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前后腐败现象严重地滋生蔓延
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发生后，邓小平指出：“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因此，我们首先要清理自己的错误。”那么，当时的腐败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一）一些党政机关、党员干部以及领导干部的亲属子女利用权力经商办企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活跃，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以权经商办企业热。一些掌管人、财、物等各类大大小小权力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凭借职务之便，搞公款私存，挪用公款营私；搞权钱交易，索贿受贿，贿赂犯罪居高不下。少数干部利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存的“双轨制”及其差价，倒买倒卖国家紧缺物资，贪图计划物资和紧缺商品供求矛盾所产生的丰厚利润。有的是“无资金、无办公场所、无设备、无人员”的皮包公司，通过转手倒买倒卖，牟取暴利。这种现象人们称之为“官倒”。官倒主要倒物资（倒钢材、水泥、汽车、化肥等计划物资和紧缺商品）和倒批件（倒买倒卖计划管理物资的批件牟利）。这种党政机关经商热，在1985年形成第一次高潮，全国出现32万家公司，绝大多数都是皮包公司。经过一年半的清理还有17万家。1987年到1988年，又形成第二次经商热，公司又猛增至40万家，仅国务院各部委就有700多家。有的党政领导干部摇身一变，变为企业董事长，拉关系、要物资，再转手倒卖，使国家和企业的大量资金流入个人的腰包。正如当时的顺口溜所说的：“辛苦一辈子，不如倒爷一阵子；暗倒一阵子，不如‘官倒’一下子。”1991年，贵州省原计委副主任、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健宏等人把国家计委追加给贵州省计委的4万吨进口化肥指标倒给了省农资公司，以此向农资公司索贿118万元。紧接着，阎又动用计划物资指标、外汇指标和进口配额，为儿子刘博做了农药、煤炭、铝锭等生意，使刘博另外获利14万元。通过这种手段，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阎、刘等人没用一分钱的资本，就牟利100多万元。
（二）少数干部搞特殊化，利用权力谋取私利、贪图享受的现象比较严重。一些单位争相购买进口小轿车，1988年社会集团购买力达553亿元，超过当年教育经费的2倍以上；有些部门和单位利用职权巧立名目，接连派人出国，名为“取经”，实为旅游；有的干部向外商索取洋货，要求馈赠，有的同外商勾结，包括利用签订涉外经济合同等手段损害国家利益，满足个人私欲；有的利用职权，挥霍公款，请客送礼，大吃大喝；还有的违反规定“兼职取酬”，利用职权勒索财物，获取不正当收入。
（三）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现象比较突出。1986年查处省部级干部27人，其中属于官僚主义类错误的15人，约占56%。这些干部办事拖拉，对人民不负责，对国家的财产和事业漠不关心。一是玩忽职守案件显著增多。199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查处的3189件玩忽职守案中，重特大案1337件，占总数的41.9%，比1990年上升8.3%，有的个案造成的损失上亿元。二是发生在商贸购销活动和外贸经营管理活动中的严重失职、玩忽职守案突出。199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审查的205件特大玩忽职守案中，103件发生在商贸购销活动中，37件发生在金融信贷活动中，损失百万元以上的达102件。三是严重官僚主义、玩忽职守造成人员伤亡十分严重。一个磷矿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矿区和248条生命被泥石流吞噬。
（四）有组织的腐败活动出现。受走私巨额利润的诱惑，一些部门、单位以法人资格跻身走私行列。这一时期走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许多大案都与国有公司包括政府机关、执法部门直属的公司有关。它们用国家的资金，境内外相勾结，有的境外一方甚至是国家驻外机构。有的地区，通过走私轿车牟取暴利，竟被视为“改革开放的政绩”。在一些权力集中的部门，集体作案、“利益均沾”的现象增多，往往是主要领导违纪违法，其他人员跟着受益。湖南省原轻工厅厅长、省轻工集团总公司总经理陈某在任职期间，违规在下属轻工财务咨询公司兼任顾问。该公司由他和财务价格处5名干部共6名股东组成，他们通过非法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将国有资财化为私有，违纪违法收入达200多万元，尔后以“分红”、发放工资福利、发放创收奖、报销创收费用、付给有关人员回扣等形式将200多万元分光，其中直接落入他们6人腰包的达74万元。为了维护局部的利益或小团体利益，保护本地的违法犯罪行为（如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走私贩私等），有的领导机关设关建卡，阻止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区，并盘剥货主和商品生产者；擅自提价为小团体或个人牟利，损害消费者利益。
（五）腐败活动向执法部门发展。改革开放初期，腐败活动大多集中发生在建筑、铁路、金融、商业、供销、物资、外贸等经济部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逐渐向执法部门渗透。执法部门发生贿赂犯罪案件的比例逐年上升。
1989年前后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主要特征
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发展，这一时期腐败现象呈现出与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不同的特点。
（一）腐败者对私利的追求从实物形态转向货币形态。70年代末80年代初，贪污、贿赂上万元、几万元即为罕见大案。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十几万元乃至几十万元的贪污贿赂大案。如北京市原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委员蒋珠凤（副局级），自1988年至1991年10月间，利用手中的权力，索贿受贿总额达19万余元。据统计，广东省1986年平均每案1万多元，1989年上升到6万多元。1988年至1990年，深圳市查处党员贪污受贿案件170宗，万元以上大案81宗，占47.6%。其中1万元至5万元的56宗，5万元以上至10万元的15宗，10万元以上的10宗。到90年代初，出现了百万元以上的贪污贿赂大案。如原首钢北京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管志诚贪污受贿共计人民币149.8万元。
（二）这一时期的腐败行为大多是钻改革政策的空子，利用两种体制、两种价格、两个市场造成的管理和法规上的漏洞，披着“合法”外衣，堂而皇之地进行。
（三）贿赂犯罪在经济犯罪中所占比例呈持续上升趋势。改革开放初期，贿赂犯罪在经济犯罪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从80年代中期开始，贿赂犯罪在经济犯罪中所占比例明显上升。1986年至1988年，贿赂犯罪案件约占整个经济犯罪案件的15～16%。1989年至1990年，贿赂犯罪上升到34%以上。有的地方查处的贿赂案件数已经超过了贪污案。以经济发达的南方某省为例，1989年立案侦查贪污案件1204件，占整个经济案件的42%；立案侦查贿赂案件1295件，占整个经济案件的45.2%。
（四）腐败行为涉及领导干部的职级层次上升，数量增多。70年代末80年代初，腐败活动大多发生在基层，县（处）级以上干部中的腐败分子比较少见。从8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在县处级以上干部的腐败案件大幅度上升。据统计，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贿赂犯罪大要案，1987年为387件，1988年为500件，1989年为1305件，1990年为4789件。一些高级干部，抵挡不住各种诱惑，堕落成为腐败分子。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原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利用职权支持非法倒卖活动，收受他人贿赂，构成受贿罪。铁道部原副部长罗云光，严重失职，利用职权，非法收受他人钱物，构成受贿罪。铁道部原副部长张辛泰，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送的家用电器等物品，构成受贿罪。
（五）腐败分子明知故犯，“顶风”作案，犯罪活动十分猖獗。198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出了《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监察部也发出通告，掀起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高潮。然而，一些贪婪的腐败分子继续犯罪。据统计，1990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的贿赂犯罪案件中，“两院一部”通告以后作案的占40%到50%左右。1991年1～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50万元以上的20件贪污贿赂案进行了分析，发现在“两高”《通告》以后继续作案或新作案的竟占18起。
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十四大期间的反腐倡廉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工作的头等大事，就是按照邓小平的建议，“扎扎实实地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
党中央确定做好几件群众关心的事
1989年7月27日至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决定》提出，近期在惩治腐败和带头廉洁奉公、艰苦奋斗方面先做七件事。这七件事是：（1）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清理整顿工作首先从国务院所属公司做起，决定：撤销康华发展总公司、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并入国家农业投资公司；保留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但要重新核定经营范围和资金，把金融和投资分开；对光大实业公司提出进一步整顿的方案。同时，尽快将对这五家公司的审计情况向社会公布。
（2）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做起，实行回避政策，他们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从事流通领域的经营活动；不得在流通领域公司任职、兼职。
（3）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
（4）严格按规定配车，严格禁止进口小轿车。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一律使用国产车。
（5）严格禁止请客送礼。
（6）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
（7）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是抓紧查处大案要案。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廉政七件事”。
为了进一步落实“廉政七件事”，1989年８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要求对目前公司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清理整顿，坚决撤并一批公司，认真查处违法违纪案件，逐步建立健全公司的各项管理法规和制度。《决定》责成国务院法制局抓紧制订有关公司管理的法规及《公司法》，并宣布党中央、国务院成立全国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1989年8月26日，根据中央政治局7月27日和28日会议关于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主动对自己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流通领域的公司任职、兼职情况进行了清理。中共中央组织部透露，截至8月26日，凡属以上范围的领导同志有子女及其配偶在流通领域的公司任职的，已经全部从所在的公司退出。据统计，1988年至1991年，全国共清理出党政机关开办的公司21774个；清理出在公司兼职任职的干部51712人，其中50556人辞去了一头的职务。这些工作的贯彻落实，取得了成效，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
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只有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才能有效推动反腐败斗争。1989年8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通知》要求：（1）认真做好清查和清理工作，纯洁党的组织。
（2）认真考察领导干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3）切实搞好思想整顿，加强党的思想教育。
（4）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克服消极、腐败现象。
（5）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6）继续做好民主评议党员的工作。
（7）严格党员标准，确保发展党员的质量。
（8）加强党建理论的学习、宣传和研究。
1990年3月，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决定》要求从九个方面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一）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因此，要坚决克服各种脱离群众的弊病，加强党风建设，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党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领导人民群众胜利前进，首要的问题是必须保证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人民的利益。
（三）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扎扎实实工作，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要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积极疏通和拓宽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
（五）坚定不移地加强廉政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要抓好五件事：（1）继续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和各地区、各部门作出的有关规定。
（2）各级党委要支持纪检机关、监察部门经常检查党员干部遵纪守法的情况，严肃处理利用职权敲诈勒索、索贿受贿、贪污盗窃、私分公款公物，以及党政机关党员干部违法违纪建私房等问题。
（3）继续抓紧查处大案要案。
（4）各级经济管理部门、监督部门、公用事业部门和政法部门的党组织，要同行政领导一起，大力加强行业廉政建设和职业道德教育。
（5）提拔和任用干部，必须严格按照党的原则和规定程序办理，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