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红灯笼高高挂》
导演：张艺谋
一.剧情简介
颂莲被财迷的继母嫁给陈老爷做第四房太太。读了半年大学的颂莲梳着两条黑油油的长辫，一身学生装束的，嫁到这个由许多宅院相连的形同古堡式的大院——陈宅。
陈家的四位太太分别住在四个院落，每当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哪位太太的宅院，那么当晚主人陈老爷便住在那个院子。四位太太都想得到老爷的宠幸，于是，这陈宅里就发生了许多争风吃醋、是是非非的故事。
大太太肥胖臃肿，在颂莲眼里怕有一百岁了；二太太甜言蜜语菩萨脸，可背后却笑里藏刀蝎子心；三太太曾是戏班中的名旦，模样俊俏，性情刁钻。
颂莲新来乍到便被前几位太太挤兑的叫苦不迭。涉世不深的她想用假怀孕来博得老爷的宠幸，不想此事被幻想做陈家太太的丫环雁儿识破，告诉了二太太。当陈老爷得知颂莲并没怀孕时，下令封灯。三太太与陈府医生高先生偷情，被二太太告发，在楼台上的小屋里被害身亡。失去宠幸的颂莲终于明白了“在这个院里人算什么东西：像狗像猫像耗子，唯独就是不像个人”。颂莲疯了，她在陈家大大小小的算计下疯了。
第二年，陈府大院又娶进第五位太太。
二.影片分析
1.封建礼教对女性命运的摧残
影片以充满性欲色彩“夏”这一季节开头，跨过秋，迎来冬，再延续到第二年的夏，唯独没有春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这种时间上的巧妙设置以此象征封建礼教控制下人们生活毫无生机和希望，其观念如同一张荧屏的网，牢牢控制着影片氛围和主人公命运。她们永远活在萧煞的季节里，没有阳光，只盼望着红色的灯光，永无出头之日。把这种压抑一直不断的延展和放大，把对人精神思想上的控制发展到对现实生命的扼杀。陈家大院中森严的规矩束缚以及陈老爷无处不在的声音和众人在封建礼教束缚下麻木的思想状态，使影片死气沉沉，毫无生气。
在封建礼教束缚下，她们所做的并不是团结一致的反抗，而是相互猜疑和勾心斗角，这是影片中几个女性的真正悲剧所在。陈老爷以金钱、以权势、以传统制度来蹂躏少女，以钱劫色的封建妻妾制度体现的是一种无耻和卑鄙，这种畸形化的追求欲是牺牲人性和践踏灵魂的情爱之欲。影片正是透过对陈家大院和从来看不清面孔的陈老爷的高度符号化，来传达和透视出中国文化中的权力对人性的奴化和异化，对根深蒂固的封建男权制进行强力的批判和控诉。她们的形象已成为那个时代的傀儡，她们没有去思想和争取的权利，只有任封建制度任意地摆弄和糟践的义务。
2.对影片中几位女性的分析
大太太看上去是一位很弱势的女人，她失去了争宠的能力和资本，只能选择沉默和疏离。她以成日里悠悠闲闲，清净自然来消解内心的不可说与不可知。她不争，并不是她不想争，而是没有能力，没有力气去争。她的“聪明”在于她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把一种现实的不得不变成对生活的麻木，对命运的模糊。
二太太是一个两面派和变色龙，在她的身上隐藏着无比的杀气和危机。老爷不在时她就充当家法的代言人，她安于命运，逆来顺受，谨慎做人，只求自保。她在努力地去扮演既定角色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扼杀了自己的个性，及至完全失去了自我。她懂得去掌握和驾驭陈府的游戏规则，并用所谓的“规则”去实现自己的“潜规则”，她把雁儿作为自己的棋子和工具，用一个生命去制作和结束一系列的悲剧。
三太太很任性，她的生命归咎为“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她的任性决定了她的角色的特殊和尴尬，她过于随兴，没有周密的计划自己的生存轨迹。所以她由着自己的情感与人私通，但由于控制力不好和情绪的不安而被人发现，并由此毁灭了自己的生命。但她又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因为她总是试图最大限度上保留自己的本性和生活状态，在她唱戏的地方有个死人屋，这是一种隐喻，对于她来说死亡才能使一切真正地得以解脱和救赎。
颂莲的言行不协调，正表现了野蛮对文明的侵蚀，环境对人生的畸化，厄运对健康灵魂的蚀化。她青春美丽，又有文化、有计谋。但也正因为她有文化，不能放弃自己的本性，使得她陷入了无穷尽的矛盾和痛苦之中。她似乎妥协于这种命运的无奈，但又在自己的权益上进行不懈的争取。从“点灯”开始，她的人格就被一步步的从自己身上剥离，她丧失了个体的隐私权。在角色和自我的争斗中，颂莲疯了，她有理智时却不清醒，每天的生活就是你算计我，我算计你。她喝醉之后反而清醒，能说真话，敢说真话。她醉中醒，醒中醉，疯时像人，不疯时像鬼，这到底是世界的罪恶还是人自身的罪恶？
雁儿本是一个小小的下人，但她同时也是一个悲剧意义极强的角色，因为她在陈家大院的改变下，失去了自我。她的心理世界比她的现实行为更加悲惨，她作为一个简单的悲剧者的时候，却应和着悲剧原则去幻想更大的悲剧，她用活着的生命续写了她愿意顺从的规矩。她以此追求自我的满足和身份的超越招来太太们的疯狂报复。也许死是她注定的结局和至高的满足，但常人看来她的牺牲没有任何的价值和作用，也没有人意识到她的可怜，她就是单纯作为牺牲品而存在的这么一个角色。
3.红笼梦——为灯痴狂
院子里的灯笼冷色和暖色对比明显，红就红的烈，黑就黑的惨。灯笼挂的越高，照的越亮，女人们的心就越黑暗，灯笼成为了女人飞蛾扑火的诱饵，这种大红色的热情和喜庆变成了阴森狰狞的血舌。庭院就是一个深渊，一如片中陈老爷的面目身影，难见其形。但是红色的灯笼里面承载着四个女人的梦，确切的说还有一个丫鬟的白日梦。可是，这种红色的梦只能是暂时的，留给她们更多的是没有红灯笼的黑夜之梦。实际上，黑暗的势力在操控这一群人的命运，在黑森森笼罩着的封闭的院落，在无处可逃的空间里，她们无处躲藏。这里的红灯就不单纯是为了追求造型感的视觉元素，确切来说它已成了一种意象化的符号。就算是捶脚、捏肩、点菜这样一系列程式化的动作也是与点灯息息相关的，谁能争取到谁就有权利享受生理和心理的满足感和快感，因此在陈家大院里几个活在绝对封闭空间里的女人为灯疯狂。各妻妾的荣辱宠幸、失宠遭贬皆集中表现在这点灯、灭灯与封灯上，谁有了挂灯笼权，谁就有了老爷以下的最高权力，因此，争夺挂灯笼权，压制打击竞争对手，媚悦老爷，争相为他生儿子以稳固自己的地位，成了灯笼之下她们生活的核心内容。对点灯的渴望其实就是对生存的渴望，但男人并不这样想，老爷不可侵犯的权威已在太太们的心里根深蒂固，她们愿意沦为礼教的支使者，乐意接受老爷的肆意摆布和蹂躏。
影片中大红灯笼也可以解读为“性”或者是女性的生存状态。“性”在她们的生存过程中以一种手段的阵势出现的，她们最终要得到的绝不是一场男欢女爱，而渴求的是欢爱之后的身孕。最主要的是男孩，有孩子才能保证自己在未来生存。红灯笼的挂起正是指示了这种依附关系的存在与成立。姨太太们自己无法生存，全部依附于老爷的宠幸和关注，老爷的光临，性事的发生才是生存的资本。所以说，点灯笼是女人们为生活保障以及生活的更好所斗争的一种外在表象。而挂灯、点灯、封灯也从深层次地诠释了女性的生命过程。她们为了那种畸形的“红笼梦”，把灵魂和信仰变的无足轻重，她们已经痴狂。
2《活着》
导演：张艺谋
一.剧情简介
故事的主人公福贵是一个嗜赌如命的纨绔子弟，把家底儿全输光了，老爹也气死了，怀孕的妻子家珍带着女儿凤霞离家出走，一年之后又带着新生的儿子有庆回来了。福贵从此洗心革面，和同村的春生一起操起了皮影戏的营生，却被国民党军队拉了壮丁，后来又糊里糊涂的当了共产党的俘虏。他们约定，一定要活着回去。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平安回到家中，母亲却已去逝，女儿凤霞也因生病变哑了。
一家人继续过着清贫而又幸福的日子。在“大跃进”中当上区长的春生不慎开车撞死了有庆，一家人伤痛欲绝，家珍更是不能原谅春生，她说：“你记着，你欠我们家一条命。”文革时，春生遭到迫害，妻子自杀，一天半夜他来到福贵家，把毕生积蓄交给福贵，说他也不想活了。这时家珍走出来对春生说“外面凉，屋里坐吧。”春生临走时，家珍嘱咐他，“春生，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哪，你可得好好活着！”
后来凤霞认识了忠厚老实的二喜，两人喜结良缘。然而不幸总是不肯放过福贵一家。不久凤霞生下一子，自己却因难产而死。凤霞的儿子取名叫馒头，聪明可爱。影片结尾，福贵对馒头说，“你是赶上好时候了，将来这日子就越来越好了。”
二.影片分析
1.皮影“戏中戏”
皮影戏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在电影中是个代表传统中国的典型艺术意象。而其特殊的表演形式具有极大地暗喻意味，现实中的福贵虽然在幕后用双手耍弄影人，把观众的情绪引向高峰和峡谷，控制住演出的影窗，但他却掌握不住命运的颠簸。皮影作为一条暗线在影片中出现，以此表现出主人公命运的受操纵性和不可改变性。在每场演出福贵认真卖力的演唱声中，观众满足的欢笑声中，在皮影慢慢由新变老最后被烧掉的过程中，命运的主题变得鲜活而生动了。同时，如同影片的整个基调，在一种灰色幽默的有喜剧式情节的悲剧人生中表现了命运和无奈的主题，皮影戏对主题更增添了一份欢乐、美好后辛酸而带有一点点讽刺的渲染。命运与时代的主题，在对人生有无奈之外还有一点对时代的讽刺和反思。人生就如同一场皮影戏，人是玩偶的操控者，人也如同玩偶一样被一种不可知的强大的力量所操控。这就是人在世上的双重角色在皮影戏中的演绎。而命运与人的主题，在表现的意义上更加纯粹，更加本源。
导演通过不同时代皮影对于福贵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串联起了整剧的结构。一箱皮影从最初的娱乐工具变成生存工具，继而又成了干革命工作的本钱，最后到特殊时期的悄然毁灭，它经历了历史兴衰与时代风云的更迭，更见证了福贵一家在苍茫人生中的痛苦与挣扎。当怅然若失的福贵看到自己心爱的皮影被烧掉的时候，画面隐含的是一种撕心裂肺的伤痛，一种眼泪往肚子里咽的哀悼。皮影由原来的生存工具变成了人生的依恋，福贵把尘封着的皮影箱拿出，帮外甥放入小鸡，这个空空的箱子寓意着外甥的崭新命运。生命的美好不仅在于它的唯一和不可复制性，更在于它会因为个人的努力和抗争而显得更加的美好，当人战胜了磨难，战胜了痛苦时，他就成了人生的主宰，成了自己的主人。生命，因抗争而伟大，所以福贵“活着”的涵义才如此的重大和珍贵。
2.生命不能承受之痛
影片中的主人公福贵经历了中国坎坷动荡的近代历史进程，其人生起起落落，历尽悲欢离合，但始终坚持活着，因为活着是一种生命态度。通过小人物与大背景的结合，历史与个人命运的结合将历史浓缩成个人的命运。虽然个体生命无法掌控历史命运，并在历史的长河中任由其支配，但这种态度确实是对中国国民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即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导演展现的是一幅现实主义的人生画卷，其间充满了荒诞不经和悲喜交加。福贵的亲人在其一生中一一早去，唯有他如野草般坚强活着，正是由于这诸多的苦难加身，让他更为深刻的体会到活着的意义。如果我们能以中正持平的理性而非饱含同情的感性作为衡量尺度，我们就应该体会到，福贵的哀情生命中存在着他自身小我世界的自我促化。他清晰自己的世界，他自知自己的生活。
人生总有着许多苦难，人在面对这接踵而至的苦难毫无办法，只能咬紧牙关默默忍受，不能被苦难打倒，要隐忍着顽强生存，在苦难中体验并升华出活着的意义。这当然是悲剧，但这种现实中的荒诞悲剧给观众带来的是发自内心的震撼和对生命以及生存的终极思考。历史与政治反复欺压和吞噬主人公原本的生存状态，但主人公倔强的生命态度印证了整个民族在苦难的历程中所恪守着的生命态度，尽管他们无力反抗，但活着便是一种生命的安慰。影片透过一个人的一生遭遇，涵盖着人在历史中的命运无法掌控的生命之痛，衍生出了对死亡的苦笑，主人公的命运及其家庭所经受的苦难深入地阐释了历史进程中的生命不能承受之痛。一个人在大的历史时代环境中，个人命运的沉浮是极其微弱的，福贵的无奈和妥协是一种明智，在他的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大智若愚”的人生哲学和历史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