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载垣阴谋集团与恭亲王地位的巩固
新政的首次考验是随着1861年8月22日仍在热河的咸丰帝驾崩而开始的。为了选择辅佐幼君同治帝的摄政者，以两宫太后及恭亲王为一方，由反恭亲王的载垣、端华、穆荫、肃顺等领导的最强大的反对派集团为另一方，提前展开了一场戏剧性的权力之争。
载垣集团成功地制造了一份咸丰帝的所谓临终上谕，据此由载垣集团的成员组成了一个摄政团。[8]咸丰帝弥留之际把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和肃顺以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和焦祐瀛召集到床前，他们8人同受顾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翌日咸丰帝驾崩了。8月23日尊皇后钮祜禄氏及小皇帝生母懿贵妃那拉氏为皇太后，徽号分别为：慈安皇太后和慈禧皇太后。
与此同时，在热河和北京，朝廷内部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权力之争。新皇帝的生母——年轻的慈禧太后已经成功地获取皇帝印玺，没有御玺，新的摄政集团就不能发布有效的上谕。在反对载垣的势力的支持下，慈禧和慈安太后驰往北京，把新的摄政团远远抛在后面，摄政团被迫依照清朝祖训跟随在徐徐行进的皇帝灵柩之后。
恭亲王和两宫皇太后的支持者们采取迅捷的行动，纷纷呈递奏折祈求二位皇太后在恭亲王的辅佐下垂帘听政。其中有大学士贾桢和周祖培、御史董元醇及皖豫督师胜保等高级官员。于是，采取果断行动的时机到了。1861年11月2日根据两宫皇太后向内阁下达的敕令，载垣集团被逐出政治舞台。肃顺、载垣和端华均被革职，他们的支持者中有五位被逐出军机处。敕令要求进一步调查这一阴谋集团。
11月8日肃顺被判为斩立决，身为帝国亲王的端华和载垣均被赐令自尽。其后裔随即遭到严重的削爵。他们的罪名被定为“谋危社稷”（大逆），在宣布判决的上谕中还包括一项关于处理对外事务失误的指控。在清朝法典中，“谋危社稷”是“十恶”之一，仅次于“造反”，是不孝、不忠、不仁、不义，为天地所不容，是不可宽宥、不可弥补的罪行。
虽然11月9日的上谕下令罢黜半打以上的高级官员，但同时又下令“尔诸臣亦毋须再以查办奸党等事纷纷陈请”政治迫害将立即终止，宽大为怀，既往不究。[9]这种温和的决定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因为中兴的成功将取决于整个满汉官僚阶层消弥派系分野，和衷共济。反对派的领袖已受到惩治，其追随者就可能改邪归正。
与此同时，新人物立即取代阴谋者。11月2日上层官员奏请两宫皇太后亲理朝政，并择一近支亲王辅佐朝政。恭亲王随即被任命为“政府行政顾问”（议政王），而且他和其他4位新成员被任命为军机处行走。最初宣布的新年号是通常表示吉利的“祺祥”，后又改元“同治”[10]，第二年生效。各个行政部门受命恪尽职守。同治帝在太和殿登基，并发布一项大赦令。中兴事业由此正式开始。
普遍的舆论不会在一夜之间由悲观失望变为信心十足，在传统的中国，某种转变也许会十分缓慢。然而，到1862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国内外事务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时代的氛围已与1860年迥然有异。[11]随着外国军队的撤退和1861年1月总理衙门的设立，对外关系看来已趋于稳定；1861年9月安庆的收复标志着太平天国起义的浪潮发生了逆转；1861年11月实行新政策并享有巨大声望的新政府取代了有耻辱政绩、声名狼藉的残存者。精明的地方大员一听说中央权力的更迭，就立即意识到这在政策上意味着什么。赫德记载了湖广总督官文的情况。当时赫德告诉官文，恭亲王一派在北京已取代了肃顺集团。官文的态度迅速发生变化。
在公共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新政府的举措都依照着众所周知的一次“中兴”的模式。所谓“中兴”是指阻止一个王朝的衰落并使之暂时得以复兴的一段历史时期。当时的种种迹象，无论政治上的还是天文上的，[12]都使人确信由满族统治的一个中兴的孔教国家能够重新承担起政府的职责。
外国人对于新秩序的反应
甚至在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之前，多数寓华外国人虽然不大情愿但也逐渐地认识到，他们的利益与令人厌恶的中央政府是一致的。正如《北华捷报》所表述的：
诚然，满清王朝并非是一个理想的政府，但是它是现有管理得最好的政权。如果外国政府明智的话，就必须容忍清王朝的弱点，并帮助它纠正自己的缺点，直到出现一个更好的政府取代它。
随着对载垣阴谋集团的镇压和同治改元的开始，这种不情愿的容忍很快地变为对表面上焕然一新的秩序的热情支持。洋人们赞扬皇太后慈安美丽端庄、沉着勇敢、精明能干、对外亲善；对恭亲王的评论甚至比以前更高。中国的历史是值得称道的，而她的未来更是光明的。到1862年5月，《北华捷报》评论说：
中国目前正经历着在内外事务方面进行变革的阵痛，这十分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一个转折点这个国家地大物博、人民勤劳节俭，只要政府强大，既有力量制止内乱，又能维护和平，就会成为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
甚至在这些对中国抱有好感的时刻，即寓华外国人普遍对中兴满怀热望的时候，他们也普遍认为：中国政府新生的程度将取决于它接受外国的指导和默认19世纪自由主义原则的程度。[13]然而，很快显露出的迹象表明，一个中兴的儒教国家不会鼓励发展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相反，它根据自身的基本目标必然要压制任何处于萌芽状态的西化倾向。同样清楚的是，任何斯文的外国指导都不能引导一个儒教国家沿着和平之路转变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因为没有这样的道路。一场中国革命能够使这个儒教世界转变为现代世界，但是在太平天国起义后的半个世纪中没有任何夺取政权的革命。虽然外国列强能够促成一场革命，但却没这样做。
当最初的热情消退后，情况变得更清晰了。许多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中国的中兴最终不能达到西方的要求，那么西方列强最后将不得不征服并统治中国。但是19世纪60年代的外国政府持有另一种迥然有别的观点，即革命和征服都是令人深恶痛绝的，要尽一切努力回避二者。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中兴获得成功，希望一种能为西方世界所接受的、从中兴的中国保守主义中产生的政策能逐渐发展起来。甚至在他们最悲观的时刻，他们仍不得不把其政策建立于这种可能性之上，即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国社会的复原能力终将会得到证实：尽管这种可能性十分渺茫，但这是避免征服和革命的惟一出路。
当然，19世纪60年代西方列强的对华政策并非是“同治中兴”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政策，中国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能够在没有外来压迫的情况下自由支配自己的命运。在这十年间，外国列强控制着缰绳，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历史的命运问题。作为外部条件，西方的“合作政策”对于这一段历史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在探讨中兴本身的各个侧面之前，我们需要对这一政策加以比较详尽的考察。
注释
[1]这句系指1853年因太平天国起义者占领南京而产生的大恐慌。
[2]文祥：《文文忠公自订年谱》上册，第32—33页。
[3]董恂：《还读我书老人自订年谱》第1卷（1892年），第30页。
[4]1860年6月29日华若翰致卡斯，见《美国对华事务档案原稿》，急件，第19号。
[5]《巴夏礼致额尔金函》，见《英国对华事务往来函电，1859—1860年》，第236页。（英人索巴夏礼，攻城甚急。时议论蜂起）为恭亲王号召朝着缓和方向变化时，其他人则力主朝着更大规模的交战方向变化：或请召曾国藩和胡林翼的南兵入援，或欲往西秦迁。（刘法曾：《清史纂要》（上海，1914年），第116页）关于恭亲王不陪同朝廷迁往热河一事的重要性，见高第：《1860—1900年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第1卷，第43页。
[6]最近日本的研究已经说明西方外交官把僧格林沁和“主战派”联在一起是错误的。据东京京都大学坂野正高教授的说法，他已经准备了一部论述这些年中国外交的专著，在此阶段，僧格林沁不是反对议和的顽固分子的一员。虽然他和恭亲王的“主和派”不联合，然而他的观点是截然不同于载垣集团的观点的；他应是一位严格的军事人物，从西方的观点看，他具有好战性，但是他也清醒地了解西方军队的实力与清军的虚弱。官崎市定教授在《从中文史料看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事件——特别是主战论和主和论》（引自《东亚研究所报》〔第24号（1943年10月），第852—854页。〕一文中已提出一个类似的说法。
[7]在“新年号”颁布后的数日，反映在华洋人的非官方观点的《北华捷报》一如既往，继续宣称中国政府濒临末日：“关于满清王朝覆灭的思想并非无稽之谈。英法联军正在加紧促成它的灭亡，这种情况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高级指挥官的意志。让我们从头至尾地观察一下这个帝国，试着在其政府身上，在整个国家的道德领域中发现哪怕是一处光辉灿烂之点，一处没有玷污和彻底腐烂之点但是变化即将来临。任何条约或者是修修补补都不能使它有任何改善——它的垮台仅仅是个时间问题，迟早必将来临。”（见1860年11月30日《北华捷报》；又见1860年10月6日《北华捷报》）
在不足一个月后的1860年12月1日，甚至《北华捷报》也不得不承认：已经来临的变化与长期以来驻华洋人普遍的预见截然不同：“北京的政治态势已经有了好转，恭亲王在10月24日条约批准文件的互换签字仪式上面部阴沉，心事重重，现在他已容光焕发，并表现出与我们保持友好关系的渴望。[恭亲王已和外国公使互访，国际关系的整个气氛已经改观了。]”
[8]1861年8月23日的《京报》登载了这一上谕，这个文献的可靠性从未得到进一步的证实。1861年9月1日发表了第二道上谕（《清史稿》《本纪》第21卷，第1页）。
[9]《清实录》（同治朝）第6卷，第23—26页。
[10]据威妥玛说，文祥告诉他，“同治”这个年号出自《春秋》的“同归于治”。根据上下文，其意思是，“由于中国各地烽烟四起，建立良好的秩序和整顿社会已成为当务之急，官员和百姓都渴望‘同归于治’，即恢复天下大治。这就是‘同治’这两个字的意思。这是在研究了历史，发现了某些与现在相反的情况后，才决定选择‘同治’二字。”见《普鲁斯致罗素，1861年11月5日》的附文，引自《美国外交部档案原稿》第17组有关中国交涉文件第357卷。又见芮玛丽的《何为年号？》一文，引自《亚洲研究杂志》第18卷，1958年第1期，第103—106页。
[11]在上谕和奏折、信函及日记、公开的文件等中均体现了感情和语气上的变化。
[12]因为中国社会信仰宇宙的和谐，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内在因果联系，所以1861年秋季官方记录的自然吉祥之象（见《皇朝续文献通考》，第10489页）意味着政治成就得到承认。关于19世纪60年代自然现象与政治的关系，见第十章关于同文馆的讨论。
[13]例如：“外国的影响在中国百姓和政府中缓慢地但却实实在在地扩大着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到，东方的偏见和排外主义正在让位给西方的文明，通过外国的影响，现行的管理已播下了未来更佳秩序的种子。”（见1862年3月1日《北华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