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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常胜将军——战必胜,攻必取

1.组建楚军,卓越军功第一步

“樊燮”案之后,左宗棠开始招募军队,因为有了江忠源、曾国藩的先例,左宗棠办私家军队也少走了很多弯路,更何况他这些年来在长沙士绅、军人中间积累下很高的名望,要他举旗招兵,是很容易的事。

当时曾国藩组建湘勇,主要就是模仿明朝大将戚继光的“戚家军”来编制的。湘军以“营”为基本单位,每营500人,级别相等,人数固定。这就和绿营军区别开来。绿营军编制,各个行军单位人数不等,没有统一的号令和人数,指挥调度起来会很费劲,常常还会产生混乱。此外,湘军每营还专门设有180人的“长夫”,专门用来运送军器辎重,保证军力不乏。史书上记载说,湘军将领大多是读书人出身,士兵的主体很多都是山农,他们在武器装备上在当时算是比较强的,但却不善于肉搏、怯于近战。而且,兵为将有的体制决定了朝廷是不给军费的,所有的军费开销都要由大帅自己来承担。为了让士兵安心训练,湘军的军饷比普通绿营军高出六倍,训练时,每日口粮加一钱,征战每日加一钱五分,重伤给付养伤银30两,阵亡给付60两。因而,曾国藩等人能养活一支军队,少不得一大批地主财团的支持。

左宗棠的楚军和曾国藩的湘军编制类似,只是初创阶段,待遇还达不到湘军的标准:湘军士兵每月六两银子,左宗棠搜肠刮肚,翻箱倒柜,四处筹钱,给士兵每月四两,而当时绿营军士兵的俸禄是每月一两。

这里需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即军队性质的区别。曾国藩的湘军,自组建到解散,一直都称做“湘勇”,而“湘军”这个称号是后人们叫的。“勇”与“军”的区别就在于,“勇”是非政府武装,属于私人雇佣军,而“军”是政府军队,拿国家的饷银。然而在这里,左宗棠一开始招募军队,就把自己的“番号”给定了下来,他不把自己的队伍叫“楚勇”,而是叫“楚军”。曾国藩看到这一幕,有些惊讶,连忙上去劝阻,但左宗棠牛脖子一梗,根本没把这当回事。有人说这是左宗棠好大喜功,但从另一个层面上说,这也是左宗棠诱招兵员的一个策略。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以为左宗棠是打着政府军的旗子招兵,给出的饷银又是政府军的四倍,就兴奋地报名参军了。这样一来,楚军在薪酬待遇上不敌湘军的劣势,也就转化成了对绿营军的优势。很快,左宗棠招募到了五千兵勇,其骨干成员有前湘军将领王鑫的从弟王开化、王开琳、王勋,以及猛将罗信南、崔大光、李世颜、罗近秋、黄少功等。

军队招募完毕之后,左宗棠就把队伍带到城郊训练。由于战局紧迫,大家也就练得急,但却非常严厉,训练懈怠的责以军棍,开个小差就会被杀头。然而队伍还没练两个月,就被赶鸭子上架,撵到战场上去了。当时曾国藩在一线和太平军打得难解难分,感觉很吃紧,便发来告急文书,让左宗棠援助江西战局。

在太平军初定南京为都城的时候,朝廷立即派将军向荣督军一万,在南京城东孝陵卫驻扎,号称江南大营;琦善领兵一万,在扬州城外驻扎,称江北大营。南北大营互为支援,在战略上形成了对南京的夹击之势。清军这一招十分狠毒,试图将太平军就此堵截在逼仄的一隅,逐渐困死。太平军也从此由攻转守,多次集中兵力试图攻破南北大营,因此这里成了清军和太平军作战最激烈、最频繁的战场。1856年初,南北大营先后被太平军打破,北营主帅托明阿被革职,南大营统领向荣忧愤而死。天京之围解除,原本局势已经倾向了太平天国一方,但是到了这年九月,太平天国高层爆发了内讧,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后来也率部出走,清军趁机再度建立起了南北大营,夺回了主动权。这一次总管南大营的是钦差大臣和春,而江北大营由另一个钦差大臣德兴阿主管。

江北大营在咸丰八年被陈玉成、李秀成再次打破,左宗棠率领楚军支援的,主要是曾国藩的湘军以及总督南大营的和春。

当时的江南大营驻军还算不少,官兵共计20万人,然而这帮政府军平时治军不严,很少操练,上下不论身份地位,一概吃喝嫖赌,连大烟都抽,搞得整个军营乌烟瘴气。如此军队,上了战场肯定是要吃败仗的,曾国藩的湘军倒是颇具战斗力,但是这条防线还是钦差和春、提督张国梁说了算,曾国藩的军队只是辅助力量。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再度进攻江南大营。主将李秀成采取了“声东击西”之计,由李秀成的堂弟李世贤带领军队,换上清军的旗号,一路急行军赶到了杭州城下。杭州官兵看到突如其来的太平军,以为神兵天降,连连败退,杭州被轻易地攻陷。咸丰皇帝听说杭州失陷,心中十分惊恐,生怕这块富庶宝地落入太平军的手里。于是急忙下诏,命令江南大营火速驰援杭州。接到命令,和春派出重兵赶向杭州,而李秀成则让士兵在城头上插满战旗,引做疑兵,撇下一座空城,挥军攻打江南大营。天京城内军队也开门呼应,江南大营反倒被包了饺子:主力远在杭州,自己一支偏师遭遇太平军前后夹击,腹背受敌,主将和春仓皇逃走,江南大营于是也被太平军攻破了。

江南大营失守,令曾国藩很是苦闷,看到左宗棠,便对他说:“这江南大营,我军苦心经营了七八年,结果一朝失陷,后果不堪设想呀。”然而左宗棠却很是不以为意,在他看来,驻守江南大营的这帮人,平日里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玩乐,士兵不操练,将领又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所以大营被攻破是迟早的事。所以他对曾国藩说道:“有什么可惜的,江南大营这个脓包,早晚是要被打破的,早点被点掉最好!”

历经这一仗之后,咸丰皇帝也对绿营军有了些许失望,当他看到一个经营近八年之久的战略要地,在绿营军的把守下不堪一击之时,终于开始动摇了。于是他决定放权给那些汉族官僚,曾国藩也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总领两江事务。两江是国家财富的命脉,水土丰饶,千百年来多出名门富户,两江总督职位到手,曾国藩才总算是真的抬起了头,征军筹饷也容易多了,因为从前曾国藩组办湘军,都是靠自己筹钱,再加上那么少许几个地主乡绅赞助点银子,军队饷银又高出绿营军很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而有了两江总督的名号,总算是好过多了。

曾国藩受任两江总督之后,便命令左宗棠率五千楚军下江西。随后不久,湘军经过苦战之后包围了安庆,而太平军再度使出了类似攻取江南大营的“声东击西”的老把戏——由陈玉成、李秀成分别率领军队攻打武汉,试图以此来牵动包围安庆的清军,以解安庆之围,史称“二次西征”。

这一仗打得是惊心动魄,为了便于指挥,曾国藩将中军帐移到了祁门大营,而太平军几次往返于祁门左右,但却都没有强攻。最惊心的一次是太平军攻打距离祁门大营只有六十多里的羊栈岭时,曾国藩手下只有两千多士兵,听到消息,他甚至连遗书都写好了。然而曾国藩三番五次地逃过大劫,一方面是太平军将领错误地估计了局势,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左宗棠在乐平死死绊住了李世贤,为曾国藩争取了空间。

咸丰十年的乐平之战中,太平军侍王李世贤率领数万之众,挟风带雨,气势汹汹,直逼祁门大营。中途顺带拿下了婺源、景德镇,楚军将领陈民南、陈大富都在战场牺牲。四月初,左宗棠退守乐平。此间左宗棠下了死守乐平的命令,收缩兵力,巩固防线。李世贤率部赶到之后,左宗棠却趁太平军远来疲惫,兵力正乏,主动出击,在桃岭击破太平军,斩首三千余人。李世贤见状,撤回了进攻祁门的军队,全力攻打乐平。

四月十九日,李世贤再度攻打桃岭,开战不久,楚军将领罗近秋阵亡。由于湘、楚军队多是由乡党、师生、父子组成,关系错综复杂,因此将士之间的关系也较一般军队更为紧密,罗近秋战死后,楚军将士群情激奋,再次打退了太平军。

李世贤看到自己的大军被一支从前听都没听说过的“楚军”阻击多日,手下损兵折将,士气低落,于是大为光火,下令强攻。左宗棠见太平军风头正盛,自己手下军队无论在数量和作战经验上都不及太平军,便深沟壁垒,避免与太平军正面冲突。

此前史上也有过类似的先例:齐鲁长勺之战中,鲁军待齐军三鼓之后方才冲杀敌阵,大破强敌;老将黄忠待曹军数次求战不能之后飞马下山,刀斩曹魏名将夏侯渊。这一次,乐平之战左宗棠也采取了相似的战术。楚军严守阵地,李世贤久攻不下,如此迁延数日,士气低落,太平军看到清军避而不战,也渐渐懈怠下来。四月二十三日,左宗棠下令军队越过壕沟,冲杀太平军。这一下可是打了李世贤一个措手不及,他没料到清军会主动出击,也没有作好准备。主将没了主意,士卒们也都四散溃逃。一时间清军无不势如奔雷,以一当百,太平军人马践踏,死伤惨重,李世贤只好下令撤退。

乐平大胜是楚军“初涉江湖”之后的首次大捷,这一战也使得楚军军心大振,朝廷也对这支私家军有了些许认同。左宗棠以一支新组建的五千楚军,阻击了超出自己数量好几倍的太平军,将自己的军事才华显露无遗。

按照原来的计划,李世贤率领的部队目标不是攻打乐平,更不是左宗棠的楚军,而是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但由于在乐平遭到了左宗棠部众的顽强阻击,他不得不率军后撤,这也缓解了曾国藩的压力。假使当时李世贤真的一路无阻,进逼祁门,那么太平军就会对祁门清军展开夹攻,如果是这样,那么曾国藩的遗书恐怕就真的能派得上用场了。李世贤败退后,左宗棠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了此前被太平军占据的浮梁、鄱阳、景德镇等地,进一步为曾国藩的湘军包围安庆创造有利之势。随后不久,清军攻破安庆,曾国藩上折为左宗棠请功,咸丰发布谕旨,将左宗棠“补太常侍卿,改帮办江南军务”。这样一来,左宗棠就成了曾国藩在对抗太平军时的左膀右臂,曾国藩也乐得有这样一个出色的帮手,而两人在这一阶段的合作更像是后来屡试不爽的“围点打援”战术,即曾国藩全力包围安庆,左宗棠就负责打击太平军派向安庆的援军。这样以逸待劳、守株待兔的战术在左宗棠稳扎稳打的军事理念下越发显得凶悍无比。比较而言,后来国共之争,解放军多次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来消耗国民党,解放军属于游击作战,而左宗棠在江西则是坐待敌军。不能说到底这二者之间哪一个更适合这个战术,因为到最后两者都取得了成功。相近的是,左宗棠想要借此消耗太平天国原本就比较弱小的实力,而解放军的目标是消灭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正是这样尺寸必争的牛脾气,造就了左宗棠对外的强硬态度,使之最终能够收复伊犁。在近代清廷权臣纷纷签下丧权辱国的对外条约的背景下,左宗棠立刻显得高大起来。

2.转瞬即逝的不臣之心

有了权臣曾国藩的支持,左宗棠的事业也稳稳当当地发展起来,成了继曾国藩之后的湘军第二号人物。但是与曾国藩这种誓死效忠爱新觉罗家族的读书人不同,左宗棠对于皇族的态度是相当暧昧的——当初自己一心考取功名,想要为国效力,朝廷却不以为意;被樊燮生咬一口时,皇帝甚至不愿意详查就下令要将他处死;再加上自己早年几度流连于家乡和京城之间的所见所闻,使得他对于朝廷是带有怨气的。由于自小不拘一格,狂妄自大,左宗棠自己也觉得,那些高高在上的指挥者,比起他来是远远不如的。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仓皇奔向热河,将朝中事务交给了弟弟恭亲王奕总理。次年,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年仅五岁的爱新觉罗·载淳继位,是为同治帝。咸丰临死前,嘱咐肃顺等八人辅佐幼子,他们也就是史上的“八大臣”。

总体来说,咸丰本身就没有给世人留下什么好印象,被后世称做“无远见、无胆识、无才能、无作为”的“四无”皇帝,而且小时候咸丰还因为从马上摔下来过,成了瘸子,再加上平时贪酒好色、爱听戏唱戏,所以作为一朝天子,在威仪上是远远不合格的。就这样一个皇帝,又怎么能让心高气傲的左宗棠服气呢?于是,在咸丰病死之后,左宗棠秘密地送给曾国藩一副对联:“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当年楚庄王问周鼎轻重几何,取代天子的野心暴露无遗,如今左宗棠也以这样一个联语试探曾国藩,可以说当时的他,是怀有推翻爱新觉罗氏的野心的。

然而曾国藩为人胆小谨慎,素来又秉持“克己复礼”的孔孟哲学,一直以来对大清朝忠心耿耿,对于这样的话是绝对不会认同的。即便此时已经有大批的湘军高层暗中打好了“陈桥兵变”的腹稿,纷纷来试探曾国藩的意思,曾国藩却依然不为所动。对于左宗棠的联语,曾国藩假意没有看出端倪来,而是佯装笑脸,拍着手夸道:“好联,好工整的对子。”

当时替左宗棠传送这份对联的是胡林翼,胡林翼也是个精细之人,看到曾国藩不为所动,心里已经明白了大概,况且这又是杀头的死罪,就不好再多说。两天后胡林翼临走时,曾国藩才再提起这件事来,他将“鼎之轻重,似可问焉”中改去一字,变成“鼎之轻重,未可问焉”。这样一来,两家算是真的把话说清楚了。曾国藩是没有拥兵自立的打算的。不光是左、胡,连曾国藩的嫡系、“中兴四名臣”之一的彭玉麟也来劝过曾国藩自立,但曾国藩一直以“孔圣”为榜样,这样的不臣之道是万万不可能的。没过多久,胡林翼在军中咯血而死,前线军事又急,左宗棠也就放下了这个念头。但即便是后来,左宗棠在临终前,对于当时的情况还是很看重的,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在当日不过一反手间耳!”再看看最后曾国藩在权倾一时时主动解散湘军、向朝廷示弱的表现,只能说是左宗棠找错了人。

又有野史曾说左宗棠在太平军打来之时,曾会过洪秀全,向他论述建国策略,但是洪秀全没有听,他又连夜逃了出去。这样的说法没有太多的可信度,但是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左宗棠并不是一个死心塌地跟着朝廷走的人,他是有自己的政治野心与政治见解的。

皇权交替,朝中形成了多股势力,八大臣算一派,皇后和奕又算一派,京城外手握兵权的将领们又各怀鬼胎,政权也变得更不稳当了。甚至有一次,肃顺在朝堂上肆意咆哮,把年幼的皇帝吓得尿了裤子。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一个五岁孩童主持国政确实不妥。接下来,不满三十岁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发动了政变,“八大臣”死的死,充军的充军,两宫太后宣布垂帘听政,权柄正式落入慈禧手里。慈禧初掌大权,也深知那些满人贵族对于自己的“僭越”深怀不满,于是她决定在外省汉人官僚中培养心腹。一直小心谨慎的曾国藩被委以“江、浙、皖、赣”四省军务的重任,湘军将领也都得到了提拔,光是升任的巡抚就有七人。左宗棠顺势也在攻克杭州之后做了浙江巡抚。这样皇权交接到老谋深算的慈禧手中,也可以说是大局已定了。于是“问鼎”的念头在左宗棠等人心里也就只放了个烟花,在心底悄然炸起,撞到心头上的时候又散落下来,灰飞烟灭了。在此之后,这样的话就再也没有人提起。胡林翼在这一年累死军中,得了个“文忠”的谥号,再往后彭玉麟也得了“刚直”的谥号,加上左宗棠的“文襄”,中兴名臣们都还善始善终了。这里也不能苛求左宗棠等人一定要忠于大清朝才算完美,也不能说曾国藩一生死死追随清廷就值得夸赞,我们只能说在这场表面风平浪静、实际上暗流涌动的政治斗争中,在一些人心里起过波澜,但是转念又平静了下来。

3.大战李世贤,修理德克碑

“问鼎”一事过去没多久,杭州告急。当时杭州城内的巡抚叫王有龄,是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好友。当下太平军在李秀成的率领下兵临杭州城下,王有龄自知不能守,便赶紧发文书给曾国藩求救。曾国藩接到告急文书之后,并不十分热心。因为江浙地区有两大势力,一个是曾国藩,另一个就是两江总督何桂清,两大势力明争暗斗,彼此倾轧。王有龄是属何系,早先就以曾国藩属私人军为由,不给湘军提供粮饷,而且后来湘军将领李元度因守卫失职畏罪脱离曾国藩,临走前卷走大量财物,被曾国藩上书弹劾并派人缉拿,也是王有龄大胆收留了李元度。这一切使得两人的关系很不友好,曾国藩也是想借太平军之手除掉王有龄。于是,在曾国藩的指示下,左宗棠在浙赣边境徘徊不前,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十二日,王有龄自杀身亡,杭州城破,曾国藩这才命令左宗棠火速赶到杭州,督办杭州军务,并顺带奏请朝廷,由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一职。

同治元年(1862年)一月底,左宗棠率兵9000人,进攻浙江。这一次的对手,还是侍王李世贤。早在乐平一战,李世贤就吃到过左宗棠的苦头,这一次依然是心有余悸。主将心怯,战事自然倒向清军一边,一开始,左宗棠就打了几个胜仗。按照惯例,左宗棠打一步蹲个点,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因为仅从军队数量来看,双方实力悬殊,楚军不足一万,而李世贤在浙江拥兵十余万,一不小心,就会被合围生吃。

当年三月初,楚军攻遂安县城,左宗棠以偏师佯攻附近羊村,以牵动城内太平军,又令部将陶鸿勋、丁长胜从城后袭击,黄少春、朱明亮在一旁接应。这一招诱敌深入、三面出击的战略使得太平军遭遇三方夹击,溃不成军,于是遂安告破。

打破遂安之后,左宗棠又率领部队进攻江山,在清湖大败李世贤,差一点将其活捉。此后,两军又在石门、花园展开了激战,太平军节节败走,退守金华。五月,楚军再破浙西重镇衢州,李世贤弃城撤走。

虽然得了衢州,李世贤却趁机再度攻克了先前被清军攻克的遂安。左宗棠在遂安原本是留有驻军的,但是这样一来,他也深深地感觉到自己兵力不足,很难与动辄十几万的太平军相抗,而且在江浙一带来回往返,几经折腾,将士叫苦不迭。然而另一边,坐在朝堂之上的慈禧太后才不会管这些将士的辛苦,一个劲儿地催促左宗棠“克复杭州”。

这个时候,一个美国人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华尔。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华尔就经由苏松太道吴煦出面、上海富商杨坊出资,组织了一个百余人的洋枪队。后几经整改扩充,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已经发展到了五千人,清廷下旨授予华尔参将的身份,华尔故将其部众命名为“常胜军”,归湘军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江苏巡抚李鸿章节制。而此时听到左宗棠在江浙一带和李世贤对峙,李鸿章便将常胜军调去宁波助战。

久居深宫的慈禧等人对于这支玩洋枪洋炮的队伍很是好奇,自家的鸟铳打人也不疼,自家的兵将冲锋也不猛,于是就算这支军队索要高出绿营军几倍的报酬,这些执政者也不会皱眉头。而作为一个冒险家,华尔此行就是为了历险而来的,就像各国的传奇历险小说中写的那样,主人公乘风破浪,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恰巧这个国家遇到了暴乱,国王遭遇险境,他凭一己之力帮助国王重新回到王位,然后获得了大量的赏赐。因此,华尔认为自己收取高额的报酬是理所当然的,就像历险小说中的英雄们一样。除此之外,他还会指使部下劫掠村镇,缴获“战利品”。

左宗棠对于这批外来的雇佣军没有什么好感,他认为,这些人吆吆喝喝地朝太平军开几炮,就得到了大量的报酬,而与此对应的是国内连年征战,极度缺饷,大清朝国库亏空。相反,自己的楚军出生入死,粮草自备,并且都是私人武装,华尔的“常胜军”只不过有件好看的外衣而已。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的合作还是不怎么舒坦的。再后来,常胜军在宁波打击太平军,顺道勒索宁绍台道史致谔未遂,便向朝廷上告。史致谔是左宗棠推荐保举的,而且又在左宗棠的属地,于是左宗棠决定上奏。

左宗棠上折说道:“虽借外国兵力暂保孤城,然主弱客强,终非长久之计。”继而他又说洋枪队耗费太多钱粮,却未见成果,这些人屡屡横行街市,久为百姓所诟病。实际上,反反复复都在重复一个意思,就是国家应该防这些人“生变”,而且自己也不愿再和这帮洋鬼子合作了。

朝中大臣对于左宗棠的这个折子是比较赞同的,尤其是李鸿章。他认为上海的那些官僚已经将洋人宠得不像话了,于是便去请教老师曾国藩。

曾国藩是孔孟出身,一直幻想着能够用儒学教化世人,于是他给李鸿章的建议是“忠信笃敬”四个字。意思就是要李鸿章暂时“抚而用之”,用儒学感化洋人。李鸿章也觉得,这个时候和太平军正打到关键的时刻,不能搞自我削弱,也就倒向了洋人一边。得不到曾、李二人的支持,左宗棠也没有办法,只能按照朝廷的意思,借师助剿。当然,左宗棠始终约束着这些洋人官兵,随时都准备解散他们,而这些人知道巡抚大人对自己没有好感,也都学得比较乖顺。

典型的例子就是整治由左宗棠主持操办的“常捷军”统帅德克碑。在政府的压力之下,1862年7月,左宗棠与驻宁波的法国舰队司令勒伯勒东、宁波海关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等人达成协议,购置洋枪洋炮,组建了“常捷军”。士兵由中国人担当,将领多为洋人。第一任统帅勒伯勒东不久被太平军打死,之后德克碑继任了这一职位。

同治二年正月,清军攻克绍兴,入城之后德克碑放纵士兵劫掠百姓,还对入城的清军进行搜身。此外,德克碑还向地方政府索要十一万两银子作为报酬,并且试图扩充编制,再征千余士兵。左宗棠听到消息,立即上折请求趁现在清军屡战屡胜、兵锋正锐的时候遣散常捷军。而慈禧只求早日平定太平逆党,天下承平,认为洋人稍稍放肆一点也无伤大雅。

左宗棠不依,便上告到了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和法国驻华公使交涉之后,法国人准备派实德棱替换德克碑。左宗棠早听说实德棱比这个德克碑名声还烂,便再一次上奏,请求遣散常捷军。但是这次折子递上去后便杳无音信。

很快,德克碑也知道了左宗棠在对自己“下猛药”,便赶紧来军门拜见巡抚大人。左宗棠当下就对他说:“中国现在不需要借助外力平叛,你如果想要留任,就必须服从节制,不许节外生枝,不许增兵。”此外,德克碑来到中国以后,依然留着一把大胡子,左宗棠便告知他说,作为中国兵的统带,应当注意自己的仪容。于是第二天,德克碑就乖乖地把自己的胡子剃掉了。再往后,左宗棠开办福州船政局、入陕镇压回民起义时,德克碑都追随过他,为其效力。由此可见,牛脾气的左宗棠在整治行为乖张的洋人时,也是很有办法的。1863年,李鸿章伙同常胜军攻打苏州,此时华尔已经毙命,常胜军统帅戈登告诉李鸿章说,自己的奸细已经知道了守城主将、太平军慕王谭绍光与部下八个将领的关系不好,这八人也有投降的意思,建议李鸿章从这里突破。于是在清军的引诱下,太平军叛将郜永宽、汪安钧等人刺杀了谭绍光,开门请降。随后,由于这些人索要高官厚禄,李鸿章对此十分不满,便索性将八个降将统统杀死。没有料到,戈登知道消息后立马跟李鸿章翻脸,甚至告到了驻华公使那里,一定要扳倒李鸿章。李鸿章焦头烂额,经过多方调解才勉强度过了危机。

4.攻克杭州,偶遇财神胡雪岩

再说楚军在左宗棠的指挥下,加上洋人的帮助,终于在1864年3月攻占了杭州,控制了浙江全境。朝廷听说左宗棠收复了东南聚宝盆,遂下旨敕封左宗棠为一等恪靖伯,此前左宗棠已经因军功由杭州巡抚升任闽浙总督,再得恪靖伯算是更进一步。

按照“公侯伯子男”爵位分,恪靖伯处于第三位,爵位不算太高,但是看看一生兢兢业业、忠于大清的曾国藩,以及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称做“唯一可以与世界列强一争长短”的李鸿章,他们的最终封号,也不过是毅勇侯、肃毅侯而已。另外,大清的“伯”,分三个等级,三等为最高,自伯爵起,都是超品的,所以就超出了九品十八级之外,比一品还要高。因此,左宗棠这次受封,也是很有面子的了。

失掉了江浙一带之后,太平天国已经算是到了危如累卵的时刻了。定都天京之时,太平军先后攻克武昌、九江、安庆,以为屏障,然而这些阵地相继失守,钱粮充足的江浙地区又被清军攻克,天京城已是一片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据史料记载,到了1864年,清军将天京围困,城内缺兵缺粮,李秀成建议放弃天京,但是洪秀全厉声呵斥道:“我有天兵天将守卫,怎么能迁都?”准确说来,洪秀全这个人是毁誉参半的,在建立太平天国前期,他带领士兵反抗朝廷暴政,颇显胆勇。但是到了定都天京之后,他的小农思想迅速麻痹了自己的头脑,极尽奢侈享乐之事,将朝廷一应事务都交给杨秀清来处理。定都之后,他自己广选美女,却不准部下男女同住,就算是夫妻俩住到一起,也会被杀头。后来,幼王洪天贵福在供述中说道,自己有八十八位母后。

由于上下大小一应官员的腐败,城门税务很高,进出城一次要缴纳很多钱财,于是很多商人也不敢外出购粮购物,到了最后,天京城内缺粮,闹起了大饥荒,洪秀全号召百姓吃草,口称“甘露”,最后因此害病而死。由此看来,后期的洪秀全甚至比坐在皇宫里的清朝皇帝还要昏庸,正是在这样一个嫉贤妒能的领袖统治下,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很快走到了尽头。洪秀全死后,天京很快就陷落了,清军用火药轰塌了城墙,双方展开肉搏战,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干王洪仁、幼王洪天贵福先后被俘,惨遭杀害。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左宗棠对待太平军将领的态度也是十分强硬的,俘虏太平军将领之后,左宗棠将其审问完毕,便施以“磔刑”。“磔刑”者,就是将犯人割肉离骨,断肢体,再割断咽喉,肢解刀剐。而且对于这些人的家属,也都是实行连坐处理,手段非常残忍。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湘军一直是主力,由曾国藩主持大局,而左宗棠只是在局部地区同太平军周旋,所以曾国藩得到了“曾剃头”、“曾屠夫”的外号,而对于左宗棠本人的指责,也就少了许多。再加上他后来以垂老之躯收复伊犁,抵御沙俄,人们对于他更多是以一个爱国将领来评价了。

也正是在攻打杭州的时候,左宗棠遇见了他的另一个好搭档,人称“红顶商人”的胡雪岩,为他的事业又增加了重要的砝码。

胡雪岩何许人也?此人名光墉,字雪岩,安徽绩溪人。胡雪岩年幼的时候,家中贫寒,自己小小年纪就替人放牛,再大一点的时候,经人介绍进了杭州一家钱庄做学徒。也是他聪明干练,吃得下苦,钱庄老板没有儿子,老板死后,就将这个铺子交给了他。从此以后,胡雪岩有了本钱,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头脑,迅速成为杭州城里的富商。

胡雪岩真的发家,还是和官场分不开的。他遇见的第一个贵人,就是前文提到的和曾国藩有过节儿,最后死于杭州的王有龄。当时的大清朝内忧外患不断,国库存银日益紧张,但是统治者为了维持他们现有的奢靡生活,连连颁下诏令,用各种方式收取钱财,其中,卖官就是生财的一道。而这个买来的官,说白了也是要看运气的,因为花钱捐的官衔,一开始都只是个虚位,没有实权。这些“官僚”不用到朝堂上去坐班,也不能领取朝廷发放的薪水,只能苦苦地等待哪里的职位有空缺,再跑跑门路,好去补个缺,从此成为正式的朝廷官吏。放到平日里,这些人也就是空有个品级头衔,自己过过瘾耍耍威风罢了。

王有龄就是买官者之一。平心而论,王有龄也算出身官宦人家,其父王燮曾官至知府,而他自己却不喜欢作八股文,因此在考场上吃了些苦头。到了道光十四年,家里给已经24岁的王有龄捐了个官,是浙江的盐运使。王有龄也赶到了浙江,但是这只是个虚衔,朝廷收了他的银子,就把他撂在那里。这个“浙江盐运使”只好日复一日地空等,加上远离父母家人,人生地不熟,显得手足无措,只好在这里混日子。时间一久,王有龄身上的银子也花光了,一思量自己在外奔波了这么久,银子花了不少,却至今一事无成,感觉无颜面对父母,更无法开口提盘缠的事了。正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他遇见了胡雪岩。

说来两人也是很投机,当胡雪岩得知王有龄现在急需一笔银子去打通关节的时候,胡雪岩没有考虑太多,便将自己手头的500两银子交给了王有龄。王有龄得到银子之后,一面花钱四处打点,一面去拜访了何桂清,因为何桂清是王父的学生,门生故吏,帮个忙算是理所应当。也是王有龄运气不错,在诸多方面的努力下,王有龄补了个浙江省粮台总办的肥缺。粮台是清代行军时沿途所设的经理军粮的机构,自古管钱的、管粮的,都是背靠金山,好处不断,王有龄得了这一美差,再加上何桂清从中相助,自己的官做得是有声有色,很快就摆脱了困境。回过头来,出于感恩,他也在生意上照顾胡雪岩,给了对方很多公事上的方便,两人官商之间你来我往,各取其利,胡雪岩很快成了杭州城内的巨富,王有龄也在咸丰十年当上了浙江巡抚。

但是很快,两人的亲密合作就被太平军的到来打破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岁末,李秀成攻打杭州,王有龄一面向就近的湘军发告急文书,一面让胡雪岩赶紧帮他出城措办军需。胡雪岩接到好友的消息之后赶紧带上银子出城到上海去购买枪炮、粮食。然而不幸的是,一方面王有龄卷入了曾、何之间的党系之争中,又因为自己平日和湘军主帅曾国藩关系紧张,所以湘军迟迟未到,王有龄死守城池两月有余,弹尽粮绝,自知城池将陷,便取白练自缢身故。李秀成素知王有龄清誉,便安排下属将王有龄的遗体收殓,送回福州老家,朝廷也下诏,给了王有龄一个“壮愍”的谥号。

王有龄死了,那么胡雪岩以及他购置的军需怎么办?当胡雪岩押运着满满二十船粮草赶到杭州时,太平军已经把杭州城团团围死,无法进入城中了。胡雪岩只好把船开到钱塘江一带,先打探消息,再作打算。后来,王有龄兵败自杀,左宗棠率军进逼杭州,胡雪岩思忖再三,将这批物资统统献给了左宗棠。

当时的情况是,战火连年,四海农事尽废,一石白米出到一百两银子也买不到,而左宗棠的楚军,又是费用自负,早在安徽的时候,楚军就欠饷五个月了,左氏常常为筹饷筹银而苦思冥想,费尽周折。这样的二十船物资,光是白米就有二十万担,真可谓是雪中送炭,一解燃眉之急,叫左宗棠乐开了花。

起初,因为胡雪岩是王有龄的故人,左宗棠还不打算见他,但是看到那么多的粮草物资,简直就像是遇到了救命稻草一般,欣喜若狂。这两人一碰头,又发现对彼此都很欣赏,于是在随后的几天里,左宗棠都会和胡雪岩碰面,交换意见。

后来,清军收复杭州,左宗棠更是连连接见胡雪岩。在此期间,胡雪岩帮助清军筹办、运送物资,还办粥厂,广济流民,收殓了十多万具战后遗留下来尸骸。左宗棠对此十分佩服,称他是“急公慕义,勤干有为”。而左宗棠在杭州赈济难民,开商招市,恢复生产,也是胡雪岩从旁协助。胡雪岩多年在杭州商界积累的声望,使得左宗棠办这一切也显得顺手多了。

离了王有龄之后,胡雪岩找到了一个更大的靠山左宗棠,这样一来他的生意越做越大,短短几年时间里,一跃成为全国首富,后世也有人将其称做“中国商圣”。

早在王有龄时代,胡雪岩就依托这位“官友”办了阜康银号,老百姓是没有多少钱可以存进来的,这里大部分是一些官僚富户的钱和官府的官银。胡雪岩的大胆之处,就是直接用这些存在阜康银号里的官银作为本钱,拿去再做生利的生意。也可以说做的是“空手套白狼”的买卖。在朝廷里,挪用官银是要杀头的,但凭借自己在官场中的关系,胡雪岩做得是游刃有余。而之后,他在协助左宗棠恢复江浙一带的生产、民力上也是贡献突出,多有善举,让他的声望、信誉度大大提升。据统计,在胡雪岩事业鼎盛时期,他的财富已经积累到了白银两千万两。道光年间清政府一年在中华大地上的收入只有大约四千万两,到了同治末年,开了关,在收取了很多关税的情况下,清政府才年入六千万两。胡雪岩一人就可以抵去官方政府一半的年收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也不为过。

有了胡雪岩这“半个清政府”的支持,左宗棠办事也就顺利多了。从两人杭州城初相遇,到1883年胡雪岩被查抄,二十年间,左宗棠无论是办军务、开船厂,还是西征北伐,都是胡雪岩在后面用他的金山银海给了他强力的支持。可以说如果不是遇见胡雪岩,左宗棠就不可能完成他后来的丰功伟绩。曾国藩、李鸿章都曾为粮草、军饷吃过大亏,而左宗棠在新疆,光是外债就敢借五百万两。

左宗棠也对自己这个可遇不可求的“财神爷”很是赞赏,上折称赞胡雪岩“功绩与前敌将领无孰”,朝廷因此御赐胡雪岩二品顶戴,穿黄马褂。

5.剿灭捻军,同李鸿章结怨

早在1864年,左宗棠就思量着造船,巩固海防。在杭州的时候,他试图造过一个小轮船,并在西湖上试着开了一番,但效果不好,又因为当时和太平军的战事紧迫,还没有经费,因此造船的事情就先放下了。到了1866年,太平军主力已经大抵消灭,余部李世贤、汪海洋也被左宗棠追剿殆尽,各地战事稍平,中华大地上洋务运动风声渐起。左宗棠上折请建船厂,获准通过,于是在胡雪岩等人的帮助下,成立了福州船政局。但是船厂才刚刚办了没多久,陕甘地区暴乱此起彼伏,民不聊生。于是1867年,朝廷下旨,命左宗棠出任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便将船厂交给了江西巡抚沈葆桢,北上秦川。

来到陕西后,左宗棠发现,这里的势力网错综复杂,不单单是汉民和回民的对立严重,这里还活跃着以流寇方式作战的捻军。在分析过局势之后,左宗棠确立了“先捻后回”的方针,打算先吃掉捻军,再回头平定回民起义。

“捻”是淮北方言,意思是“一伙”、“一股”,顾名思义,捻军喜欢分批游击作战,内部有很多“旗”,总共推举出一个盟主,各个“旗”之间的联系不是那么紧密,他们不喜欢据守固定的军事据点,战斗力比起太平军而言要弱小一些。但是由于太平军起事的时候,捻军的很多首领都受过太平天国的封号,与太平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此时的捻军盟主赖文光原本就是陈玉成的部将,所以要平定捻军,还是需要费不少精力的。

与在东南水乡作战不同,西北地区的人擅长骑马,捻军的骑兵也是勇猛异常。左宗棠命人从察哈尔买来三千匹战马,编成了四个营。从武昌走时,他从楚军中抽调了六千精锐,又让楚军将领刘典率一万两千人入陕帮办军务。此外,广东提督高连升、原湘军将领刘松山,都率众赶来听调。

左宗棠初到陕西,想起了一个老朋友王柏心,此人对这里的地形比较熟悉,又很懂策略,于是左宗棠请他来一同商议军事。王柏心对他的建议是,要对付捻军,就应当“缓进急战”,对于捻军的流动作战方式,必须经过充分的军事准备,之后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击敌军,才有胜算。此外,北地多山路,河运不济,粮草转运非常麻烦,于是王柏心建议他屯田以备军需,建立“车营”来对付捻军的骑兵。

左宗棠接受了这个建议,开始组建车营。他将每辆战车之上安装上了一门开山大炮,设车正一人,车勇四人,随车部队十人,并选出一名统领。如此共编了十五营,每营有战车三十八辆。早在千百年前,西凉羌人越吉元帅就将战车连成一片,大败蜀军,往后在《水浒传》中也有呼延灼铁索连环马的记载。可以说,这样的战阵利弊是很明显的,好处就在于整个部队紧密,行军的时候就成营,停下来的时候就成了阵,转换灵活多变,冲锋陷阵也是势不可当。但是这样的阵营也有其不便之处,就是用人力推车,显得笨重迟缓,转头也很慢,如果遭遇敌军突袭,近身肉搏也占不到便宜。所以这个“行则成营,止则成阵”的军事阵营,实际并没有太多用武之地。

左宗棠的军队没来以前,陕西的地方官对于捻军的态度多是“赶”,只要把捻军赶出自家的辖区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可以不打仗,不至于把事态扩大化,二来自己的地盘不出事,朝廷追究起来也没有自己的责任,省事省力,皆大欢喜。但是左宗棠却坚决反对这一政策,他的想法是彻底根除捻党。他给部下下达的命令是,不许捻军向西与举事的回民结合;不许捻军南渡渭水,逃窜河南;更不许捻军东渡黄河,扰乱京畿重地。

然而,天公不作美,这年冬天,黄河一带天寒地冻,左宗棠虽然严令防守,但由于黄河河面上结了冰,人马上行,如履平地。十一月,捻军趁机踏冰越过黄河,一路横冲直撞,流窜至山西、河南。到了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西捻军甚至抵达了卢沟桥,意指京师。慈禧太后大惊失色,这帮匪徒都跑到家门口来了,这还得了!一怒之下,官文等人悉数被罢免。

在这样的情况下,左宗棠一面将陕西军务交给刘典负责,一面下令让刘松山、郭宝昌对西捻军紧追不舍。同时,自己亲率一军,回防京师。这个时候,李鸿章已经攻灭了东捻军,率领自己的淮军前来助剿,河南、山东等地的清军见腹地受袭,也纷纷蚁聚,援助京城。捻军首领张宗禹见情势紧急,便掉头准备突围南下。左宗棠赶回京师后,慈禧太后颁下懿旨,命左宗棠总理直隶军事。

左宗棠当机立断,奏请将会聚直隶的军马分成三队:第一队“近防军”,驻扎固安、涿州,专门负责保卫京师;第二队“助剿且防军”,屯兵于保定、天津、河间,一面守卫京城,一面协助剿乱;第三队为“进剿之军”,专门追击、剿杀敌人。

左宗棠自领第三军,主要负责追击南下的捻军。同治七年(1862年)二月,左宗棠部下刘松山、宗庆、张曜等人狂追捻军,连战连捷,并在饶阳赶上了张宗禹主力部队,一场激战之后,张乐行的侄子、西捻军二号人物张禹爵战死。这月底,张宗禹率领败军南渡滹沱河,被刘松山逮了个正着,大批没有来得及渡河的捻军将士遭到了杀害,张宗禹不敢停留,一路直奔河南。

这个时候,李鸿章也率兵赶来,左宗棠与他会合一处。此时,朝廷发来圣旨,叫李鸿章统领前敌各军,左宗棠专门负责防守直隶运河,不准捻军再次回窜。回到直隶后,左宗棠驻军于德州。张宗禹仍然试图进攻,再次率军赶到了静海,想要袭取天津,但是天津守军和英法炮船联合,凭借捻军此时的实力,无法撼动,于是张宗禹又折回山东。

很快,春去夏至,沧州一带暴雨骤至,运河水涨,洪水泛滥。捻军主要靠马,这一来就造成了大麻烦,道路由于大雨冲刷变得泥泞不堪,到处都是水洼、池塘,人走起来都很费劲,更不用说马了。再加上捻军是流动作战,客居山东一带,远离了自家大本营,因此,日子过得是苦不堪言。与此同时,清军却是驾驶着炮船,在黄河、运河之上来回巡视。相比而言,坐着大船四处游走,免去了许多车马劳顿。而捻军被河水突如其来的暴涨所困,进退维谷,覆亡只是时间的早晚了。

一开始,李鸿章主张“以守待变”,而左宗棠主张速战速决,而到了这个时候,眼看捻军大难临头,于是两人瞅准时机,商量准备给予“乱党”致命的一击。会剿的清军由战船不日运抵前线,捻军困饿至极,早已是不堪重负,于是一触即溃,四散奔逃,死伤无数。另一面,张宗禹指挥军队从山东茌平突围,李鸿章穷追不舍,张宗禹的部队在徒骇河边再次受困,此时淮军将领刘铭传追至,张宗禹见势不可为,翻身投入水中,他的捻军也被全部消灭了。

捻军平定之后,朝廷论功行赏,李鸿章自然当记首功,因此,朝廷给李鸿章“加太子太保衔”,荣升协办大学士,左宗棠也“加太子太保,记一等军功”。本来捻军祸乱之事可暂时平息了,但是因为据称张宗禹当时是投河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徒骇河大战的时候,左宗棠又不在场,于是左宗棠便怀疑张宗禹投河的消息是否可靠,而且还派出了军队四处搜查。

这一来可是把李鸿章惹火了,因为早在太平天国城破的时候,左宗棠就干过类似的事,差点害死了他的老师曾国藩。当时天京城破,曾国藩给朝廷上的折子是洪天贵福点了一把火,把自己烧死了。同时朝中流言四起,说天京城内堆着金山银山,于是,朝中有些贪财的大臣便向曾国藩讨要好处,而事实上整个天京都给连年的战乱败光了,哪里还有什么金山银山。曾国藩连年用兵,自己军饷都常常发不起,自然不会同意这些人的说法。于是朝中很多大臣都执意上折子,说天京富贵,湘军缴获了大量金银。朝廷就立马下旨,要曾国藩将这些“金银”上缴,以备拨用,另外,有人说曾国藩现在手握重兵,不得不防;又有人说听到了李秀成策反曾国藩,想要让曾国藩自立为王……曾国藩被这些谣言搞得百口莫辩,苦不堪言,左宗棠又在这个时候刺激了他一下,说曾国藩是谎报军情,洪天贵福没有死,而是破围出逃了。慈禧听后勃然大怒,怎么能让首逆出逃呢!再加上之前李秀成策反曾国藩的传言,更是使得慈禧忍无可忍,于是她立马下诏,敕令曾国藩将李秀成、洪仁押赴京城。哪知曾国藩早在李秀成劝他自立的时候就将他赶紧杀了,现在拿什么交差?好在曾国藩也是老谋深算,他深知朝廷对自己动手无非是怕他产生不臣之心,于是他赶紧上奏请求解散湘军,这样一来,朝廷对他的态度也开始有所缓和了。曾国藩虽然免遭横死,却也是惊出一身冷汗,知道左宗棠在背后捅了自己一刀之后,曾、左自此不睦,八年不相往来。在李鸿章看来,左宗棠这一次的做法与上次对付曾国藩是如出一辙,心里也很是生气,他写信给曾国藩,信中甚至将左宗棠比做了奸雄曹操,说左宗棠是“阿瞒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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