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1世纪资本论》一书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罗伯特·索洛
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在恶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富裕人群和其他人群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现在，这种不祥的反民主趋势终于引起了公众的重视，在政治性的高谈阔论中也有了一席之地。要制定理性和有效的应对之策（如果要有应对之策的话），首先必须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不断加剧。迄今为止的讨论已经提出了若干可能的原因：最低实际工资被侵蚀，工会和集体谈判的衰变，全球化和来自穷国低工资工人的竞争加剧，技术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转变。这些转变导致中等职位的消失和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要求最佳教育和技能的高端职位，另一极是属于普罗大众的、只需低教育和低技能即可胜任的底层职位。
这些可能的原因中每一个看来都含有一些真理的要素。但即使把它们放在一起，似乎也难以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画面。它们至少有两方面的不足。首先，这些原因都很难解释一个显著的问题，即处在收入分配最顶端的1%人群与社会其余人群之间的收入鸿沟日益拉大。其次，这些原因似乎都是一些外部的或偶然的因素，而这个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持续40年的趋势，更可能是由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些内在的深层力量所推动。现在，我们终于有了托马斯·皮凯蒂，一位42岁的法国经济学家，来填补这些空白。我的一位朋友，一个出色的代数专家，最喜欢使用的赞美之词是“严肃认真”。他会说，“Z是一位严肃认真的数学家”，“那幅画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作品”。借用他的说法，皮凯蒂的著作确属严肃认真的研究成果。
这是一部长篇论著，577页密集排印的正文加上77页注释（我要声讨这些出版社编辑，他们把注释放在书的最后，而不是与所属正文放在同一页，好像不想让我这样的读者读完全部注释），还有大量“技术性附录”放在网上供读者使用，这些附录包括数据表格、数学论证、文献索引，以及皮凯蒂在巴黎（非常精彩的）授课讲义的链接。阿瑟·戈德哈默（Arthur Goldhammer）的英文翻译读起来也非常流畅。皮凯蒂的研究路径是首先对跨时间、跨空间的数据进行全景式的解读，然后再由此向前推进。他和他的合作者，其中包括另一位年轻的法国经济学家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以及现代收入不平等研究的开拓者和权威人物、牛津大学的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B.Atkinson），不辞辛劳，整理出了一个规模浩大的数据库，并且仍在对之进行扩充和完善。这个数据库为皮凯蒂的理论提供了经验基础。
整个研究的起点是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公私总财富（或资本）的历史演变轨迹，从今天一直回溯到数据可及的最早历史时点。德国、日本、瑞典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相对不很频繁）只要有满意的统计数据，也包括在了数据库中。如果你觉得困惑，不明白为什么一部研究不平等的著作要从衡量总财富开始，且听下文分解。
因为时空跨度极大的数据比较是研究的关键，就有了一个问题：如何找到可比的单位来度量财富或资本，例如把1850年的法国和1950年的美国放在一起比较？皮凯蒂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用同一历史时点上的以本国货币计量的国民收入除以同样以本国货币计量的财富。这样得出的财富收入比率就有一个“年数”的维度。比如刚才提到的法国和美国的比较实际上就可以表述为，法国1850年的总财富大致相当于该国7年的1950年的收入，而仅相当于美国4年的1950年收入。这样把国民财富或资本形象地定义为若干年的国民收入，是整个研究的基础。在经济学中，资本产出比或资本收入比是广泛使用的概念。逐步适应吧。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模糊之处。皮凯蒂把“财富”概念等同于“资本”概念交替使用。我们知道如何计算一个人或机构的财富：把所有的资产价值加总，再减去总负债（资产和负债的价值都按市场价格计算，或者如没有市场价格，按其近似值计算）。这样计算得出的结果是净值或财富。至少在英语中，这也经常被称为一个人或机构的资本。但“资本”有另外一个并不怎么相同的含义：资本是“生产要素”，生产过程的一个基本投入，以厂房、机器、计算机、办公建筑或住宅（住宅生产出“住房服务”）等形式存在。这一含义与“财富”可以有所差异。一个不大重要的差异是，有一些资产具有价值，是财富的一部分，但不能生产任何东西：比如艺术品，窖藏的贵金属，等等（挂在客厅的绘画可以说生产了“审美服务”，但国民收入统计一般不会计算这种服务）。更具重要意义的一个差异是，股市价值作为公司生产资本价值在金融市场上的反映，可以剧烈波动，其波动比国民收入更加剧烈。经济衰退时期，在生产性资本的存量乃至其预期的未来盈利能力没有或极少变化的情况下，财富收入比率可以大幅跌落。但只要我们如皮凯蒂一样仅关注长期趋势，忽略这样的计量困难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在此基础上，数据展示了一个清楚的模式。在法国和英国，国民资本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在1700—1910年间相当稳定，一直在7倍左右，然后在1910—1950年间大幅下降，在英国下降到2.5倍，在法国下降到略低于3倍。这样的下降应该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所致。此后，两国的资本收入比率都开始攀升，到2010年，在英国达到略高于5倍，在法国达到略低于6倍。美国的情况略有不同。1770年时此比率为3倍多一点，而后上升到1910年的5倍，1920年略有下降，1930年恢复到5—5.5倍之间的高水平，1950年回落到4倍，2010年再次升高到4.5倍。
美国的财富收入比率一直低于欧洲。早期的主要原因是在北美广袤的开放空间中，土地的价值受限。土地当然有很多，但都很便宜。但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较低的资本收入比率所反映的可能是较高的生产率：一定数量的资本可以支持生产出比欧洲更大的产出。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的资本所造成的破坏和消耗当然也比英国和法国要小。皮凯蒂的分析所强调的重要一点是，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以及其他国家，财富收入比率自1950年以来一直在上升，几乎达到了19世纪时的水平。他预测这种上升在本世纪将会持续下去，带来我们下面将会讨论到的严重后果。
事实上，他的没有很大信心但也不是开玩笑的预测是，到本世纪末全世界的资本收入比率将从2010年的略低于4.5的水平上升至6.5以上。这将使整个世界回到少数欧洲发达国家19世纪时的状态。这样的猜测从何而来？或者更一般地说，决定一个经济体的长期资本收入比率的因素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已经被经济学家们研究了大约75年的问题。他们的观点趋近于一个标准答案，此答案被皮凯蒂引用并称之为经济“规律”。粗略概括，这个答案是这样的。
设想一个经济体，其国民收入为100，按每年2%的速度增长（也许时快时慢但我们可以不去管它）。假设该经济体每年都将国民收入的10%储蓄起来用于投资（即增加其资本）。也就是说，如果某年其收入达到100，该经济体的资本存量就增加10。我们想知道它的资本收入比率下一年是否会维持不变，也就是说，能否保持长期稳定。而要使资本收入比率保持不变，该比率的分子必须和分母一样按2%的速度增长。我们已经说过，分子每年增加10。只有当资本存量不多不少恰好等于500时，增加10才等于增长2%。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连贯的故事：这一年国民收入是100，资本存量是500，二者的比率是5。下一年国民收入是102，资本存量是510，二者的比率仍然是5，而且这个过程一直自动地自我重复，只要国民收入增长率保持在每年2%，储蓄/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就保持在10%。实际存在的情况要更令人惊异：如果资本和劳动联合起来遵循收益递减这一古老而可靠的法则来生产国民总产出，那么不管一个经济体从哪里起步，都会受其内在逻辑的驱使，最终达到一个唯一的、自我再生的资本收入比率。
仔细研究这个例子就会发现，它其实表述的是一个更一般的论点：如果一个经济体按每年g%的速度增长，储蓄其国民收入的s%，则自我再生的资本收入比率就是s/g（在例子中是10/2）。皮凯蒂认为全球产出的增长在未来一个世纪中将由3%下降到1.5%（这是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率共同作用的结果，他预期二者均将放缓）。他把全球的储蓄/投资率设定在约10%的水平。所以他预期资本收入比率最终会攀升至接近于7的水平（或10/1.5）。如下面会看到的，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他非常清楚在背后支持这一结论的假设条件可以被证明是错的，毕竟谁也无法预见一个世纪将要发生的事情。但事情完全可能按他预测的那样发展。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财富，一个关键点是，它会自我再生而且通常会有一个正的净回报。这是下一个要讨论的议题。皮凯蒂建立了英国从1770年起、法国从1820年起至今的“纯”回报率（经过若干小的调整之后）的估计值，但没有包括美国。他的结论是：“资本的纯回报率一直在一个每年4%—5%的中心值附近摆动，或者更一般地说，在一个每年3%—6%的区间内摆动。没有发现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长期趋势。但资本的纯回报率在过去一个非常长的时期略有下降，也是可能的。”如果有美国的可比数据，就会很有意思。
现在，如果你用资本的回报率乘以资本收入比率，你就得到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例如，如果回报率是每年5%，而资本存量相当于6年的国民收入，来自资本的收入就占国民收入的30%，留给劳动的国民收入因此也就是70%。终于，经过了所有这些准备，我们可以开始在两个不同的意义上谈论不平等了。首先，我们已经进入了收入的功能性分配的领域，即来自劳动的收入与来自财富的收入之间的分割。其次，财富较之于劳动收入永远更高度集中于富裕人群（尽管最近的美国历史在这方面看上去有些不同），因此，来自财富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越大，收入在人口中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可能就越高。关乎一个社会健康的，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这一点经常不能被深刻理解，有必要停下来稍作解释。国民收入中劳动的份额在数学上与实际工资除以劳动生产率之商是一回事。如果有以下两种社会，你愿意在哪种社会中生活：一种社会的实际工资快速上升但国民收入中劳动的份额在下降（因为生产率上升的更快）；另一种是实际工资和生产率都处于停滞状态，因而国民收入中劳动的份额没有改变？就狭义的经济考虑而言，第一种社会肯定更好：你吃的是你的工资而不是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但第二种社会有其政治和社会优势。如果一个很小的财富所有者阶层，我说的是一个很小的阶层，拿去国民收入中越来越大的份额，这个阶层就可能在其他方面也主宰这个社会。这种非此即彼的情况并非必然发生，但还是说清楚为好。
假设我们接受皮凯蒂在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的猜测，即在今后一个世纪中资本收入比率将会上升，然后稳定在7左右的高水平。那么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是否一定会增加呢？不一定。不要忘记我们必须用资本的回报率乘以资本收入比率，而同一个报酬递减律意味着资本回报率将会下降。随着生产的资本密集程度越来越高，要为新增的资本找到有利可图的用途，或找到替代劳动的便捷途径，会越来越困难。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是上升还是下降，取决于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和资本收入比率的上升哪个更快。
经济学对这一问题已经做了大量研究，但尚无定论。这表明资本回报率和资本收入比率对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所起的最终效应无论是推高还是压低，其规模都应该是很小的。皮凯蒂认为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是上升的，我倾向于同意他的观念。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经济中生产率的增长一直领先于实际工资增长，尚未看到逆转的迹象。由此导致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上升，劳动的份额下降。也许资本的份额将会从30%左右上升至35%左右，并对民主文化和政治带来一系列不可避免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