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双方都做了准备，感到一旦发生械斗，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如果不发生些斗殴的事，那我不就太没能力了吗？我心里很矛盾，害怕一旦事情闹大，自己脱不了干系，就想到转嫁责任，我在接见时间快到的时候，找到值班的管教干部，报告说：“藏、汉两边的犯人，为洗衣服有点意见，一个想上午洗，一个不让，恐怕会闹出纠纷。”值班队长看了我一眼，满不在乎地说道：“你有神经病呀？洗个衣服会闹出什么纠纷？回去好好改造自己，不要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他的回答令我十分满意，我不在乎他嘲笑我，我只在乎事情发展的结果——好让他后悔没听我的汇报，今后看谁还敢拿我的报告不当回事。
临近吃中午饭的时候，接见的家属有的骑着马，有的赶着车，走了很远的路才赶到监狱，争取那一个小时的亲人团聚时间。当看见铁丝网外边焦急等待的家属们时，早有准备的内地犯人们，开始了捣乱，有的敲洗脸盆，有的相互争吵，整个监狱乱作一团。眼看值班的管教干部分不出精力组织接见了，苏阿达凯对他手下的人说：“他们离家远，就捣乱咱们的好事，得教训教训他们，要不，今后咱们不会再有顺顺利利和亲人见面的机会了。”他的话极具煽动性，加上他的老大地位，还有谁敢不参战？
双方早有准备，干起架来，凳子、脸盆，随手抄起什么都是凶器。械斗发生了，值班的管教干部根本控制不住局面，大家越打越眼红，直到监狱值班的领导通知警戒的解放军荷枪实弹冲进监狱，才把事态控制住，械斗的结果造成七人重伤，五十多人挂彩。
在以后的事故调查中，我成了监狱管教干部们的心腹，他们处分了没有把我的汇报报告给监狱领导的管教干部，暗暗地给我记了一大功。就这样，在克拉克监狱，我以“两副面孔、一根针”的特殊功能，弄术于管教干部与两派犯人中间，那种感觉真是其乐无穷！潇潇洒洒地度过了一年多的刑期。
期满释放时，指导员很慎重地找我谈话：“岩金荣，你早够加刑的条件了，你这位黑色军师一年多来帮了我的大忙了，你知道吗？我控制住了你就等于控制住了整个监狱，我提醒你走上社会后，要注意踏踏实实做人，别再耍坏心眼了，丢了做人的人格，就永远也找不回来，我推荐你看一本书——《不择手段》，好好体会一下自掘坟墓者的下场。”我听了这句话，如当众被扒光了衣服的小偷一样，羞辱和自责使我真想撞死在他的面前。
在新疆克拉克监狱服刑的一年多，我扮演了管教干部的奸细，丢掉了人格，丢掉了自我，还自作聪明，认为自己玩得很高明，看了一眼识破我面目的指导员，觉得无地自容，匆匆办好手续，对指导员说了声“谢谢”，终于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我刑满释放的时间是1968年12月7日。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阶段，到处都充斥着武斗的火药味，辩论的热情使人人都急于找到对手，证明自己对毛主席最忠诚，证明自己思想觉悟最高，一家人还要互揭伤疤，寻找斗争的焦点。人们的信仰坚定得不得了，思想红得不得了，行为狂得不得了，手段狠得不得了。这些都是我的强项，如果没有教养和判刑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我敢说我比他们哪一个都积极！
经过了十多年的改造，使我的性格有了极大的变化，使我能够冷静地思考问题，冷静地看待社会，真真切切地感到“社会的疯狂，人性的虚假”，我深知自己的这个身份是回不到政治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北京了。
确实如此，我还没来得及考虑自己下一步的路该怎样走，劳改单位就又一次行使了强制权力——强行把我留场就业！
从被押解到新疆服刑的那一天，我就渴望着刑满释放后回到北京、回到父母的身边。留场就业，就等于宣判了禁止我回京的判决书。我绝望极了，命运悲惨，环境也来摧残你。克拉克地区的环境气候恶劣，在一望无垠的旷野上，大风卷着枯枝断草，飞沙走石；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十几度，冷入骨髓，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如同干枯的树枝，任凭狂风、寒冷摧残。我渴望自由，好容易盼到获得自由的这一天，政府的决定使我的心比这寒冬还冷，何去何从还要被动听从他人的安排，如今解除了惩罚，自己却也无权支配自己的行动，仍然是失去自由的人。
自由，成了我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
释放那天，我连释放证明都没看到，带我出克拉克监狱大门的警察对我说：“出去后，你直接到监狱管教股，报上姓名，他们会给你安排你回到社会上维持生存所需要的一切。”
“我不需要社会主义的关怀，我要回北京。”我放着胆子说。
“想回北京的多了，能由得着你吗？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他的话好似不是从人嘴里说出的，既生硬，又冷酷。
我不再理他了，独自到能够给我安排“一切”的管教股报到。在去管教股那不足一千米的沙土路上，我翻来覆去地考虑这“一切”会是什么呢？工作？绝对有，他们不会让我吃白饭的，只不过不会是什么好活罢了；住房？
也应该有，总不能让我住在露天野地，这么冷的气候，还不把我冻死？其他东西就不敢奢望了，想到这里，心中好受多了。我这人最会自己安慰自己，无论情况再糟糕，我都能找到解脱自己的借口，使自己活得心安理得些。我抱着对新的生活的憧憬，极力往好处想，心情轻松地来到了曾令我望而生畏、想而胆寒的管教股——负责管教罪犯有关业务的职能机关。
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我刚刚被劳动教养，负责交接的就是管教股的警察。
一下警车，我的头还没有抬起来，脖子上就挨了一马鞭，“管教股”命令道：
“双手抱着头，靠墙根趴着！”我一下趴到墙根的地下，可能是姿势不正确，又一脚踢来，重重落在我的胯上，“你他妈的也不看看别人是怎么趴的？”我赶紧看别人，只见他们双手抱着头，狠狠地弯着腰，放低姿势蹲在墙根的地上。这哪是趴呀？这叫蹲着！我心里不满，可那马鞭子确实很有威力，我什么话也没敢说，赶紧学着别人的样子做了。宣布逮捕我的前期，管教股的人把我审来审去，他们说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把问题交代清楚了，就不追究刑事责任。”我信以为真，有的我坦白，没有的或者刚刚想到的我也坦白，总想多说一些，创造个立功的机会，不追究刑事责任，还能落个态度好，今后在教养期间不至于吃大亏，谁知自己嘴上说得痛快了，稀里糊涂地在口供上签了字，后来就被逮捕了。从那时起，我就牢牢地记住管教股说的话都是骗人的，他们用坦白从宽来进行骗人和诱供。
逮捕我的时候，公安局的公安人员又把我直接送到一分场管教股，管教股把我投入了监狱，一改造就是八年多。
管教股，你这个瘟神！我一生难道就摆脱不了你的羁绊吗？你的每一次出现，都是以我的不幸而告终，你多次给我苦难，这一次难道会给我幸福吗？
我渴望重新做人，但愿新疆的管教股能从我们将来要扎根新疆、建设新疆的角度考虑，恩赐我一次，少给我一点灾难。
我在心里做着祈祷，五分钟前的那种轻松早已无影无踪了，我的心收得紧紧的，生怕有什么差错，到了管教股门前，我小心地推开写着“管教股”三字的厚重的木门……
“你是干什么的？”一位四十多岁的警察冷冰冰地问道。
“我来就业。”我装出怯生生的样子，陪着小心说。
“哈哈！劳改释放犯连‘报告’都忘了？装你妈的什么大个？滚出去！真他妈的不知天高地厚，想搞资本主义复辟吗？”当头一盆冷水、一顶大帽子，让我不寒而栗，我从他的话里嗅出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我今后不知要在他的手下生活多长时间，所以，一点也不敢冒犯他，悻悻地退出了管教股。
站在管教股的门外，我用带着尊敬地口吻，大声喊道：“报告！”
谁知人家不领会这些，仍然余怒未消地骂道：“你他妈的小声点，老子又不聋。”
我诚惶诚恐地说道：“是！”
“站到屋子中间去！”他仍没有好气。
我规规矩矩地立正站在管教股的屋子中间，等候他的发落。
“站好了，背老三篇！”
政治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专政机关可以说是运动的风头。我们在监狱接受改造的犯人，每天的学习材料就是《毛泽东选集》，背老三篇这类的文章，那是硬指标，没想到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我一字不漏、非常流利地背完了全文，这位领导听后，觉着无懈可击，就打开柜子，指着一堆用各色废纸糊成的高帽子对我说：“过来！从这里边找出一顶写着‘反革命释放犯’的帽子，把剩下的码放整齐。”
我不知他要我找这帽子干什么用，但是，从“反革命释放犯”这几个字里，我觉得与我有关，我很快找出了高帽子，准备递给他。
“你拿着吧！这就是你今后身份的标志，如果忘了过去就是想对无产阶级反攻倒算，你要老老实实带着它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那里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如果发现有反革命言行，小心你的狗头。”他好似和我有深仇大恨，嘴里不干不净地对我训斥一番。
改造期间，像这类辱骂听惯了，也就麻木了，可是，如今我释放了，为什么还要用这种腔调对待我？我的人格、尊严在他这里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我内心深处的那些根深蒂固的反抗意识几乎就要迸发了，我真想扑上去和他拼了，可是，想一想自己这十多年的监狱磨难，好不容易等到今天——刑满释放，自己已经四十多岁，还没有享过一天福，没有真正享受过自由的快乐，如今即将获得自由和幸福，不能冲动！我还是忍住了。
我口气生硬地问：“去哪个单位？”
他见我态度变了，斜了我一眼，蔑视地说道：“三队，就业三队。”因为他过分地强调了“就业”二字，我的心如刀割一般，就业成了耻辱的代名词，他们没有忘记的就是对再就业人员的诬蔑和践踏。
我像泄了气的皮球，唯唯诺诺地退出了管教股的大门，天啊！这哪叫获得了自由，允许我重新做人？短短几分钟的折磨，我的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这是我十多年来的第一次，心里最恐惧、担心的事，今后的就业会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也许，从今天起，我的有期徒刑改判为“无期徒刑”了，我像被摔进了万丈深渊，觉得自己的前途暗无天日。
这难道就是释放犯的命运？
一个更大的灾难在等待着我。
我就业的单位仍是克拉克监狱农场，在这个只有干部和犯人的地方就业，就业人员的命运可想而知，我渴望在人生的舞台上，也存在军棋盘上的“行营”，好让我踏踏实实地喘口气再死。
以后的日子困难极了，是我无法想象的。
就业分子在农场名义上是职工，可地位是最低的。干活要干最脏最累的，待遇却少得可怜；学文件、受教育时，要戴上标有就业人员身份的高帽子——这是对人格的最大侮辱；这还不够，就业人员还要充当心理不平衡的一些警察、工人、学生们发泄的对象。他们打着把你批深批臭的旗号，连任何理由都不用找，就可以把我们这类带有高帽子的人拉出来进行一番折磨，直到大家心理平衡了、出气均匀了、心情高兴了、开心寻完了，不然根本没有结束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是以搞阶级斗争为纲，斗争就是各项工作的中心，可是，中国人惯于采取的斗争方式就是有参照物、用事实做比较，以小见大，很显然，我又成了他们斗争的目标。
有个成语叫众矢之的，我敢说我对它领会的最为深刻。
一个劳改农场，没有多少职工，可是，分成了好多派，他们之间的斗争常常是只有声势，没有结果，在口头辩论比不下高低、分不出输赢的时候，不知是哪个高智商、丧失人性的造反派，想出了斗争坏分子的高招。这样一来，他们都把我们这些戴高帽子的有“身份”的人作为斗争对象，就业人员成了抢手货，他们都争着抓就业人员开批斗会，看谁斗争坚决，立场坚定。
一天到头，你批斗完了我批斗，常常有人被折磨得在台上昏倒。即便是昏倒了，他们还要骂娘，扣上不老实的大帽子，臭揍一顿。在批斗过程中，要说触及灵魂，不如说是触及皮肉更确切。这样日复一日被折磨的就业分子，有的疯了，有的自杀了，有的死不了活受罪，其状惨不忍睹。
这还是其一。其二，农场的管理者们为了体现他们的权威，还针对就业人员做了更苛刻的规定，就业人员不能有休息日，也就是说，就业人员没有休息的权利，以此来说明就业人员低人一等。每逢星期天，别的职工都休息了，我们这些就业人员要自觉地到茫茫的大草原上给农场割200斤干草，交到农场的马号里喂马用，本来正常的劳动已经是超负荷了，游斗、割草，无不在透支着我身体中所剩无几的能量，我们是在用生命换取苟延残喘的时间，我已经感到心力衰竭，难以坚持下去了。
天灾人祸，既然降到了就业分子的头上，我就不可能听之任之，天生的逆反心理再一次萌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