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被裁减的军队引起地方骚乱是一个严重问题。有时候裁减好像不值得去冒险。例如，从鲍超部队中被裁减出走的士兵引起了1865年长江流域的骚乱。当1867年这种骚乱再次发生时，便决定将他的士兵分散到其他部队中去，而不愿冒建一支绿林部队的危险。凡是有相当多的部队被裁减的地区，就不得不保持高度的戒备。
当然也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以保证被裁减的士兵能重新过上和平的平民生活。崇厚为此目的而采取的计划是值得重视的。在山东，淮军剿“捻”取得胜利后，也立即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丁宝桢下令，那些老家就在山东的被裁减的士兵，让他们重操农工商旧业，并通过保甲制作好安排，以保证没有易引起麻烦的流浪汉。他请求朝廷向那些家在外省的被裁减士兵发放旅费。最著名和最广为称道的例子是曾国藩对平定长江下游地区的众多军队的遣散。曾国藩制定出一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最难驾驭的士兵编入新成立的长江水师，留下来的不仅发给最后一次军饷，而且免费和细心地安排他们回到原籍，帮助他们重新安家落户。
武器的现代化
一般来说，60年代的官员们反对的仅是那些似乎可能引起社会变化的技术革新。实际上，他们都很乐意承认西方船炮的好处。那些主张制作现代化武器的奏折强调这只不过是一种中国人能够学会的技巧。火药局（附属于工部）和其他一些类似的负责军事装备生产的衙门早已存在。采用更有效的西方方法，只是一种技术上的改进。
在1840年代已有少数士大夫和地方官吏开始对西方武器感兴趣，但这种引进西方先进武器的努力没有获得上层当权者的支持。在道光朝廷及官僚们看来，生产西方武器花费太多，并将危及既得利益。咸丰年间，中国政府变得更加保守和顽固。然而，对西方武器的兴趣从来都没有完全地丧失过。到1860年代的中期，由于与叛乱者和外国人作战的教训，这种兴趣迅速地恢复了起来。
在60年代采用西方武器的计划中一个重要的新因素就是朝廷和地方官员的兴趣持久不衰。恭亲王和文祥热情地支持在帝国广阔的地区所涌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工程。对社会、政治和经济重建之重要性有深刻理解的左宗棠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铸造枪炮，然后才是浚河、掘井、制造呢绒。就是曾国藩，他虽认为战争的胜负依赖于人而不是武器，但他还是致力于武器装备的现代化。
在自强运动中，重点放在建立和发展造船厂和兵工厂，这样中国可以制造自己的武器。清政府始终对外国政府向中国赠送或出售武器的行为深感怀疑。
现代海军的开端自西方轮船被用来将湘军从安庆冲过太平军的河防运到上海之时起，现代轮船的重要性就得到中央和地方当权者们的承认。最初使用的轮船，许多是从外国租借和购买的，但阿思本船队事件（下面将会提到）使中国人更坚定了制造他们自己船舰的决心。
曾国藩的乐观态度——他于1861年相信在一两年内轮船就会被成功地引进，——证明是错误的。但即使如此，60年代仍是中国海军史上最有希望的10年。当然，那时的中国海军装备还相当简陋，直到1868年主要还是由帆船和舢板所组成，但它从中兴时代起在与叛乱者和海盗的作战中就被证明很有用处。都兴阿用它阻止了李秀成向吴淞口的进军，都兴阿和曾国藩还用它阻止了太平军从南京突袭长江北岸的清军。
1865年夏天，正式组建了长江水师，它包括6名高级军官、798名下级军官和1.2万名在册士兵。它每年6000多万两的预算由长江流域的厘金局提供。其管理规则由曾国藩和彭玉麟拟订。它大多数将领由曾国藩选派，但其他高级地方官员的人选也可向朝廷推荐。曾国藩发展长江水师的主要困难是缺乏有才干的海军军官，以及地方官员对陆军的偏袒。
江南制造局正式成立于1865年的江南制造局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制造现代化武器的努力。在同治年间，它在东亚首届一指，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兵工厂之一。到1870年时，中国似乎在迅速地赶上西方，将与之并驾齐驱。然而这一前景始终未能实现。1870年后，由于从来都没有超出过江南制造局的水平，中国已经灾难性地落在了西方和日本的后面。
江南制造局的历史是从1863年曾国藩力图在安庆建立一所兵工厂而开始的。几个月后，李鸿章很容易地就使总理衙门相信在长江下游地区需要建立一所第一流的兵工厂。李自己到上海找外国人来指导武器的制造和使用，使外国人之长技成为中国人之长技。
江南制造局的成效可以从外国人的详细报道中得到最好的证明，这些外国人现场参观过它的成就，并且在开始时无疑对中国未抱任何偏见。1866年，李鸿章被外国人说成已拥有巨大的弹药库和大量的新式枪炮，“江南制造局可以与欧洲最强大的国家的兵工厂竞争”。1867年，它成立刚刚两年，《北华捷报》就评论道：“这里现在办事效率很高，在该工厂能制造所需的全部工具和机器。”1868年，中国人制造的第一艘现代类型的炮舰下水，其他船舰的制造也已设计。[27]
江南制造局在主要的政策方面和它的技术方面一样，也体现了很高的改革程度。它的翻译馆和语言学堂的工作颇为著名。据当今一位中国杰出的科学家看，翻译馆翻译的西书，其质量超过了随后半个世纪期间中国翻译的所有西方著作。[28]在每一个机器车间，都有许多年轻的满人在学习操作机器。中国的管理者据说很有才干，并受过良好的训练。300名中国工人所拿的薪水是当时农民和苦力的4—8倍，他们直接领取薪水，每天工作8个小时。[29]
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兴时期的中国能迅速解决一支现代陆军和海军的纯技术问题的另一例证。福州船政局是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期间创办的，它与左宗棠的地方重建方案以及他的沿海防御总计划紧密相关。[30]船政局附设的学堂起初开设有两门课程：工程技术和法语，驾驶和英语。1873年这位船政大臣建议扩大课程，包括化学、冶炼和国际法。在中国人能独立操作之前，左宗棠乐意雇用外国工匠，但他也强调了培养中国人以尽快取代外国工匠的重要性。
当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指挥绥靖西北的远征后，沈葆桢接替他为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被选为总理船政大臣，不仅是因为他那被证明的才干，而且也是因为他作为一名福建士绅能较容易地取得地方的合作。周开锡和左宗棠的法国监督日意格成了沈的助手。在沈任职期间（1867—1874年），船政局的进步和前景都是巨大而可观的。建造了15艘轮船，培养了大批有才干的青年人。[31]这其中有著名的翻译家严复。日意格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些学生作出预言：
不要几年，他们就一定能成为中国的工程师和部门管理人才，能建造所有类型的轮船及所需要的发动机，能成为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同行一样富有经验的海军军官。[32]
一位来自大英博物院的观察家痛惜这种以牺牲基础科学的研究为代价的对应用科学的强调，但他又指出：
大约300名中国青年人在60至70名教师和工匠（他们的大多数是法国人）的监督和指导下，在这里学习驾驶和机械学。一位领半薪的英国海军军官主持驾驶学校，所培养的学生，可为被雇来沿海游弋的轮船提供能胜任的中国船员和工程师。几艘配备有大炮的运输船和炮艇已经造好下水，另外几艘也即将竣工。以前雇来向北方装运糟米的轮船虽由中国人操作、指挥，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33]
1874年后，福州船政局也像中兴时期建造起来的其他大多数兵工厂一样，逐渐地衰落了。一些人对船政局持顽固的反对态度，张之洞后来也指责保守主义的士大夫们通过造谣中伤破坏了它。但主要的困难似乎在于它失去了生气勃勃的领导以及社会的普遍冷漠态度。创建船政局靠的是左宗棠的胆识；在经营管理中，沈葆桢凭借的是自己的坚忍和威望。沈葆桢之后，其继任者官阶不高，地位较低。他们的经费要求往往得不到重视，也很少能获得地方官员的合作。随着西方海军计划的更为精致，费用不断增大，而中兴之后的中央政府却缺乏决心和能力，不能给船政局以坚定的支持。
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是当时总的趋向的两个最显著的例证。左宗棠以他在遥远的西北地区主持武器制造而著名，天津机器局在道台的管理下，雇用了2000名工人，其中包括一些外国人和从东南亚地区来的工匠，据当时一位中国人描述，机器的响声达数里之外。其他一些兵工厂也在杭州和其他地方建立和发展起来。
外国军操现代化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训练中国军队使用新的武器。在通商口岸，以及在内地个别地方，训练计划证明：中国农民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被训练成为第一流的现代士兵。天津崇厚的训练计划产生了值得称赞的结果。机动和装备精良的神机营主要用来保卫北京、南满和皇陵，但它也能迅速地赶到直隶的任何出事地点。就是中国最边远的内陆云南和贵州，中国军队也于1861年开始由一位名叫麦士尼的外国人指导操练。
作为中兴计划的一部分，战术的改进根据的主要是满清和蒙古模式而不是西方模式。历史经验表明迫切需要加强军队的机动性，因此骑兵得到大大的扩展。满人的骑兵部队建立起来，并被派往中国本土各个地区，同时，中国本土的许多将领也开始发展他们自己的骑兵。
虽然中国的新军拥有伟大和颇具才能的将领、高度机动性部队、很有希望的军事工业及一个十分值得称赞的训练计划，但它缺少一样基本的东西，即能够按部就班地履行现代战争所要求的职能的一大批军官。中国新的军队依赖的是这一代杰出的领导人，一旦这些人死去，它就马上分崩离析。
对外国军援的态度
虽然对所有外国的军事援助都存有戒心，但同治时期的官员们还是对这样两种援助，即由中国政府控制的援助和由外国政府控制的援助作了区分。后者被视为一种干涉。在中国建立起自己的兵工厂和培养训练出自己的军官及军队之前，作为临时性措施，他们乐意雇用单个的外国人和接受外国制造的武器，但惟一的条件是这种临时性的援助必须置于中国严格的控制之下。
雇用外国军官中国人对于雇用外国人的态度是很清楚和始终如一的。外国军官和技术专家必须接受中国的委派，并只对中国政府负责。此外，他不能指望得到一个特殊的地位，而只能在正式的等级制度中得到一个适合的位置。
常胜军领队美国人华尔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华尔有一个中国军衔，清政府认为他已成了中国的臣民，从属于地方军事当局。他取得了显著的胜利，并按中国的形式得到了奖赏。尽管如此，清政府还是对他怀有疑惧，一再告诫地方官员，别让他得到更多的权力和威望。
1862年华尔死时，另一位美国军官白齐文，由于他的胜利和据说他有成为中国臣民的愿望，而得到了中国人的高度赞赏。但当白齐文——他继华尔成了常胜军统带——后来公开地藐视中国当局，并加入了太平军时，李鸿章以谋反罪下令将他拘留了起来。从外国人的观点看，李的行为违背了治外法权，即使很少有外国人支持白齐文本人；但从中国人的观点看，这是中国的主权和控制军事活动中的外国工具的权力。
有一个名叫“中国的戈登”的英国人，也就是1885年死于喀土穆的著名的戈登将军，似乎更接近于中国政府对于受中国雇用的外国军官的要求，或许这是因为戈登比其他人更少一些自由的冒险行为，以及是一个更能信赖的清朝事业的支持者。在1863年初戈登被李鸿章委派为常胜军的统领后，戈登率领常胜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尤其在1863年12月收复苏州的战斗中，戈登给了李鸿章决定性的援助。根据李的奏报，他获得清帝赏赐给他的荣誉和1万两纹银。布鲁斯很正确地指出：“恭亲王和他在总理衙门的助手们总是毫不虚伪做作地真诚热情地提到他（戈登）的名字。”[34]
中国使用像戈登这样的外国军官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由于主权，而且还由于中国和英国之间行为准则的不同而引起的。戈登曾应诺保证投降的太平军将领的生命安全，并因此而促成了苏州的投降。但当苏州的太平军将领投降后，李鸿章却立即将他们处死，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是有思想的造反领袖，是无法通过再教育而改邪归正的。虽然戈登的动机也许很复杂，但他认为他的信誉成了中国人无原则的机会主义的牺牲品。对中国人来说，根据一切原则都要将太平军领导人斩尽杀绝，戈登以一种难以理解的、无理性的和外国的方式来看待这一事件，因此是顽固不化。
在此情况下，中国人采用诱惑的方法，着手控制戈登。那些相对来说不重要的事件，戈登有自由处理权，但涉及到的严重问题，必须受中国人的严格控制。由于总理衙门以娴熟的技巧与英国公使打交道，纠纷被避免了。赫德被派去向戈登解释中国人和英国人对于一个军人信誉之看法的不同。这种成功的“诱惑”，又使戈登回到了战场。苏州收复后，进一步的荣誉加到了他的头上，其中包括赏穿黄马褂和给予提督衔。[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