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方向是愈来愈平等
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导论中，托克维尔表白了，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沿着一条方向清楚的道路进行着，那就是：这个世界必然变得愈来愈平等。
他主张：无论历史上人们抱持着什么样的主观企图，有什么样的想法，尽管他们原本的观念、价值与平等无关，甚至做了许多看来和平等相反的事，然而所有这些作为合起来，却总是增加了平等，让人变得愈来愈平等。
例如说，国王、贵族们拥有庞大的财产，和平民天差地别。然而，为什么国王、贵族会握有这么多的土地与财富？因为他们有野心，因为他们够贪婪。于是他们的野心、他们的贪婪，驱使他们不断对外打仗，打仗耗费掉许多资源、财富，于是想要更富的国王、贵族，反而变穷了，变得跟一般人没有那么不平等。
托克维尔提到了在法国所发生的变化。13世纪之前，贵族是纯粹的血统身份，取得贵族身份唯一的方法，就是有一个对的爸爸。没有生在贵族家庭里，没有一个具备爵位的爸爸，你就绝对不可能成为贵族。然而从13世纪开始，正是因为国王、贵族们要打仗，打仗需要大笔的金钱，为了筹措打仗的费用，他们开放贵族资格，让有钱人捐了钱就可以取得贵族地位。一旦钱可以介入改变一个人的身份，社会就有了阶层流动，原来的平民升上来成为贵族，也就会有贵族穷困、没落掉下去变成了平民。
再看看宗教。打仗、变动的时代，人对于宗教慰藉的需求就会提高，愈多人需要宗教，宗教就成了在世俗国王、贵族之外另一个重要的领域。有一些人就可以进入宗教领域中，得到改变其地位的机会。出身于低贱、贫穷家庭的人，没有钱买地位，却可以进入宗教的神职架构中，循着神职系统往上爬，这里又有一个让人能摆脱不平等、趋向平等的机制。
还有另一种情况。遇上了最有野心、最贪婪的国王，会欺负贵族、侵犯贵族的财产、权利来造福自己。贵族不甘心被欺负被侵犯，他们就会选择拉拢平民来对抗国王。贵族因此而取得了较大的力量，换作国王备感威胁，于是国王也得去拉拢平民才有办法阻止贵族势力持续坐大。表面上看来，国王与贵族都是为了增进自身权力与财富，纯粹出于自私自利的用心，然而这样搞下来，却让那些原本被压在底下动弹不得的平民，有了上升的机会，平民是中间的受益者，产生了将社会拉平的作用。
这是托克维尔的历史方向论，他的主要史观。他雄辩地铺陈了他的看法：历史真正的主轴是原来高高在上的人朝下走，原来低低在下的人不断往上走，两边愈来愈接近。
写给相信进步史观的读者
《论美国的民主》写作、出版于19世纪初期，当然也就反映了那个时代主流的进步史观。什么是“进步史观”？
19世纪的欧洲之所以出现那么多奇特、突破的人类经验，很大一部分源自这样一个强烈信念：相信人一直在进步。人类的发展、人类的历史是有方向的，从愚蠢、野蛮、盲目逐渐打开眼睛来，逐渐走向开化、文明。进步史观在19世纪再重要不过，用英文的说法是can’t be exaggerated，再怎么强调其重要性，都不夸张、不过分。进步史观也是区别19世纪和20世纪最核心的元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不再能够相信进步史观，开始怀疑历史是否有方向，对于前途未来变得疑沮、没有把握，那就是20世纪最重要的时代气氛。
托克维尔也相信人会不断进步。从他眼中看来，最明显的进步指标，是平等。相信人会进步这件事，他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欧洲人一样，然而将进步的焦点放在平等上，却是他的独特之处。
其实他在这里提出了一项价值观：不平等是不好的，不平等是原始、落伍的；平等才是进步的。因而人类发展会不断地由原始、落伍的不平等状况，往进步的平等状况演进。
这正是进步史观的力量所在。进步史观一方面是一套史观，整理历史经验，从而推断出历史会朝哪个方向变化的结论；但另一方面又是一套行动选择纲领，相信历史只会往好的、进步的方向走，于是历史朝哪个方向演变，就证明了哪个方向是好的、是对的，也就是我们可以进而积极认可、推动的。换句话说，托克维尔运用进步史观，在书一开始之处，就对他的读者表明了：平等是对的、是好的。他没有从哲学或政治学角度分析为什么平等是对的、是好的，而是从历史例证上去推论：不管人类主观意志如何，实质效果上，人类社会就是会愈变愈平等，显见平等是进步的，是人类必然的未来命运。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换一个不同角度看，托克维尔的说法，会得到很不一样甚至相反的结论。换从国王、贵族等既得利益者的角度看，那么托克维尔所说的变化，是一路的沦丧、堕落。从一个王是王、贵族是贵族、平民是平民的完美平衡、秩序井然的“黄金时代”，随着时间而变坏变糟，僭越、混乱，再也分不清谁是谁，不再遵守原有的规范与制度。
意思是：如果没有当时流行的进步史观，托克维尔的论证是站不住脚，很容易被质疑、推翻的，因而我们也就可以倒过来理解了，托克维尔的书，很明显是以当时接受、相信进步史观的人为对象的。
平等是上帝的意志
接下来，托克维尔在书中谈providential fact，照字面，我们只能翻译作“上帝的事实”，或“来自上帝的事实”。不过这样的翻译很容易让我们误会、错失了他的意思。
托克维尔实际上重新定义了原本属宗教信仰与神学领域的这个概念。他主张：我们要如何认知、理解上帝的事实或来自上帝的事实，不是靠天启，不是等教宗的敕令或由教会来告诉我们，而是应该借几个条件来进行考察，凡是具备这几个条件的，就是高层次的上帝的事实。
第一项条件，It’s universal，它是普遍的，不受特定地点的限定，不是只影响特定的人群。第二项条件，It’s lasting，它延续非常长的时间，不拘限于特定时代，持续作用。还有第三项条件，那是consistently eludes all human interference，一贯地拒绝、避开人类行为的干扰，不随人类意志与行为而改变，人类做了A行为，它会发生；人类做了完全相反的非A行为，它也还是一样会发生。
很显然，在托克维尔眼中，平等就符合了这三项条件的要求，普遍、延续、不受人类意志与行为左右，所以平等是providential fact，人类愈变愈平等，是超乎人类控制范围以外，由上帝意志主宰的事实。
用这种方式，托克维尔对他的读者说：你无法反对、更无法抗拒平等的潮流，反对、抗拒平等是没有用的，平等是providential fact，所以你所做的每一件试图阻止平等、逆反平等的举措，都会反过来让世界变得更平等。
还有，托克维尔要对他的读者喊话：如果你相信上帝，那你就应该支持平等、支持民主，因为平等不是单纯的人类世俗作为，平等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因为有上帝的意志在背后。相信上帝的人当然应该服膺上帝的意志。
为什么美国比法国先享有民主？
《论美国的民主》的首要目标读者是法国人，和托克维尔同时代的法国人，也就是同样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及大革命后大动荡的法国人。
关于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在1856年出版过另外一本经典著作，叫《旧体制与大革命》（Old Regime and Revolution ），完整呈现了他的看法。不过《旧体制与大革命》的一项主要历史观点，提早在《论美国的民主》书中就出现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回头看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认为那场革命的本质，是民主革命。口号是Liberté、Egalité、Fraternité（自由、平等、博爱），但真正要成就的是民主，是平等，寻找人们如何以平等的方式重新组织社会、重新安排生活。
半个世纪后，法国仍然在民主平等的路上颠簸困行，对比下，和法国差不多同时间发生了殖民战争的美国，却已经在实质享受民主的成果。这是托克维尔要点出的强烈对比。美国没有经历革命的反复破坏，没有在自己的土地上制造出一片革命的废墟，却比法国先一步拥有民主平等的成果。光这件事，就够说明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尤其是研究、书写美国的民主。这样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革命，搞了半天，在法国得不到建立民主平等制度的结果，我们没有的、我们做不到的，人家做到了，那当然值得仔细参考。
研究美国不只是为了知道美国这个新兴国家，也不是为了要知道美国这个国家的全貌，托克维尔是抱持着将美国视为民主代表的态度来研究的。这一点上，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尤其有利，一切去古未远，记忆与记录都还在，可以供人将民主在美国如何建立、演变的过程，一一重建追索。
欧洲的每一个国家，跟美国相比，都是老牌国家，都有长远历史，换句话说，都已经很难清楚整理、分析国家制度的来龙去脉。老牌国家如何变强大的过程，早已在时间中黯淡模糊，也就很难准确找出其优点与缺点。但美国不一样，美国的建立与发展，尚历历在眼前。
托克维尔以历史的视角来看待美国。他写《论美国的民主》的方法，是回溯到美国历史的源头，从1620年左右清教徒们抵达北美大陆开始，整理两百年左右留下的丰富史料。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除了记忆与记录还在以外，还有另一层意义——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年轻到还来不及改写自己的过去。
美国走了两百年，一直忙着处理现实，来不及回头看。相较于欧洲老牌国家，美国不那么关心自己的过去，没那么在意历史。吊诡的是，正因为美国人不重视历史，不觉得需要去写出自己的历史来，所以托克维尔可以有机会认真、客观地追溯研究美国立国的过程。
地理与气候决定了殖民社会的形态
托克维尔笔下，美国的历史有其最高指导原则，那就是前面提到的providential fact，上帝要让人愈变愈平等，因而他讲述美国历史的方式，就是将各种不同的因素，甚至是看来完全不相干的因素，都放进来，检视其对于促成美国的平等社会发挥过什么样的作用。
《论美国的民主》书中的次序安排看来中规中矩，和我们熟悉的国别史书很类似，例如说一开头一定先介绍这个国家的地理条件，哪里有高山、哪里有大河、哪里适合发展农业等等。不过仔细读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托克维尔讲述地理的重点，不太一样。
他关心的，不是普遍的美国地理，而是地理作为一个影响美国出现平等社会的变量。他的说法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北美大陆最适合人居住、最适合发展国家的地方，是沿着密西西比河，南到加勒比海湾，北到五大湖的这一片大平原。无论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标准去看，这一大片平原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空前丰美的优质土地。
然而，重点在：北美的历史偏偏不是起自这片丰美大平原。来到美国的清教徒，冒险犯难渡过大西洋，在今天的新英格兰马萨诸塞州南方上岸。这不是谁刻意安排、决定的，这是历史的偶然，但历史的偶然注定了美国不会有一个平顺、安逸的起源。
巨大的阿巴拉契亚山挡在新英格兰和中西部大平原之间，在新英格兰上岸的清教徒们到不了大平原去，只能在天然条件很不好的新英格兰地区开始其相对困苦、贫穷的生活。北美洲大陆那么大，几乎找不到一块比新英格兰更糟糕更困难的殖民土地。
1620年，“五月花号”自英国出航时，原本从当时还很粗略的海图上找到的渡海目的地，是哈德逊河的河口。如果他们真的到了哈德逊河河口，在今天的纽约上岸，那么美国的历史会很不一样。纽约的气候条件比新英格兰好，更重要的是，纽约的交通条件比新英格兰好得多。沿着哈德逊河上行，经过今天的上纽约州，就可以抵达五大湖岸，再沿着五大湖岸西行，就是中西部大平原了，那里又有宽广的密西西比河方便顺流南下，到达更温暖的南方。
然而providential fact 却是：“五月花号”在距离目的地将近五百公里的普利茅斯上岸。而且那是深秋即将入冬的时候，他们马上就面临了生存上的严峻考验，无法悠闲地选择要留下来还是去别的地方，也没有充裕的时间慢慢整备开发新到的地方。
Providential fact 决定了他们在什么地方建立最早的殖民社会，地理与气候因素又决定了他们能够在这里建立什么样的殖民社会，最后，这样的殖民社会决定了他们在这块新大陆上变成一种什么样的人，长养出什么样的子孙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