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正当崇厚和丰大业各自准备向上司报告严重的局势已经消除之时，领事得到了这样的消息：道台、知县等官员正在教堂外面要求进去。丰大业随即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举动。在秘书的陪同下，他冲进崇厚的官邸，挥剑砍了书案，并向崇厚连发两枪，不过没有击中。当官邸的随员试图捉住他时，丰大业又接连砸了杯子，掀翻了椅子。崇厚要扶正椅子，他却“使用了污秽的语言”。人们竭力要抓住他，这更激怒了他。丰大业无视这样的警告：屋外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人，这不是一帮衣服褴褛的乌合之众，而是一支包括地方官员、绅士和体面的业主在内的有组织的队伍。丰大业冲入人群，他的秘书挥剑为之开道。当一位地方官向他靠近时（按法国人的说法是攻击他；按中国人的说法，则是要营救他），丰大业对之开枪，结果打死了他的一名随从人员。
对此进行的报复是可怕的，实际情况可能比知道的更糟糕。这两位法国官员当即被碎尸。接着，众人放火烧了领事馆、教堂、育婴堂和其他一些房屋；杀死了10名法国修女、2名法国神父、7名外国侨民以及一些中国教民，极其残忍地将他们剁为碎片。
本来一些认真负责的西方外交官正在想方设法，力图消除中国人的猜疑，一位法国领事却固执地迷信法国作为教会保护人的作用；本来一些高级的中国官员正在苦思焦虑，谋求避免引起国际争端，同样，一位下级地方官却只关注中国民众仇教情绪的膨胀。由是，仅仅一个下午的时间，10年的努力便尽付东流。
中国也许会对此感到欣慰：在恰克图（位于西伯利亚边境）和锡兰之间没有任何电报线路。因此直到7月15日，即法—德战争爆发之后10天，这消息才传到了欧洲。如果再早一些，可能就会发生另一场中国战争。当时有许多艘法国军舰从远东基地迅速驶往天津，在巴黎和罗马，要求严惩的呼声十分强烈。中国军队奉命进入战斗岗位，一些退役的将官被重新召回服役。
在此后的3个月中，总理衙门一直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曾国藩以直隶总督的身份被派往天津查办此案，结果在外国的压力下，他以处决16名中国人了事。崇厚则作为道歉使团团长，被派往法国。中国人说这是向外国人屈服；法国人则认为这是在掩护真正的罪犯——中国政府。
战争虽然避免了，但双方耿耿于怀。翌年，总理衙门试图让各条约国接受对传教士权利与义务的一种明确的界说。1871年2月9日，它给赫德送去了与1869年送给阿礼国相同的一封信。它在信中说，教民多为地方上声名狼藉的人物，传教士与地方上的士绅、官员关系紧张；在那些双方对立情绪严重的地区，政府无法防止骚乱的发生。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总理衙门提出一系列章程；同时还对其他控制传教活动的措施加以广泛的讨论，试图使基督教在现存秩序中具有某种正常的位置。
这些观点最终被写入总理衙门送给各国公使的一封通函中。英国政府倾向于接受总理衙门的意见，但是法国和美国表示反对。按照天主教的资料记载，总理衙门的根本谬误在于：它提出教会与中国政府间的关系和教会与欧洲各国政府间的关系，应当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有权检查育婴堂，控制护照，如此等等，教会不得干涉民政。传教士认为，这是荒唐的，因为中国政府并不是文明的政府。[132]
赫德作为代办，受到了中国通们的嘲笑，因为他“众所周知，同情导致这场暴乱的不幸的政策”[133]。但是在总理衙门眼里，赫德又似乎已经改变了先前的友好态度。[134]这不足为奇，因为正如卫三畏所说：“简言之，此次骚乱的全过程——它的缘起、蔓延、高涨、进发和平息——如同曾经出现的任何其他事情一样，含蕴着中国与欧洲文明在融合过程中所存在着的许多严重的障碍。”[135]最终解决的办法是不可能找到的，而且随着外国利益在内地的增长，对外国的恐惧和憎恨，也愈加表面化了。
“中兴”的终结
修约提供了有关“中兴”最主要争论问题的一个横截面：面对英国商人和欧洲列强的反对，英国政府是否应当继续推动“合作政策”；通过有限的内政改革，“中兴”政府是否能够稳定经济，提高统治能力，复活“儒学”观念和建立一支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总之，那些相信在中国的传统中存在着许多具有不朽价值的东西的人们，是否能够调节传统使之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到1870年，“中兴”在每一方面都实现了许多东西。然而此后不久，衰败的征兆便出现了。国家不是更强盛而是更衰弱了；原为伟大的“中兴”政治家们所占有的许多位置，现在充斥着谄媚者；而60年代成功的外交政策消失了，出现了这样的年代：订立一系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羞辱的条约，丧失领土，而且国家主权也名存实亡。一个历史时期，很难以某个具体的日子作为其开端或结束；然而，收复安庆和设立总理衙门，毕竟标志着“中兴”的肇端；而对“阿礼国协定”的否决和“天津教案”的发生，又恰恰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期终结的标志。
注释
[1]鉴于英国利益支配了在华的外国利益，“天津条约”一词，除了特殊情况外，专指英国条约。
[2]恭亲王等人的奏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6。
[3]参看第三章。
[4]1868年5月5日阿礼国致山嘉利，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137—138页。
[5]1868年5月5日阿礼国致山嘉利，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137页。
[6]1867年5月报纸报道阿礼国在九江的演讲，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6—7页。
[7]《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10卷（1870年），第2页。
[8]1868年12月23日阿礼国致山嘉利，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261页。
[9]《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10卷（1870年），第11—12页。
[10]1869年2月1日上海总商会主席致麦华陀，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12卷（1869年），第5—6页。
[11]见1862年10月4日《北华捷报》。
[12]政府的支持者们认为，额尔金从一开始就看到了地方税与子口税的区别，但他仅仅是考虑到通过后者去保护外国贸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根本不存在向外国货物征收地方税违反《天津条约》子口税条款的问题。但中国贸易集团否认了此种解释。此后外交部发言人承认，订立子口税条款的本义，是要豁免所有的内地税；但他又支持中国对此作出的重新解释。后者辩护说，英国商人将通行票证非法转卖给了中国的内地商人（《英国议会议事录》第197卷，第1786—1790、1795—1797、1800页）。
[13]同上，1867年10月12日。
[14]上海领事文极司脱，见《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30—32页。
[15]上海的商会不仅认为贩运外国货物的中国人应当得到过境通行证，而且为与纯粹从事内地贸易的中国人进行子口贸易作辩护，理由是中国政府的整个税收政策是非法的和不道德的。《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4卷（1870年），第14—15、18—20页；《英国商会年会记录》（上海，1861年7月27日）；《上海总商会年会记录》（1865年8月23日）。
[16]有关九江，参看《商务报告》（1862—1864年）第4期；1863年10月24日《北华捷报》。有关厦门，参看《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64年），第67页；第4卷（1870年），第17—21页。有关福州，参看同前，第14—16页。有关宁波，参看第5卷（1871年），第154—156页以及第63卷附录。有关镇江，参看同前第1—2、4—5页；第4卷（1870年），第22—26、29—31、34—38页。
[17]1868年12月威妥玛备忘录，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附录。
[18]1868年12月威妥玛备忘录，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第5卷（1871年），第7页。
[19]威妥玛证明了此种说法的准确性，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附录。
[20]但对此有不同见解，参看《上海总商会年会记录》（1865年8月23日）。
[21]“事实表明，新开口岸效益之低下，大出人们之所料，对外贸易日趋集中到上海一口”（见1867年10月12日《北华捷报》）。
[22]A.麦克怀森，摘录香港的海关报告，《中国与日本见闻》（1865年11月1日）。对于内地贸易，卫三畏《中国商务指南》（1863年，第174页）规劝商人们说：“必须将与中国的这一部分贸易，主要地交给本地人经营，因为惟有他们洞悉地方上的风险，生产商善于躲避外国人穷于应付的地方官府的横征暴敛。”
[23]1861年2月16日《北华捷报》。
[24]作为恭亲王与卜鲁斯，赫德和蒲安臣谈判的结果，修订过的《长江通商章程》于1862年9月10日公布。对外贸易被明确宣布限于长江的三个口岸。此外，内河帆船允许上行到汉口，轮船只能行至镇江。参看王崇其（音译）：《扬子江航行》（巴黎，1973年），第82—89页；萨金特：《中英贸易与外交》，第146—147页；另见《有关长江开放对贸易通信录》（1861年），其中有关资料甚多。亦可参看本书第三章。
[25]1862年《天津口岸进口贸易报告书》指出，要在内地获得贸易成功，必须具备的条件是：懂得当地语言，熟悉中国人的风俗，和完全的诚实。广东的买办是无济于事的，一旦典型的外国商人试图在内地贸易，“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外商与本地人之间发生了误解，于是要求地方当局介入。地方当局即便并不腐朽，通常也是愚蠢的。这样便开始了没完没了的麻烦与纠缠。往往要花费数月的时间才能得到解决。在此种情况下，贸易自然是无法想像的事情。现在外国人和当地中国人彼此间都远未懂得这项权利在内地的实施，对于商人们是多么的重要”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4卷（1864年），第35—36页。
阿礼国同意这一普遍的观点。参看1868年5月5日阿礼国致山嘉利，《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135—139页；1868年阿礼国致山嘉利，《中国卷》第3卷（1869年），第1页。
[26]1867年12月6日阿礼国致山嘉利，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187页。
[27]1867年12月23日阿礼国致山嘉利，同上，第80页。
[28]按照贾丁·马哲生的体会：“中国人拥有一部道德法典，但却没有一部民法。所有关于财产、商务的争端，他们都根据原始、幼稚的平等观念加以裁决，而他们的官员总是难免有受贿的嫌疑”〔1867年11月28日《贾丁请愿书》，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4卷（1870年），第32页〕。
[29]1865年10月27日，由威妥玛和恭亲王联合公布的这一章程规定，有争议的海关案件往后当由领事、海关监督和外国海关税务司共同处理。海关可上诉总理衙门，领事可上诉北京的英国公使。后来，根据阿礼国爵士和恭亲王间达成的《关于对海关当局的没收和罚款案件实行联合调查的条例》，1868年5月30日，在北京对这一章程进行了修改，海关在没收的案件中被授予了更大的努力；领事则在罚款的案件中，被授予了更大的权力。赫特斯莱特：《条约汇编》第一卷，第9号。
[30]见1865年8月23日《上海总商会年会记录》。
[31]“委员会”的“决议”签署日记是3月9日，而法庭的设立是在1865年9月4日。对法庭的设立及其最初受理的主要是破产案件的评论，参看1865年9月14日《北华捷报》，及1865年9月21日《北华捷报》社论。1867年，英国海军部在华最高法庭成立，专门审理英国公民间或被告为英国人的海事案件。有关其办案程序，参看赫特斯莱特：《条约汇编》第2卷，第126号。
[32]见《上海总商会年会记录》，载1865年8月26日《北华捷报》。
[33]参看第三章。
[34]早在1860年卜鲁斯就看到了混合法庭的优点，但是当时的中国官员们不愿意在平时的基础上与外国人公开共事〔1860年4月7日卜鲁斯致罗素，见《中国事务通信集》（1859—1860年），第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