。这就对了。它就搞了，搞了也没有发生什么灾难。
后来我体会了一点，不知道对不对，凡是越有可能发生低级趣味的，它手续上、礼仪上要求就越严格——有一年我访问法国，参加戛纳电影艺术节的开幕式，那个就要求一身黑西服，打领结，领带都不行，深紫色或黑色领结、白衬衫，衬衫带条带纹也不行。为什么？因为美女如云，如果你流里流气，歪着脖子斜着眼，会影响整个氛围，所以进那里面的男性全部都是最纯粹的绅士，脸上的微笑都有度，傻笑都不行。虽然我没有参加过选美大会，但我去过世界最著名的赌博旅游点——摩纳哥王国，它的地势特别像山东威海，三面是水，一面是大陆。进这个赌场差不多也是这个要求，除了领结可以改成领带以外，别的都是这个要求。为什么？这个赌场可能有耍赖的，可能有黑社会的，但是起码在服装上要求严格一点，一进赌场一看也都是绅士，不是绅士也没钱。所以他有一套约束的方法。
还比如说1979年的时候，电视台里面放风景片，结束的歌曲是李谷一唱的《乡恋》，但当时非常著名的权威音乐评论家就说气声是一种靡靡之音，气声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的性感，像枕头边上的声一样，给予严厉的批评，有一阵不让唱了。现在岂止是《乡恋》，邓丽君也早就登堂入室了。邓丽君去世多少周年的时候，赵忠祥主持的CCTV音乐台，做了连续三天的专题节目，显然邓丽君也没有那么大的危险性、颠覆性和敌对性。这个事各方面也都能接受，中央电视台也逐渐扩大了包容性。文学里也有这种情形，比如说贾平凹写《废都》，当时弄成一个事了，但是后来慢慢也不算什么事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包容正在增加，包容的数量正在增加。
“文革”当中就不说了，“文革”之前，1949年到1966年，文艺上通常称为十七年，十七年中国出版长篇小说200种，200种书分十七年出，平均每年出11.8种，所以那个时候出部书影响都非常大，《铁道游击队》《保卫延安》《红日》《红岩》《创业史》等等这是名著，这些名著的发行大部分都在数百万册。还有一些名气不如上面的大，比如《逐鹿中原》《苦菜花》，有些其他的书也都是几十万册。而现在，全国只说长篇小说就每年2000到3000种，加上网络上的长篇小说，这个没有具体的数字，据说3000多种以上。就是说，现在每年你能够看到的长篇小说有6000种左右。没有一个人，包括新闻出版总署方面、中国作协方面、出版集团方面、宣传部门方面，没有谁说得清楚这一年来到底出了几千本长篇小说，最多大概说得清楚，要说清楚非常困难，这还不包括其他的途径。真是海量啊。
刚才我谈的第一个话题是包容化，第二个话题是海量化，第三个话题说说便捷化。你想接受文化信息，接受文艺作品，没有比现在更便捷的了。现在先进的传播手段使我们享用种种文化产品、文艺产品，非常多。剧场没有，你可以在电视上看，电视上没有，可以在网上调出来，网上调出来对它的质量还不够满意，你可以去买盘。什么CD、VCD、DVD、MP3、MP4，现在到MP几了，有MP8吗？总之它非常方便，传播和市场在文艺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为什么起的作用大？因为很简单，它接受的人群广，点击率高，票房高。正因为在群众中的影响大，所以大家非常重视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文化生活正在走向大众化和民主化，人人都可以参与。过去我们可能认为上艺术院校，首先他得有天才，考上艺术院校很不容易，然后还有多少年的苦读苦练，单独的辅导，尤其是学音乐，一对一进行辅导，才能培养出艺术人才来。现在不一定，这个情况非常复杂。
全世界影响最大的舞蹈家，过去我们知道是邓肯，现在是鸟叔，鸟叔长的那个模样也不敢恭维，而且世界各国还有一些政要也学着鸟叔的样子跳了两下舞，各种无厘头的，但是全能接受，影响非常大。“翠花上酸菜”我也很喜欢，这酸菜东北人家里都有，谁都知道怎么回事。《忐忑》就更好玩了，《忐忑》那个作者，他是洋人，他是受到中国戏曲音乐的启发。所以这里就揭示了一个问题：大众化、民主化、消费化。
北京市前半年做过一个什么活动，有一个口号就是扩大文化消费，过去谁敢这么公开、明目张胆提出来？文化怎么是消费呢？文化生活消费化，文化消费多了，出现了许多消费性的群众。其实文化消费一直是存在的，我早在文化部上班的时候，开始由旅游部门来组织京剧演出，就是让外国人看一个新鲜，看看中国的与众不同。中国的戏曲当然与歌剧不同，和美国的音乐剧不同。旅游文化，就有一种消费性，它显示的是世界各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质地、不同的追求，而且是不同的价值观的文艺作品，它们可以在中国相遇。最突出的是电影，有多少美国大片在中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看看《少年派》《阿凡达》《007》……还有音乐剧，北京有个演出公司买下了在亚洲演出《妈妈咪呀！》的版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包括在上海的演出也取得很大的成功。还有在中国上演的《猫》等等。我们的文艺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容，这个容量越来越大，参与者越来越多，和日常生活越来越贴近，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之下又出现了很多说法，从一开始，从改革开放初期，这方面的讨论、困惑、争论、批评、质疑，就非常地尖锐。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候文化部组织了一些年事渐高退出第一线，但是仍然学有专长、有很大影响的专家，成立了一个叫作艺术委员会的咨询机构。那时候艺术委员会一开会都是一些非常尖锐批评的声音，最集中的批评就是歌星：歌星挣钱太多，歌星挣钱太快，歌星的嗓子没有得到专业的训练，歌星的上半身、下半身扭动的幅度太大——有的歌星学了一些港台的语言和做派。比如在天津，从深圳过来的一个歌星，上台的时候穿着一件貂皮的皮草，在闪光灯照射之下上台了，讲上几句话之后，这个貂皮皮草往下一脱、一扔，身上较少了，其实绝没有不雅的表现，就是衣服不厚罢了，无非就是这个由大厚衣服到小薄衣服的戏剧性效果。但是天津人损，说你这身材这么好，户口转天津来吧。很多老同志谈起来都非常气愤：我们怎么堕落到这地步了？这算什么呀？那个时候演员唱歌给五千块钱就不得了了。争论当中就出现过一些非常极端的意见，例如有一家刊物说，现在的文艺比什么时候都坏，不但比1949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坏，而且比国民党统治的白区还坏，因为在国民党统治的白区，中国文艺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革命化。这种极端的观点就是说，改革开放之后文艺比国民党时期还不成样子，甚至还坏。
但是现在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极端的批评声音，是阻挡不住大众化、民主化、海量化、包容化、多样化的文艺生活的，这个势头你挡不住。但是在“挡不住”当中，确实有一种令人忧心忡忡的东西，这个“忧心忡忡”并不是简单的扣帽子，说它不如哪个时期；而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今天我们应追求什么样的文艺生态，什么样的文艺生活，什么样的文艺成果。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考虑。
第一，我们的数量和质量是不是平衡？过去时代的好书印象非常清楚，现在几千种书出来以后，谁能说得上来你最近喜欢哪种书？那种争相传阅、爱不释手、感动至深、拍案叫绝的书，你能说得上来吗？相对说得上来的多半是什么微博、恶搞、手机段子，顶多加上电视小品。过去说起艺术家、剧作家，我们会想到曹禺的《北京人》，戏曲我们会想到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现在当然戏曲的专家也很多、也很好，但是在群众心目中，如果要想到目前中国最伟大的艺术家是谁？当然是赵本山，谁都没有他那么大的影响。中国最优秀的男星是谁？赵本山、范伟、潘长江，大概是这么几个人。所以有时候会产生困惑，就是在海量的作品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追求其中能够出现大家、出现经典、出现巨著、出现纪念碑、出现高峰……我们当然不可能排除，也不需要排除快餐式的文化段子。快餐式的文化段子，它有它的方便之处，说不好听的，就是上厕所都能看了哈哈大笑。小段子不怕，但是仍旧应该期待大的东西、期待高深的东西。我们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大众化和高端化。需不需要大众化的东西？需要，大众化的东西，是以初中以下的文化水平为主要的对象。但是高端的呢，也不能没有。
就说戏曲，大牌名家可能在大城市演，你不可能全国所有的乡镇都去演，所以各地都需要有不同层次的艺术家。大家集中的是高端的艺术。今天我们面临一个什么危险呢？就是说高端的东西有可能被淹没在平庸的东西里面。平庸无罪，但是只剩下平庸的东西就很危险了，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家，一个有伟大文化的国家。如果说我们现在只剩下平庸的东西了，我们这儿只有二流，只有三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