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府的态度迥然不同。它同意阿礼国的意见，只有以彼此互让为基础的谈判才能为和平改善中外关系提供惟一的可能性，因此它决定不再发动对华战争。如谈判即将开始之际，外交大臣斯坦利通知阿礼国说：
知道您业已考虑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情感以及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偏见，对此我深感欣慰。应当提倡的真正政策是，通过彼此的克制，在双方制度之间寻求共同点，不要与他们现存的风俗和固执的见解发生冲突。这在理论上也许不是最好的，但它却是有益的；尽管它不能为我们带来与中国的利益显然是一致的利益。但却可以为我们争得多数中国人的好感。[68]
中国为修约所做的准备
总理衙门自1861年成立以来，就一直在竭力了解外国的对华主张。总理衙门大臣们知道外国对诸如过境给票一类问题的抱怨，也知道英国商人们在报上说些什么。他们研究过威妥玛—赫德条陈，并且已经意识到英国的《天津条约》将在1868年加以修改。
1867年初，总理衙门在给李鸿章的一封信中提出了修约的问题。李答复说，他认为外国人定将施加压力，因此中国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困难的。总理衙门将中国的衰弱视为中国须格外认真准备谈判的一个附加理由。它也征询了曾国藩的意见，但他没有答复。总理衙门的司员们随即受命对《天津条约》的条款作分类分析、确定应当为何增删修改才对中国有利。
如1867年5月初阿礼国开始了他的巡察通商口岸之行的时候，总理衙门已敏感到自己对于口岸的现状缺乏应有的了解。为此曾国藩和崇厚受命分别去物色通晓南北口岸对外贸易业务的官员，并于是年秋天将他们送到北京。
1867年6月16日，总理衙门在它就修约问题上的第一份正式的奏折中指出，一旦一项条约的条款获得通过，即字字皆成铁案，因此要想劝说众所周知其贪婪狡诈无所底止的外国人，同意放弃他们既得的任何特权，是极其困难的。同样，要想制止他们引进铁路、电报、废除食盐专卖和允许内河航行的纠缠，也是困难的。因此需要有娴熟的技巧和巨大的决心以控制它们在国内的发展。[69]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总理衙门建议与地方官员磋商有关对外政策的原则，以加强它的地位。总理衙门希望借此可达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可以使自己免遭更加保守的中国官员们的指责，又可以代表整个官僚阶层讲话而给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它也希望能通过普遍的磋商将会造就一种更加明智和统一的政策。它指出以往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淡漠和争吵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呼吁组成修约统一阵线。[70]
总理衙门就修约的主要问题拟就了一份条说。1867年10月12日上谕军机大臣速将该条说副本分送18位高级地方官员妥议。由于谈判可能将于1868年初举行，议复奏本须于本年12月10日前送抵北京。上谕告诫官员们要十分注意运用随机应变的策略，因为中国惟恃笔舌相争，此外别无可恃。[71]
总理衙门的条说指出，夷务之兴由来已久，中国对此一误再误，以致成今日岌岌可危之势。夷人僻处海外，其势本弱，如今仗器械精良和交通工具的改进，其势已强且成了我们的近邻。条说继续写道，在1860年，其时中国处境危殆，接受《天津条约》已成保全大局不得不行之举。明知条约未能尽善，但惟一可行的政策却是信守条约以默求制驭之方。时局艰难，但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不可能靠空谈“道德”，或空洒热泪所能解决的。总理衙门认为，不难据理指陈其事之不当行，而难在筹策使其事之不得行。[72]
条说附有一份包括在即将到来的谈判中可能要加以讨论的主要问题的提纲：（1）议请觐；（2）议遣使西洋诸国；（3）议铜线铁路；（4）议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5）议贩盐挖煤；（6）议开拓传教。地方官员就此提纲做出议奏。
尽管整个的磋商过程是要求保密的，但仍然被泄漏了出去。1868年6月13日的《北华捷报》对曾国藩的奏折做了准确的概括和评论。7月这份奏折的内容被上报到了美国国务院。[73]9月11日《北华捷报》公布了奏折的全译文。总理衙门对此大为吃惊，同时下了一道上谕，要求对秘密文件的管理要格外小心。
谈判并没有因泄秘而受到损害，因为曾国藩的奏折受到了包括不赞成其意见的人在内的广泛的钦佩。同时也没有再出现其他的泄密现象。当外国人还在讨论“总理衙门的修约条说”的时候，他们已经又在磋商咨送各通商口岸海员监督的另一份条说了。这份条说涉及的不是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而是有关关税和海关管理的细节。曾国藩奉命汇总和评判各地海关监督对这些次要问题所做的答复。
中国人眼里的争端
觐见尽管觐见对于外国人说来已经并不重要，但是由于礼仪上的原因，对于中国人说来却是必须加以讨论的首要问题，在1858年，这个问题是不可妥协的；到了1868年，似乎变得可以做出让步了。总理衙门倾向接受觐见的论点，说明了中国保守派在外交方面的灵活性。它认为古代中国历史上的先例不足为训，因为迨自宋代，礼节无不变易。接着它引用韩愈的话强调说，中国的礼只有已经文明化（“中国化”）了的夷才能用之；今夷并未达到中国的水平，因此绳之以诸如磕头一类中国的礼仪，其势必不可行。
在议复总理衙门条说的人中，多数都认为接受外国公使免去磕头的觐见，对于中国来说是得体的。左宗棠强调说，西方各国要求的觐见并非非分之举，因为中国已经答应对他们要平等相待。
朝廷中虽仍存反对意见，但决策中枢并无异议。第一次觐见直到1873年才得以举行，这主要是因为“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引起了一系列特殊问题。随着同治皇帝接近成年，总理衙门和一些地方高级官员的意见便轻而易举地压倒了传统的反对意见。文祥具体负责安排英国、法国、日本和俄国公使的觐见事宜。这样第一次近代式的觐见便在1873年6月29日终于举行了。
中国使节总理衙门极力主张对外派遣中国使节。其理由有二：（1）为洞敌情所必需；（2）径直与外国政府交涉，中国就有可能使他们相信自己的正当理由。总理衙门依据国际法，要求惩戒桀骜不驯的商人；要求公使惩戒桀骜不驯的领事，干得相当出色。总理衙门大臣们敏锐地意识到了：各国政府往往比较超脱，不存在处于直接谈判中的代表所具有的那种愤激情绪，同时中国驻外使节还可以要求外国政府惩戒其公使。[74]
地方复奏大多支持总理衙门，即认为海外驻节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曾国藩首先关心的是，必须明确使节当按中国的意愿自行派遣；其他一些人则担心中国缺乏可充当使节的人才。左宗棠很坦率，他不仅赞成总理衙门的意见，而且进而提出合格的使节人选可以从江苏、浙江和福建三省通晓夷务的绅士和商人中挑选。他还告诫不要雇用广东人，在他眼里熟悉西方的广东人，多是些轻浮狡诈的好事之徒。
铁路与电报总理衙门的条说反对引进铁路和电报的理由有三：（1）中国将会失去对一系列军事战略要地的控制；（2）坟墓和“地脉”（“风水”）将遭破坏；（3）威胁民人生计。由于外国人对第二点无动于衷，总理衙门建议应当强调第三点，因为即便政府自身能够容忍这些新事物、老百姓也定将起而毁之，“民怒不可遏”。
地方官员的复奏无例外地都认为，决不能允许外国人在华铺设铁路和电报，因为政府不能无视民意。
开放内地总理衙门的条说指出，建立租界的全部目的在于划出一块特别区域，在这里中国可以放心地应允外国人享有他们所渴求的豁免中国法律与税收的权利。只要外国人要求这样的权利，他们就不能被允许自由进入内地。它还提出，如果外国人答应接受中国的司法权和交纳所有的地方税，可以“开放内地”，但是外国人一直拒绝接受这一点。
至于轮船内河航行问题，总理衙门不仅认为这将使无数中国人在竞争中丧失生计，而且担心在狭窄、拥挤的内河河道上将会酿成许多事端。现在已有不少外国人无视禁令在内地进行非法贸易，一旦中国有任何退让的表示，他们势必迅速席卷全国。
地方的复奏一致赞成总理衙门的意见。
进口食盐和采煤总理衙门指出，尽管按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2款规定食盐属于禁运品，但外国人的走私却比比皆是。食盐专利为国家岁入所在，决不能弛禁。对此地方复奏无异议；虽然有两位官员建议不妨正式准予充当零售商，但他们所开列的条件惟有令其破产而已。
至于开矿，总理衙门认为这将危及民人生计和破坏“地脉”，不过它的话里仍带有妥协的余地。多数的地方复奏也都反对开矿，只是语气较为和缓，没有出现像反对铁路和内河轮船航行那强烈的责难。少数人包括曾国藩和沈葆桢在内，倡言由中国政府借助外国的机器和技术自行开矿。李鸿章表示赞同，且又稍进了一步，只要外国人遵守中国的法规并向中国纳税，其开矿权是可以接受的。
基督教传教传教问题的讨论是心平气和的。从议奏的保密性质看，它的心平气和恰恰有助于驳斥以下的指责：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许多负责官员不是煽动就是纵容仇教骚乱，此种骚乱在“天津教案”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兴”初期，总理衙门曾奏称：即便是教民也是皇上的子民；传教士虽然进行干涉，但通常是好意；因此牵涉教士的词讼应得到迅速和公正的处理。事情的发展果然顺利，以至于在此后的数年中一再出现旨趣相同的奏疏和上谕。固然，总理衙门是不欢迎传教士的，它在数年之中之所以一再为其忍耐的政策作辩护，有两方面的原因：（1）中国乐于在次要方面向外国人作出让步，是为了能在主要方面获得他们的支持。（2）而且禁令只能适得其反，反而会刺激传教士的热情，“阻其赴滇，正恐招之使来”。[75]
惟其如此，法国人甚至于认为总理衙门正尽力而为：有事实证明它是注意履行条约的，新近一名法国传教士之死，并非是北京的政策所致，而是地方上的派别斗争的结果。[76]
在19世纪60年代，基督教没有遭到官方的攻击（如同它一向所受到的那样），而是遭到民众和非官方的下层士人的攻击；它没受到明令禁止，而是受到暴民骚动的威胁。在“中兴”时期，高级官员首先关心的是防止传教士干涉中国地方事务。
而在民间情况则不同，仇教心理根深蒂固。看起来人们普遍相信以下的说法：传教士把小孩拐骗进了孤儿院，姑娘们是被强迫充当修女的，医院给人服用的是毒品。在士绅中更有这样的说法：外国商人盗取中国的财物，传教士则企图盗取中国人的心。根据有限而难以查找的资料，似乎可以说是下层士人带头散布怀疑情绪和煽动民众的暴乱。
总理衙门对于时局似乎是持一种平静和顺从的观点。它指出现在要想禁止基督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准许基督教传教条约已有明文。而且一些业已颁布的上谕也明确批准了这一权利。此外基督教教义本身也并无害处。对于这两点见解，各地的复奏是同意的。
总理衙门接着指出，困难在于传教士良莠不齐。莠者庇护教民，包揽词讼，不断干涉地方事务。如此，它提出两点建议：（1）基督教与佛道两家相同，可照僧道设官以治之；（2）联络绅民，阳为抚循，阴为化导，强化儒家道统，“是亦不禁之禁也”。
尽管地方官员自然都赞成应当强化儒教的道统，但是他们对于基督教徒的活动并不感到特别吃惊，自然也没有任何人倡言圣战。几乎人人都赞成曾国藩的见解，即基督教作为一种教义无须过虑，但教民的所为已成地方控制中的一个问题，当因地制宜，筹划救治之方。
蒲安臣使团
总理衙门在与地方高级官员商讨驻节海外的好处的同时，还进行了最初的尝试。1866年斌椿等人奏命随同赫德访问欧洲，目的就是为了能身历其境直接了解欧洲。董恂在他为斌椿游记写的序言中，将此次出访称为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尽管斌椿既无声望也没有高级的官阶，但其时的外国人却正确地将这一破例之举，视为重要的开端，而阿礼国和外交部间的通信，更就此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1867年10月总理衙门要求地方官员就向海外派驻使节问题献策。11月21日，未待答复，它即奏准任命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据总理衙门的奏文，最初的动议是由蒲安臣本人提出的，不过奏文也提到与赫德间的经常磋商。
总理衙门回顾了此前它自己关于向各国首都派驻使节将有利于中国的奏陈。它说遗憾的是没有一个适当的中国人堪膺公使人选，而且，无论如何，任命一位中国人将会引起特殊的困难。然而，总理衙门接着说，它已经调查了西方的外交惯例，发现公使不一定非是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的国民不可。同时赫德管理海关也已证明诚信相孚较之国籍更重要。它认为蒲安臣是令人满意的人选：他于1861年初次来京，为人忠诚、乐于助人。其后曾回国一次，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
在总理衙门看来，重要的一点是要与蒲安臣明确商定以下条件：任期一年；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他当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也不得遽为应允，须知令总理衙门复准，方能照行。据其所奏，11月28日蒲安臣已经接受了这些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