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遍性问题
同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安定的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中，曾爆发过四次大规模叛乱和多次地方性叛乱。然而，中国以往的历史学家却习惯地称这一时期为“同治中兴”。这种说法自然也有它一定的道理：四次大规模叛乱每一次都出乎意料地被镇压下去，并开始重建，而且着手消除那些引起叛乱的各种因素。如果考虑到这些问题的重大和困难的程度，那么就不能不承认清政府所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
在同治登基之初，清政府虽然面临着应付外国征服者的紧迫任务，但是更加刻不容缓和异常重要的却是尽早扑灭国内叛乱，因为：
（1）镇压叛乱所需要的军费是惊人的，财政的极大消耗既影响了军事的自强计划，又影响了经济的重建计划。
（2）国家在人力方面的消耗也是巨大的，以致像儒教中国这样稳定的农业帝国也难以长期忍受这种过分紧张状态。
（3）中兴诸臣充分认识到国家的动荡招致了外国的干涉。正如总理衙门的一道奏折所说：“外侮之来，多由内患之不靖。”[1]
（4）对清政府生存的严重威胁已压倒了其他问题。定都于南京的太平天国公然宣称要夺取全国统治。定都于大理的云南穆斯林王国——平南国，在杜文秀的领导下宣告独立。捻军和西北穆斯林虽然尚无称王立国的计划，但他们最骁勇善战，已控制了许多要害地区。
清政府最担心的是这些叛军联合起来。它们在有限的范围内也的确实现了联合。1864年以后，捻军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前太平天国将领，尽管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的原因不同，但这两支义军从1856年起就建立起密切联系，并一直同西北穆斯林保持联系。由于石达开曾率太平军两次袭击贵州，也由于受到邻省云南穆斯林起义的影响，贵州的动乱愈加严重了。许多地方匪徒，如教匪、会匪、土匪、私盐贩子、赌徒、马贼、烟贩子以及地头蛇等，虽未构成对清帝国的直接威胁，但是他们加入起义，却使起义军的力量迅速壮大起来。
这些起义爆发于不同的地区，社会原因不同，领导者的个性和士兵的性情各异。其教义，从受基督教强烈影响的太平天国的帝国地方自治主义、穆斯林极端分子的激进的新教，到捻军的朴素的秘密结社，五花八门。太平天国建立起一个帝国，云南穆斯林建立起一个王国，捻军则是一个松散的流动帮派。每支义军都有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策略，只有太平天国企图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以夺取全国政权，其他义军都局限于攻打衰朽的地方政府和保卫、巩固已建立起来的根据地。
但是在各次起义中也有某些相似之处。每一次起义都是由对地方长期郁积的不满引发的。对于这些不满，清政府是知道的，但未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19世纪50年代安徽的连年水灾，60年代初陕西地方官的劣行，诸如此类，每一次都使人民忍无可忍，而随之，便是有着更明确的宗旨、纲领、组织和策略的起义的迅速蔓延。在每一次起义的最初几年中，清政府总是因为执行犹疑不决、自相矛盾的策略而失败。
直到每一次起义达到高潮时，清政府才真正感到惊慌，并且不得不重新现实地估计局势，彻底检讨它的军事和政治策略，于是中兴的新领袖们掌握了实权，控制了军队。他们（以及在云南的一名效仿者）镇压了全部大规模起义和大多数小规模起义。而清政府在贵州的失败，则是因为那里没有这样的领袖人物。
每一次起义的动因、实力和弱点各不相同，因此清政府的对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历次平叛都是根据这样一个基本观念，用左宗棠的话说就是“剿抚兼用”[2]。凡实施新的中兴政策，都导致一系列胜利，直至出现一个转折点，如安庆大捷或金积堡大捷，然后就可以开始初步的重建工作了。此时，叛乱尚未瓦解，危机依然存在，但是叛乱力量的源泉已遭到破坏，其结束已为期不远了。在叛乱平定之后，中兴诸臣面临的根本任务就是如何维持安定的局面。
本章即是叙述一系列粉碎叛乱的政治策略和军事战役，正是这些策略和战役使得其维持安定局面的努力有了可能。
镇压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年）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社会革命之一。它所以爆发于广东和广西，并非偶然。那里，由西方的冲击所造成的不安定因素长期存在，此外，还存在着客家和其他少数民族不能完全融合的问题。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这两个偏远行省的统治急剧衰落。因此，在命运多蹇的咸丰皇帝继位不久，著名的金田起义就爆发了。
太平军从广西出发，仅3年就到达并建都于南京。在1853至1856年间，太平军在迄自南京的长江流域频频获胜。在1857至1860年间，战斗主要在安徽、湖北进行，太平军仍继续顺利发展，它虽然在湖北败于胡林翼和其他新起的团练头子，但在安徽却大胜清军。在太平天国鼎盛时期，它已控制了中国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并多次威胁上海，甚至能够派出一支先头突击队指向北京郊区。在15年中，它纵横16个省，攻占城池600多座。
太平天国的纲领主张平分土地，发展打破传统垄断的小型贸易，建立新的普世君主制度——“太平天国”。它的教义是儒家学说、中国秘密结社的信条、原始共产主义、反满的民族主义和基督教思想的奇怪混合物。其他起义军都没有它这样精心设计的教义和设置这样一个准帝国的行政组织。而且，惟有太平天国留下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最初给洋洋自得的清政府以极大震动的是太平军于1853年攻占南京。过了7年之后，中央政府才采取了必要的大胆步骤，而身任督抚的中兴诸臣则立刻着手建立为形势所需要的新式军队。他们研究了这次起义的原因及其弱点，这项评估最终决定了清政府的平叛纲领。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拙于行政管理，尤其在农村地区。鉴于这种情况，清政府提出了一项减轻农民负担，恢复农业生产的广泛计划。太平天国另一个可能更为致命的错误是疏远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并认为它是太平天国的一个主要教训。
太平天国不恰当的教义使清政府不仅能够争取文人，而且能够争取其他阶级的支持。曾国藩曾说：在太平天国控制地区，“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新约》之书”[3]。马克思主义者在批评清政府政策的同时也承认，尽管统治阶级受到震动，但是几千年的封建思想、习惯、伦理纲常的影响依然存在。
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太平天国的错误完全在思想意识上。即使在太平军成功时期，它也未能控制湖南，而它的死对头湘军后来却能够据之得以发展。太平军经常洗劫它攻占了的城市，其中包括像武汉这样的战略要地，然后又放弃它。结果，它的都城南京就总是处于敌人的压力之下。它也未能攻取上海（并非由于明显的军事原因），因此也就未能控制整个江苏。
然而，仍然保持着实力的太平军和接踵而来的第二次灾难，迫使清政府实行一项新的基本政策。这一次灾难发生于1860—1861年。当时在长江下游重新组织起来的清军遭到失败，太平天国最杰出的将领李秀成迅速攻占了杭州、苏州、常州和这一重要地区所有的重要城市。在遭到这一连串失败之后，清政府再也派不出一名大员去统领旧式清军以对付太平军了。
英法联军在北方的胜利，使中国的国务要员们以一种新的更有希望的方式来处理外交事务；与此同时，太平军在长江下游的胜利，也迫使清政府以新的方式处理国内叛乱问题，由此产生了新的军政领袖和新式军队。曾国藩的湘军已经证明了它自己的价值，于是，清政府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措施，任命曾国藩节制江苏、安徽、江西和浙江四省军队，一揽军政大权。
清军从攻取安庆以后，开始呈现出明显的优势。当时也出现了“吉祥”的天文现象：日全食和五星连珠。这被认为是出现“转机”的预兆。清政府认为攻取安庆有重大意义，因此授予有功将领高级荣誉。
在以后的三年中，清方接连获胜。首先平定了江西，继而收复了浙江和安徽的战略要地，之后，曾国藩包围了南京。李鸿章、左宗棠和其他人则重新收复了长江下游地区。1863年底，清军攻陷了苏州，1864年上半年，攻陷了常州，这表明叛乱即将结束了。太平天国的失败如同它的兴起一样迅速。当初，它仅用三年多的时间就控制了浙江、江苏两省和江西、安徽大部，威胁上海，并派兵北伐。
1864年春天，《京报》连续报告胜利嘉奖的消息。但是，由于南京的攻陷指日可待，清廷在春天和初夏就多次发出上谕，把各种决策推延到“南京收复之后”。1864年8月1日，《京报》以夸耀的词句宣告收复南京这一期待已久的重大胜利。曾国藩因此获得了皇帝能够赐予的最高荣誉，其他高级官员也几乎个个都得到了赏赐，其中包括许多没有参与这一战役的人员。一时举国欢庆，并从修葺南京明太祖庙开始，举行了一系列庄严的仪典。
清方的文献自豪地指出：太平天国叛乱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破坏之一，因此平息这场叛乱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胜利之一。太平天国的可怕威胁已经过去，欢欣的情绪大大加速了对危机的克服，并且恢复了对中国未来的信心。“长治久安”是当时的座右铭。有关叛乱的文献被编辑成书，加以研究，并被视作万世太平的镜鉴。在南京陷落以后，虽然太平军余部继续战斗了许多年，并且联合了捻军和其他义军，但是清政府的危机毕竟过去了，一个新纪元开始了。
我们在此对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的关注，仅限于那些可以说明中兴成功的原因的部分。在太平天国最虚弱的地方，正是中兴最强大之处，这具体表现在领导人的素质上、行政管理上、意识形态和士气上。太平天国有1个李秀成，在中兴的阵营中就有50个“李秀成”；太平天国只满足于占领城市，清政府却密切注视着它自己统治区域内的行政管理；太平天国的民族主义和宗教的混淆未能打动大多数中国人，而曾国藩复兴儒学的宣传却容易赢得人心；某些太平天国领导人看到了意识形态的危机，并企图修改他们的教义中的反儒部分，但他们的做法是明显机会主义的，太笨拙，也太迟了，而在另一边，清方的领导人却真诚地相信他们为之斗争的东西，因此，一旦投入战斗，他们的士气就远远高于他们的对手。
外国的帮助是清政府获胜的第二位因素，这是明显的，虽然有些外国人将其歪曲为主要原因。外国的帮助可能加速了长江下游最后阶段战斗的结束，但是它没有，也不能决定这一结局。
镇压捻军
在白莲教起义之后出现的捻军，其早期历史已淹没不清。捻军起义的原因可能与太平军的一样。太平军起义造成的混乱和山东、江苏、皖北（捻军活动的中心地带）遭受的自然灾害，则是其导火索。1853年“长捻”起义正式开始。
“捻”这个词的意思是“搓拈”或“揉捏”，但“捻军”的“捻”究竟是什么意思，一直有争议。官方解释说，这是因为叛乱者的标志是披着搓捻得像醉汉式的头发。在其他的一些解释中，最合理的可能是这样的：起初是许多小股匪帮，后来“揉捻”成大股的匪帮。
1853年以后，捻军从其发源地皖北迅速地发展到山东、河南、江苏和湖北。尽管清政府在这一地区有时也取得有限的胜利，但是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到1862年左右，清政府几乎完全失去了对淮河流域的控制。捻军首领张乐行和反复无常的团练头子苗沛霖控制了这一地带。
1863年春天，帝国亲王僧格林沁俘获并处死了张乐行，但是这对整个局势影响并不大。张乐行的侄子张宗禹继续统领捻军，到1864年左右，僧格林沁已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1865年，张宗禹和赖文光率领捻军在山东曹州西部给清军以粉碎性打击，僧格林沁也被击毙，此时捻军的力量达到顶点。
由地方匪首组织的捻军是一个拼凑的混合物，而不是一架可以集中控制的机器。它的旗子和标帜反映着一般宗教社会的习俗。它扩张的主要手段是渗入地方团练，夺取其控制权。它的军事进攻的对象通常是圩寨（所谓圩寨，原本是在清政府赞助下建立的防范土匪的城堡）。起初它主要是打阵地战，后来吸收了太平军的经验，也把重点转向在广阔地区进行高度灵活的运动战。它的流动性如此迅捷，以致一些观察者认为它的许多胜利的战斗其实是由广阔而分散地区的农民干的。然而捻军并不只是流动的土匪，他们起初是流动抢掠，但到1858年，他们的中心根据地巩固了；他们的组织虽然松散，却很有效率。1863年以后，他们被迫流动，但一直试图返回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