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机警的读者不难一眼看出，这体系与时下西洋所谓“互相制衡”（checks and balallces）截然不同。李唐政府体制之内，没有任何构成的因素代表选区（constituency）的利益；因此一种独立的司法机关不可能在这样的根基上出现。不论唐太宗李世民如何的开明，他的政府无可避免为一种专制体制。只不过因为儒教的纪律，促使当今天子在内部制造了些许监督方式来警惕他本身。史籍里曾记载李世民有一次与臣下商议之后怒气冲冲的自言自语：“有朝一日我要杀掉这老农夫！”他的皇后问他何所指，原来心直口快的魏徵，因为皇上的宽容，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揭举御前的错误。这次皇后机灵应变，趁换着朝服时，庆贺此不怕死的忠臣，实为社稷之福。可是这故事也暴露李唐政体的合理化，其立场至为窄狭。它代表着皇帝之意志力，乃是一种人身上的品德，而非组织结构上之力量。
然则，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人天性不容于代议政治。前一章我们曾谈到，汉朝以一种推荐制度使百官来自各地区，可是代议政治无从下手，因为下端的小自耕农每人只有小块耕地，而全国如是之农户以百万千万计，如果以资产作选举的标准，则等于承认兼并，亦即促成小自耕农为佃农。过去的经验，让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各世族必攫取大帝国的税收来源，使官僚组织僵化，因之而使全国瓦解。唐朝已推行科举取士，也控制着政府基层的人事权，只是让人更觉得儒家的道德观念为它施政之不可或缺。
可是以道德施政总离不开独断专制。如果皇帝以道德无亏作门面，其登临宝座必至为不易。反过来说，如果要与它作对，则更是极端的危险。此中种种强调道德是一种绝对的品质，既不能分割，也无法讨价还价，将它以人世间最高的官职搬托出来，则天无二日亦不能容许其他人效尤。这硬性的裁定还要在唐朝接二连三地接受考验。
很多现代的读者既佩服唐太宗李世民的人本主义，但在读到他谋杀同胞兄弟以登极的故事，则又不免感到毛骨悚然。虽然李世民奋身打下江山，但他是唐太祖李渊之次子，一到唐朝的地位安定巩固之后，他和长兄太子李建成之间产生了极度紧张的局面。两人间的倾轧传至百官，而更使兄弟间宾客的关系恶化。世民的随从坚持地说，他如不采取行动必被谋害。事实上，在公元626年，李世民设计埋伏掩杀建成，自己张弓将胞兄一箭射死。胞弟李元吉一向袒护长兄，也死于李世民随从手下。这场变乱之后，李世民又把建成和元吉两人的十个儿子全部处死，然后才逼着父亲退位，自己登极。
这位英明的君主一再以各种名义将自己残忍的行动解释得合理化，但是他始终不将之掩饰。这场骨肉相残的经过，见于唐朝的历史，与李世民很多成功的事迹并列，历史学家对其功业不能怀疑。我们如果将这故事忽略不写，或仅是不着痕迹地轻描淡写，都可能使中国君主制度的真相含糊，而不能了解其本身的矛盾，因之抹杀了历史的连续性。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603年，启民可汗的对头达头可汗兵败，向启民可汗投降，启民可汗遂成为突厥的大可汗。可是位于西部金山（阿尔泰山）小可汗之一的处罗可汗却不承认，宣称他才是突厥的大可汗。于是突厥汗国分裂为二，东西对峙。
东突厥汗国虽然失去了西部部落，但仍然保持强大，尤其本世纪（7）初叶，中国正逢十八年改朝换代大混战。北方崛起的民变领袖们，像梁师都、刘武周都向东突厥进贡，接受封号。唐王朝开国皇帝李渊初叛时，也同样向东突厥进贡。李渊在位期间的二十年代，东突厥使节和商人到了中国，就像猛虎进了羊群，奸淫烧杀，无法无天。而突厥兵团仍不时深入中国国境，根本忽视中国的存在。大臣们一度建议放弃长安，向南方迁都。李渊虽因关系太大没有采纳，但对突厥人的横暴，始终不敢表示一丝不愉快。
626年，玄武门事变刚刚结束，李世民刚刚即位，东突厥汗国即向长安发动奇袭。大可汗颉利可汗（启民可汗幼子，始毕可汗幼弟）和他的侄儿小可汗突利可汗（始毕可汗长子），长驰南下，直抵渭水便桥。距长安只隔一水，上下震恐。李世民无可奈何，只好孤注一掷，亲自到渭水便桥向颉利大可汗乞和，除了重申誓言继续臣服外，并答应增加进贡财物的数量，颉利大可汗才行撤退。这对李世民是一个莫大的耻辱，然而也正因为这一次会面，李世民亲眼察看到突厥在组织上所呈现的低能，遂决定提前反击。三年后即630年，大将李靖北征，出定襄（内蒙古和林格尔），深入阴山，颉利大可汗全军覆没，只身向西逃走，被中国追兵擒获。东突厥汗国所向无敌，竟被中国一战击溃，使北方各部落大为震骇，李世民遂赢得“天可汗”的尊称。
向理性屈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李世民的伟大在此，尤其难得的是，夫妇二人都有这种高度智慧的认识。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李世民是中国帝王中最初一个被中国人真心称颂崇拜的人物，固由于他的勋业，也由于他本身的美德。他治理国家的一言一行，成为以后所有帝王的规范。
在这样伟大的领袖领导下，从本世纪（7）三十年代起，中国开始从厄运中复苏。不数年间，欣欣向荣。
——柏杨《中国人史纲》
太宗的统治以低调结束，但它是唐代第一个鼎盛时期，而且某些方面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他留给他的继承者一大笔遗产：合理的和高效能的行政机构、繁荣的经济、广大的国土。虽然他在高句丽的失败投下了阴影，但在一定程度上全国出现了自汉朝全盛期以来所没有的兴旺景象，一个充满自信的、安定繁荣的局面。显然，太宗时代的清平之治一定会使那些在他死后的不稳定的甚至危险的年代中供职的官员们产生深切的追思。
随着时间的流逝，太宗的威信和荣誉也随之增长。对于中国文人来说，太宗代表了一个文治武功理想地结合起来的盛世：国家有一个精力充沛聪明而谨慎的皇帝统治，他牢固地掌握着他的帝国，同时又一贯谦虚地耐心地听取群臣——这些大臣本身也是卓越的人物——的意见。太宗的施政作风之所以被人推崇，不仅由于它的成就，而且还由于它接近儒家的纳谏爱民为治国之本这一理想，另外还由于它表现了君臣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
——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645年3月，敌陆军渡辽河上游侵入高句丽，敌海军以五百艘战舰的兵力在辽东半岛南岸登陆，从而在辽东地区的许多城市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由于错误估计侵略军的进攻路线和部分城防军事指挥官、城主在战术上错误，辽河中游若干城池陷于不利。因此盖苏文将军采取集中前线兵力到辽东和安市两城，给敌人以决定性打击的战术。侵略军却集中兵力进攻辽东城。当敌人先锋队接近时，高句丽骑兵队阻击，击退敌人，城内也做好准备。接着唐太宗直接指挥主力保卫辽东城，利用各种攻城武器不分昼夜攻击。辽东城防部队英勇坚持十余日，连续击毁接近城墙的敌军炮车冲车，每天都进行肉搏。侵略军遭打击后，使用火攻，焚烧西南城门楼，趁烟火弥漫，杀入城内。军民虽然英勇战斗，但城池终为优势敌军所占领。
辽东城战斗结束后，战线中心转移到安市城。该处有十万高句丽军异常牢固的守卫。另外，高延寿等率十五万高句丽军绕至向安市集中的唐军背后，向敌人发动进攻。但由于高卤莽地直入敌人后方，遭到反包围而败北，致使安市城孤立无援。
安市城主杨万春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将军。他充分利用安市城的一切有利条件，有效组织爱国军民固守城池。围城的敌军每天都要发动六七次攻势，都被高句丽军击退。敌军用炮车冲车击破城墙，高句丽军立即用备好的木栅修补，而在夜间还出城奇袭，在战斗间歇则登上城楼击鼓以助士气。
安市城坚持了很久，同时，在辽东登陆的敌海军在建安城也遭到惨败。那里，早已严阵以待的高句丽军用突袭的办法，击败敌军。
唐太宗继续增兵，经三十昼夜在安市城东南筑起土山。高句丽军开始投入破坏作业。侵略军不顾伤亡重大，继续修筑。但是匆忙筑起的土山崩溃，压覆安市城一角。于是，高句丽军不失时机地开始出击，攻占土山，以此为阵地猛烈反击。唐太宗召集全部兵力总攻。连续三天，高句丽军连战连捷。唐太宗无法再战，只有退却。饥寒交迫的敌军，正遇十月寒冬，路上遗弃无数尸体。
——［日］林泰辅《朝鲜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