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是中国人民熟知的老朋友。1936年7月，就是他们对中国苏区的神奇造访，使毛泽东第一次有机会向世界敞开胸怀。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斯诺的陕北之行，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精心组织和准备的。据1998年第4期《党史文汇》上程中原发表的《有关斯诺访问陕北的史实补充和说明》一文记载，斯诺去苏区的想法，首先是通过他所执教的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员的介绍，得到中共北方局的支持；而后他又到上海得到宋庆龄、董健吾等的帮助。1936年3月，斯诺和马海德曾经赶到西安，想通过在张学良处做地下工作的中共代表刘鼎的关系去陕北，但未果。7月，他们第二次又去，终于成行。在中共中央方面，对接待第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记者，也十分重视，事先做了认真的准备。1936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曾收到过斯诺提出的一份问题单子，上面所列的11个问题，就是7月15日，毛泽东第一次同斯诺谈话时所回答的主要内容。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了“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中央常委张闻天、毛泽东和博古，以及王稼祥等参加了会议，并发了言。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记录下这次会议对斯诺所提问题的答复，其主要精神也可在7月15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见，双方事先都对这次后来显现出历史性意义的会见，做充分的准备。
斯诺和马海德在陕北苏区遇到的第一位重要人物是周恩来。周恩来和蔼地对他们讲：“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周恩来的话使斯诺当时有点惊奇和怀疑。斯诺原来以为即使允许他到苏区去旅行，对于拍照、搜集材料或访问谈话等总会有点限制。但是，后来的事实，证实了周恩来说的话是诚恳的、实事求是的。周恩来还替他们起草一个旅程计划，上面开列着为时需92天的旅程中的各个项目。“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周恩来谦虚地说，“但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需时92天，难道红区有这样辽阔吗？斯诺嘴上没说，可心里对这建议却有所保留。实际的结果是，斯诺在苏区花的时间比周恩来建议的还要长得多，而且最后还舍不得离开。
周恩来考虑到他们要步行去保安，路途遥远，便各送他们一匹马，他还发了一个电报给在保安的毛泽东和其他干部，告诉他们斯诺等即将到达。
窑洞里的预言家
保安，四面环山，当时仅仅是一个不足四百户，房屋不足百间的小县城。但它却因曾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府而中外闻名。在保安的城墙口，斯诺和马海德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和几乎所有在保安的政治局委员都出来迎接他们。欢迎的群众打出横幅标语，上面用中英文写着：“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部，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外宾”。虽然早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设有外交人民委员会，但那时的工作，只是对外发宣言和研究国际动态。在斯诺他们来苏区之前，苏区只有奥托·布劳恩（即李德）一个外国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斯诺他们的到来，使苏区的外侨增加了200%，外交部（当时的所谓“外交”是指苏区以外的一切事物）安排他们住在外交部招待所（实即几间平房、一个小院）。
到吃晚饭时，一个面目清癯，身材比一般中国人高，稍显佝偻的人来了。他目光炯炯，嘴唇宽厚，眉毛高耸，结实的下巴上长着一颗明显的黑痣，匀称的脑袋上留着长长、浓密的黑发。他就是毛泽东，斯诺凭直觉感觉到了。毛泽东用劲地同斯诺握了握手，以平静的语调寒暄了几句。他告诉斯诺：先熟悉一下周围环境，同别人谈谈话，待认清方位后，再去见他。说完就缓步走过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霭中散步去了。斯诺感到惊愕，蒋介石悬赏25万元要他的首级，死活都成，他怎么毫不介意地到处去呢？
斯诺访问苏区的那段时间（1936年7月-10月），正值陕北苏区处于一种相对平静的暂息状态。如前所述，早在这年4、5月，中共已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秘密达成停战协定。而蒋介石此时正忙于平息由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挑起的“两广事变”，无力西顾，所以，明知张、杨与中共搞联合，也不敢向他们施加压力，害怕引起事端，无法收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得以汇集保安，一方面讨论新政策，一方面等待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到来。斯诺也因此“可以毫不费劲地与任何”他想会见的人交谈。
7月15日，毛泽东正式请斯诺到他的窑洞里谈话。这次谈话是以中华苏维埃政府现阶段的外交政策为主题的。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了中国的和平，而且威胁了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而且也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特别是美英法苏等与太平洋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的敌人。”所以，日本侵略的问题不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且是一切在太平洋上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整个待决的问题。因此，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人民，希望联合所有国家、民族、各党各派以及民众组织，成立联合战线，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的谈话，开宗明义，简洁有力，而且富于雄辩，一下子抓住了斯诺，他不由得向前倾了倾身子，拿起笔飞快地记起来。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过去，南京政府曾得到美国、英国以及其它国家的许多援助。可惜，这些资金和援助都被国民党政府用来进行压迫红军、摧残中国民众的内战了。“这种‘援助’，在我们看来，并不是真正地援助了中国人民。”现在，“在主要的列强中有些国家已表示决不愿参加新的世界大战。也有些国家已经表示，决不能坐视日本占领全中国，这些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荷兰以及比利时等。此外，还有一些一直在侵略者蹂躏下的弱小民族、自治领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等等，如暹罗、印度、澳大利亚、荷属印度等，这些差不多全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之下，我们承认他们是我们的友军，我们希望与他们合作。至于苏联，她一向是主张和平的，她是反对征服和剥削任何民族的，这当然是我们的良友。所以，除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一切援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以外，其它一切国家（反战的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社会主义的苏联），可以结成一个反侵略，反战争、以及反***蒂的世界同盟。”
毛泽东的精辟论述，激起斯诺极大的兴趣。他一个又一个地提出问题，毛泽东则毫无保留地予以回答，有时毛也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向斯诺提问。谈话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深入。他们谈到抗战前途问题、不平等条约问题、外国在华企业和资产问题、教会、传教士和教会学校问题、英国工党、美国的总统选举和两党制、甘地的“和平进军”、英属自治领地的自治权……
毛泽东侃侃而谈，斯诺奋笔疾书。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他们从吃过晚饭谈起，一直谈到深夜。斯诺已经感到有点疲倦了，而毛泽东则兴致正高，毫无倦意。这是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第一次有机会向外国记者阐述《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宪法大纲》上那几条简单的外交政策。重要的是，在1936年，中外关系，国共关系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朝着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因此，毛泽东及时阐述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意义重大。
毛泽东与斯诺关于苏维埃政府对外政策的谈话仍在进行。这时秘书送来了拟在第二天发出的《苏维埃政府对哥老会宣言》的清样，请毛审阅。斯诺告辞了。
7月16日晚，斯诺又来拜访毛泽东。毛泽东正在起草一份急电，他请斯诺先坐下。毛的夫人贺子珍拿出用野桃子自制的蜜饯招待他。斯诺环顾四周，这是两间极其普通的窑洞，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他一点也不在乎个人的外表：“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毛泽东办完公务，便开始和斯诺谈话。他们这次谈话的主题是“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斯诺后来在回忆这次谈话时写道：“他详尽地而精确地叙述了他将领导的抗日‘持久战’，……他对我说，战争初期，日本将打羸所有的重大战役，占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还将摧毁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将会出现持久斗争的局面，到那时，红军游击队将起到主要作用，并在国民党的力量衰落的同时，迅速地壮大。他预料抗日战争将持续十年，战争结束时，‘中国革命队伍’的人数将会大大增加，装备更精良、更有经验、更得民心，并将成为亚洲东部的主要力量。”
当斯诺问凭什么条件中国人民才能够消耗和打败日本军队时，毛泽东回答：“三个条件可以保证我们的成功：第一，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第三，目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受苦的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在这三个条件中，”毛泽东强调指出，“主要条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即：问题的中心点是全中国人民动员和团结起来，建立统一战线，“这是共产党从1932年以来所一直主张的”。毛泽东进一步强调：目前，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以及苏区人民，已造成一种磐石般的团结，而且，人民是由有能力、有力量和有决心的人领导的，“他们对于自己在战略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的需要都有着深切的了解”。这是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
毛泽东还和斯诺谈到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问题、战略战术问题、组织和武装民众问题……
“时间已经过了早晨两点，”斯诺后来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我精疲力尽，但在毛泽东的苍白有点发黄的脸上，我却找不出一些疲倦的表示。在吴亮平翻译和我记录的时候，他一忽儿在两个小房间之间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来，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
毛泽东谈吐潇洒，话音铿锵有力，常常引经据典，故事叠出，妙趣横生。很可惜，斯诺没有能够把毛泽东讲的故事都记下来。但毛泽东严密的推理和分析，紧紧地扣住了斯诺的心弦。
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以及关于抗战的一系列论断为以后历史发展所验证，是惊人的准确。它不但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人民武装以及敌后根据地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且，连一直与毛泽东敌对的蒋介石，也深为折服。他命令国民党军队将领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还破天荒地允许毛泽东后来进一步阐述这些思想的著作《论持久战》，在国统区印刷、发行。他曾邀八路军将领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为他的部队讲述这些思想（如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就曾在蒋介石主持召集的南岳游击训练班上讲过持久战思想。甚至蒋介石本人在训话中，也仿照毛泽东的说法提出“要以空间换时间”）。
毛泽东本人后来也为自己能那么早、那么准确地揭示抗战的前途而感到自豪。当1938年5月，抗日战争爆发一年后，国内外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抗战将是持久战时，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在两年前提出的观点。他不无自豪地写道：“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提出了。还在1936年7月16日，即在西安事变前5个月，卢沟桥事变前12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接着，毛泽东大段引录了发表在《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上的他同斯诺谈话的原文，据以为证。
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同斯诺的谈话，他时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同斯诺彻夜长谈。因为他懂得，这绝不只是他个人与斯诺一般朋友式的交谈。正像斯诺后来所写的：“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被剥夺了合法地向中国报界发表意见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回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耳朵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