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乘车去找了女裁缝，然后又去找了昨天刚到的巴尔纳依，从巴尔纳依那里出来后，又前往乐谱商店，一路上一直在思忖着如何给里亚鲍夫斯基写一封言辞冷漠、激烈，又充满她自己的尊严的信，如何在春季或夏季偕同德莫夫去克里米亚，彻底从过去中自拔出来，开始过崭新的生活。
深夜她回到家后没有更衣，便在客厅里坐下来写信。里亚鲍夫斯基说她不是画家，她现在就要写信回敬他，说他每年画的总是老套头，每天说的也是老生常谈，他已经僵化，除了已经做过的，他再也做不出别的任何事来。她想在信里告诉他，在许多方面他多亏了她的好影响，如果他做得不好，那是因为各式各样没规没矩的女人，就如今天躲在画后面的那位，抵消了她的影响。
“亲爱的！”德莫夫在书房里叫她，没有开门，“亲爱的！”
“你怎么啦？”
“亲爱的，你别进我屋里来，只到门口就行了。是这样……前天我在医院染上了白喉，现在……觉得不舒服。快去把科罗斯捷廖夫找来。”
奥尔加·伊凡诺夫娜对丈夫，就同对所有熟悉的男人那样，一直不叫名字，只称呼姓氏；她不喜欢他的名字奥西普，因为这使人想到果戈理的奥西普和同音双义的文字游戏：“奥西普奥赫里普，阿尔西普奥西普。”②可现在她却叫了起来：
“奥西普，这不可能！”“去吧，我情况很糟糕……”德莫夫从门里说道，听得出来他走到沙发跟前躺了下来。“去吧！”听得出他轻轻的声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奥尔加·伊凡诺夫娜吓得身上都发冷了，心里想道：“这病可是很危险的！”她无缘无故地拿起蜡烛，走进了自己的卧室：在这里，她在思考着该怎么办时无意间看了看镜中的自己。她脸色苍白，满面惊惶，穿着一件袖口收得高高、胸口镶有黄色皱边的套衫，裙子上条纹的走向也异乎寻常，她觉得自己样子可怕又可憎，突然间她痛心地怜悯起德莫夫来，怜悯起他对她无限的爱和他年轻的生命来，甚至怜悯起这张冷清无主的空床来，于是想到了他平时温和恭顺的笑容。她伤心地哭泣起来，给科罗斯捷廖夫写了一封求告的信。这时是半夜两点。
八
早晨八点，奥尔加·伊凡诺夫娜走出卧室，她因一宿未眠而头昏脑涨，头也不梳，模样难看，面带愧色，这时一个蓄着黑胡子的先生从她身边走过，去到前厅，看样子是位医生。闻得到药的气息。通向书房的门边站着科罗斯捷廖夫，正用右手捻着左边的唇须。
“对不起，我不能放您进去见他，”他忧愁地对奥尔加·伊凡诺夫娜说。“会传染的。而且实际上您没有必要去见他。他在说胡话。”
“他患的真是白喉吗？”奥尔加·伊凡诺夫娜轻声问。
“说实在的，那些铤而走险的人是该受点教训，”科罗斯捷廖夫没有回答奥尔加·伊凡诺夫娜的问题，自言自语地说。“您知道他怎么会传染上的？星期二那天他用一根吸管为一个病孩吸去因白喉长出的膜。干吗要这样做？愚蠢……所以一时糊涂……”
“危险吗？很危险？”奥尔加·伊凡诺夫娜问。
“听说是急性。实际上应当去请施列克来。”
来了一个小个子的人，长着一头棕红色头发和一个长长的鼻子，带犹太口音；接着来的一个人个子高高，身躯伛偻，头发蓬松，像个大辅祭；然后来了个年轻人，身子胖胖，脸孔红红的，戴一副眼镜。这是为自己的同事值班守护的医生。科罗斯捷廖夫值完自己的班后没有回家，仍然留了下来，他像个影子似的在一个个房间里游来荡去。女仆给医生们端茶送水，还常常要跑药房，所以无人收拾屋子。屋里静悄悄的，一片凄清。
奥尔加·伊凡诺夫娜坐在卧室里，心想是上帝为她欺骗丈夫而罚她来了。一个沉默寡言、不知怨艾、不被理解的人，因为性情温和而失去了个性，优柔寡断，因为过于善良而显得软弱，此刻正躺在自己的沙发上默默无声地受着煎熬，一声抱怨也没有。要是他抱怨几句，即使是病中的呓语，那么值班的医生们就会知道。有罪的不仅是白喉。他们也许会从科罗斯捷廖夫那里问知：他知道全部情况，怪不得他用那样的眼光瞧着自己朋友的妻子，仿佛她才是最主要的真凶，而白喉只是从犯。她已经不记得伏尔加河上的月夜，也不记得爱情的表白，更不记得农舍里诗一般的生活，只记得她由于自己空虚无聊的怪癖和娇惯任性的脾气，已经连手带脚陷进一种污秽黏稠的东西里将全身弄脏，永远也洗不干净了……“啊，我说了多么可怕的谎话！”在回忆她和里亚鲍夫斯基之间那段忐忑不安的恋情时她想道。“真是太该死了！”
四点钟的时候她和科罗斯捷廖夫一起吃午饭。他什么也没有吃，只喝红葡萄酒，皱着眉头。她也一点东西也不吃。有时她心里在祈祷，向上帝发誓，如果德莫夫能够病愈，她会重新爱他并做他忠诚的妻子。有时她在瞬间想得出了神，望着科罗斯捷廖夫，想道：“做这样一个普普通通、毫无杰出之处、默默无闻，而且还长着这样一张皱皱巴巴的脸、行为不知礼仪的人，难道不枯燥乏味吗？”有时她觉得由于她因害怕传染而一次也没有去过丈夫的书房，上帝立刻就要将她处死了。总之，有一种迟钝而忧郁的感觉，深信生活已经被毁，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它挽回……午饭后暮色开始降临。奥尔加·伊凡诺夫娜出来走到客厅时科罗斯捷廖夫正睡在长沙发上，头下枕了一个用金线绣的丝绸靠垫。“呼—哈……”他在打鼾，呼—哈。
值班的医生们来了又去，没有人注意这副乱糟糟的景象。一个外人在客厅里睡觉打呼噜，墙上挂的画稿和屋内奇里古怪的氛围，女主人未曾梳洗、衣衫不整，这些现在不会激起丝毫兴趣。一个医生无意间不知为什么笑了起来，这笑声响得似乎有点古怪和胆怯，气氛甚至变得叫人害怕。
奥尔加·伊凡诺夫娜第二次来到客厅时科罗斯捷廖夫已不在睡觉，他坐着，在抽烟。“他鼻腔感染了白喉，”他压低声音说。“心跳已不太好。真的，情况很糟。”
“您派人去请施列克吧，”奥尔加·伊凡诺夫娜说。
“来过了。他也发现白喉已转移到了鼻腔。唉，施列克来了又怎么样！实际上，施列克也没什么。他是施列克，我是科罗斯捷廖夫——”
—没什么更大的区别了。
时间过得极其缓慢。奥尔加·伊凡诺夫娜和衣躺在自早晨起一直没有整理过的床上，打着盹儿。她仿佛觉得整套住宅从地面到天花板都被一块硕大无朋的铁块占据了，只要把这块铁拿出屋去，大家马上会变得快乐而轻松。清醒过来后她想起来了，这不是铁块，而是德莫夫的病。
“静物写生，港口停栖……”她又进入昏昏欲睡的状态，一面想着，“锻炼身体……疗养胜地……关于施列克怎么说好呢？施列克，希腊来的，甫列克……克列克，可是我的朋友们现在在哪里呢？他们知不知道我们正在受苦？上帝呀，救救我们，让我们逃过一劫吧。施列克，希腊来的……”
又是铁块……时间显得非常漫长，而楼下的时钟却经常在敲打。不时传来门铃声；医生接二连三地到来……女仆拿着放有空杯的托盘走进来问：
“太太，您要我把床铺收拾一下吗？”
她没得到回答，又走了出去。楼下钟声敲响了，她梦见伏尔加河上的雨水，又有人走进卧室来，似乎是局外人。奥尔加·伊凡诺夫娜一骨碌跳将起来，认出是科罗斯捷廖夫。
“几点啦？”她问。
“三点光景。”
“有什么事吗？”
“还什么事呢！我是来说：人快死了……”
他哽咽住了，在她床上并排坐下，用袖子擦去眼泪。她没有当即听明白，然而浑身感到一阵寒意，于是开始缓缓地画起十字来。
“他快断气了，”他用细细的声音重复说了一遍，又哽咽住了。
“他快死了，因为他牺牲了自己……对科学是个多大的损失！”他痛心地说。“如果把我们大家和他相比，那么这是一个伟大而不平凡的人！多么有才气！对我们大家来说，他是多么有前途的一个人！”他一面扼着双手一面继续说。“我的天哪，这可是现如今打了灯笼也没处找的学者啊。奥西卡·德莫夫，奥西卡·德莫夫，你是怎么搞的！啊—呀呀，我的天哪！”
科罗斯捷廖夫在绝望中用双手捂住了脸，摇着头。
“那是多么大的道德力量啊！”他接着说，仿佛冲着某个人在发越来越大的火。“一个善良、纯洁、博爱的灵魂—这不是人，而是玻璃！为科学服务，又为科学而献身。工作起来像头牛，没日没夜，谁也不爱惜他，一个年轻学者，未来的教授，竟然还要为自己谋生而私人行医，每天晚上还要搞翻译，就为着付钱去买这些下流的破衣烂衫！”
科罗斯捷廖夫恨恨地瞪了奥尔加·伊凡诺夫娜一眼，双手抓起床单，气呼呼地把它撕破，仿佛它有什么过错似的。“他自己也不爱惜自己，别人也不爱惜他。哎，说它于吗！”“是啊，真是个难得的人！”客厅里有人用男低音在说。
奥尔加·伊凡诺夫娜回想起和他共同度过的全部生活，从头至尾，连同所有的细节，突然间她明白了，这确确实实是个不平凡的、难得的人，而且和她所认识的那些人相比，还是个伟大的人。她回想起她已故的父亲和所有与他共事的医生对他的态度，才明白他们大家都从他身上预见到了未来的名望。墙壁、天花板、灯和地毯都在嘲弄地向她眨眼睛，仿佛想对她说：“你错过了！错过！”她哭泣着冲出卧室，在客厅里从一个陌生人身边悄悄溜过，跑进丈夫的书房。他纹丝不动地躺在土耳其沙发上，盖着罩到腰部的毯子。他的脸可怕地瘪了进去，消瘦了下去，颜色是灰黄的，这样的颜色活人脸上是从来不会有的；只有从他的前额，从那双黑色的眉毛和熟识的笑容，还能认得出这是德莫夫。奥尔加·伊凡诺夫娜急忙摸了摸他的胸口、额头和双手。胸口尚有余温，但额头和双手冷得令人难受。他那双半闭的眼睛没有向着奥尔加·伊凡诺夫娜，而是望着毯子。
“德莫夫！”她大声呼喊道。“德莫夫！”
她想对他解说，那以往的事是一个错误，并非什么都已失去，生活还有可能变得美好和幸福，他是个罕见的、不平凡的、伟大的人，她将终生对他怀有景仰之情、祈祷并体验神圣的恐惧……“德莫夫！”她呼唤他，摇着他的肩膀，不相信他已经永远不会醒来。“德莫夫，德莫夫啊！”在客厅里科罗斯捷廖夫对女仆说：
“现在还有什么要问的呢？您到教堂的门房去问一下，养老院的老婆子住哪儿。她们会清洗尸体和收拾干净—所有需要做的事都会做。”
沈念驹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