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通商口岸的领事因他们工作的性质而比北京的外交官更同情商人，但是他们也经常显得是站在反对外国商人的中国人一边。领事许士裁定，九江的某些商品税是完全合法的。为此他受到英国商人的恶毒攻击。这些英国商人声称：“为防止被迫遭受以女王陛下代表资格自居的人借中国地方官员之手所加予的进一步的侮辱”，某些反抗措施是“绝对必要的”。上海领事文极司脱宣布他打算力阻“有意冒犯中国当局的”任何事情，甚至包括剧院关门的时间以及使用带有“英吉利”和“美利坚”字样的信号船这类事情。当侨界提出“施加压力”时，文极司脱答复说，他拒绝“成为全面诋毁中国当局的发泄渠道”。
对于外交官们来说，因为他们远离通商口岸，因此更易于支持按基本政策处理中国问题。正像上海总商会向英国本土的商会所解释的那样：“因为外国公使们不与外国商人联系而且不顾公众舆论的影响，所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中国排外主义的鼓吹者而不是扩大对外贸易的提倡者。”
此外，驻扎北京的外交官们比领事们更容易受到中国历史悠久的魅力的影响。在一位观察者看来：“北京对外国代表们施展了一种邪恶的魔力。他们已被迷住。一些人拜倒在中国的学术和历史传统面前；另外一些人把这座伟大的城市视为一件巨大的珍品；乐观主义在毒害着一切。”[37]
上海方面的外国人认为：“在中国长期居住并与该国人民的密切交往，绝对会使欧洲人成为中国人的拙劣仿效者。”阿礼国“像在北京内阁的魔法控制下冒险的每一位外国人一样。他逐渐相信，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诚实、最善良、最有教养的人民”。
“持有极端的中国天朝的观点和倾向”的威妥玛也许是外交人员中最迷恋中国文化的人。他自称他之所以从海关部门开始其生涯，主要是为了从事汉学研究。一位精细的英国评论家描述威妥玛的学术研究对其政策的影响：
透过中国不朽历史的闪光迷雾，在这个冥思的头脑中呈现出的中国，与任何其他现存的国家都不同，是一个令人崇敬的对象这样一个庞大统一的古代文化会完全压倒这个政治人物。为了使他能把注意力集中于眼前的紧急事务上，他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掺杂急功近利的作风和观念。[38]
一幅香港的漫画提出了比较直露的批评，画上曾国藩在一面英国国旗上跳号角舞，而威妥玛和恭亲王在亲密会谈。
外交官们的这种中国文化癖比在友好政府的公使之间正常的热诚态度，比职业外交官之间常见的同志式友谊包含了更多的东西。它加强了政策上的考虑，并且为中国政府提供了反对外国的过分干涉的额外保护。
中国人对合作政策的反应
中兴时期的中国官员始终不能确定在合作政策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东西。看起来他们对赫德、阿礼国、威妥玛和蒲安臣的信任已达到了一定程度，而且他们迅速地抓住了这个新的外交气氛提供的策略上的机会。但是对于外国人最终意图的潜在怀疑一直存在着，并且在危机时刻这种怀疑迅速趋于表面化。
英国有关国内改革的善意劝告受到各种对待。例如：在已经开始研究西方并反省中国的中国学者中，对威妥玛和赫德呈递给中国政府的大胆奏折[39]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高级官员也研究那些奏折，但认为一些部分不够妥当。一些人认为他们所提出的劝告并非是出于诚意，而是通过引起争执去削弱中国。
结论
合作政策对于同治中兴的重要性是消极的：该政策提供了一个国际上和平和安全的阶段，而在这一阶段里中兴的成败与否几乎完全取决于中国本国的考虑。
在共产党学者中对于合作政策的解释存在一个有趣的歧异。根据范文澜的观点，西方列强从未打算真正加强中国中央政府，当“地方上的傀儡”李鸿章和曾国藩一为外国人效劳，西方列强就立即冷淡了恭亲王。[40]
相反，胡绳尖锐地批评了这种认为清政府如小媳妇一样经常受到帝国主义列强虐待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观点往往是“出发于单纯的民族情绪”的产物。他用相当的篇幅描述了在60年代，列强为帮助中国政府的自强运动所做的努力，并得出结论说，外国对于清政府的支持是真诚的，因为这样就等于支持列强的自身利益。但是，他坚持西方的终极目的是支配中国政治。[41]
然而，历史的证据显示的则是另一种情况。虽然历届英国外交大臣罗素、斯丹莱及克拉兰敦和历届英国驻华公使额尔金、卜鲁斯和威妥玛可能有时也怀疑中国政府是否具有生存和兴旺发达的能力，但是他们从未动摇地深信，中国政府应该获得最充分的自由，不仅应摆脱外国军事力量的压力，而且应摆脱外国劝告的过分压力、不受外国商人的需求以及外国传教士的活动的干扰。英国政府准备牺牲眼前利益，期望中国政府能够以其自己的步伐并依照自身的条件对近代问题作出必要的调整。
从整体上看，历史记载证实了中兴时期阿礼国关于英国政策的阐述：
既不希望也不打算对中国施加不友善的压力，以诱使其政府不顾安全和不尊重其臣民的情感而更快地发展与外国的交往。通过解除北京政府的种种忧虑，即担心在进行革新时外国列强想干涉或命令应做什么不应做什么，或担心在进步的过程中列强想强加给他们某些他们认为不安全或不切实际的东西，将能诱导他们更心甘情愿地倾听主张实行新开端的论点。[42]
注释
[1]蒲安臣信函的原文及《北华捷报》编辑的评论，见1864年7月9日《北华捷报》。
[2]1867年11月15日阿礼国致斯丹莱，见《英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号（1871年），第57页。
[3]佩尔科维茨：《中国通和外交部》（纽约，1948年）一书的导言和第一部分生动地描述了在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同英国商人和传教士的愿望之间长期存在的主要分歧。然而，就19世纪60年代的情况而言，需要对佩尔科维茨的基本描述作两点修正：（1）他认为，双方一致认为英国在华利益纯属商业性的，只是对这些利益的重要性意见相左。诚然，外交部在60年代的政策反映了对华贸易巨大幻想的破灭，因此不愿意采取一项代价高昂的急进政策。但是，英国外交部政策也是根据驻华代表的出色的政治分析而拟定的，由于这种分析的缘故，英国的政治家被中国可能自上而下地在中兴的框架中逐渐实现近代化的巨大历史意义强烈地吸引住。（2）在60年代，中国通偶尔也受到当时普遍对中国旧秩序的复原势力所持的乐观情绪的影响。
[4]博德尔森：《有关维多利亚中期帝国主义的研究》（纽约，1925年），第45页。
[5]《马克思论1853—1860年的中国》（伦敦，1951年），第20页。
[6]奥特韦1869年7月13日在下议院的发言，载《英国议会议事录》第197卷，第1798—1801页。
[7]见1861年2月16日《北华捷报》。
[8]见1868年11月28日《北华捷报》。
[9]我原来可能低估了普鲁斯在合作政策形成中的作用。墨尔本大学的J.S.乔治提示的档案资料表明，虽然英国外交部很快就接受了新政策，但该政策不是由它提出的；卜鲁斯和稍后的阿礼国不仅提供了真知灼见和对该政策的支持，而且提供了政策本身的基本内容。
[10]英国的政策被描述成“试图进行一项打掉烛花而不使（中国政府这根）蜡烛熄灭的精巧行动”（见1860年3月3日《北华捷报》），以及试图“以不伤害身体的方式迎头一击”（见1861年2月16日）《北华捷报》。
[11]关于外国对华的军事援助，见第九章。
[12]甚至有人认为，商人们由于不了解中国，甚至在涉及他们最直接利益的问题上也是拙劣的评判者。见1868年6月19日《北华捷报》中一封寄给编辑的未署名信中一针见血的分析。
[13]在这方面早已有由阿礼国本人开创的先例，他50年代初期在上海任领事时，因英国商人不申报纳税货物而对他们处以罚金，并试图为中国从英国商人手中征集帝国海关税收，而当时中国自身还做不到这点。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81、93页；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53年）第1卷，第432页。
[14]见1868年1月31日《北华捷报》。
[15]见1868年9月25日《北华捷报》。
[16]1867年11月7日温彻斯特致阿礼国，见《英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号（1871年），第31页。
[17]有关这些照会之一的英文原文和中文译文之间的一项比较研究强调，甚至在最有利的环境下，双方间建立任何真正的相互理解都是很困难的。英文原文表达了阿礼国的明确意图，给人留下了英国真正渴望帮助中国按自己的方式加强自身的印象。中文译文则使中国官员产生忧虑，按照中文译文，阿礼国煞费苦心地否认有任何干涉中国事务的意图，恰恰是在暗示，如果外国列强想干涉的话，那是轻而易举的。英文原文见《中国》第5号（1871年），第93—100页；中文原文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63卷，第10—22页。
[18]英国政策内部的这种渐变在汉口的一个事件中得以很好的说明。领事凯恩（译者注：原汉文名不详）希望有一艘炮舰长期停泊在汉口；阿礼国正打算同意为整个长江提供两艘炮舰；除了作为暂时措施外，海军部反对让任何炮舰进驻长江。见《中国》第8号（1869年），第1页，第2页。
[19]见1868年11月24日《北华捷报》。
[20]1869年1月14日克拉兰敦致阿礼国，见《英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2号（1869年），第18页。
[21]《英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3号（1869年），第24—26页。
[22]《英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9号（1869年），第5页。
[23]1869年2月2日凯帕尔致罗伯逊，见《英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7号（1869年），第7页。
[24]1869年3月24日哈蒙德致英国海军大臣，见《英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7号（1869年），第110—112页。
[25]见1865年10月21日《北华捷报》。
[26]《政务及商务报告》，载《法国外交档案，1867年》第8号，第16页。
[27]例如，一位观察家报告说，1860年夏季，伊格那提耶夫对法国人表示鉴于中国的防御力量，他很为他们行动的安全担心（穆特里赛：《远征中国记》第1卷，第320页）。中国战败后，他殷勤地帮助法国解决教会财产的一些复杂问题。他声称，只有他能说服恭亲王去谈判（《远征中国记》第2卷，第46—47页）。
[28]克拉兰敦之所以支持在中国问题上的合作政策，是出于他对帝国收缩和殖民地分离的一般信念，而美国总统格兰特的国务卿费奚之所以奉行类似的对华政策则是由于他完全接受关于世界各个地区间自由贸易和分工的原则（例如：《费奚致蒲安臣，1869年12月24日》，见《美国对华事务档案原稿》，《函电》第9—11页）。
[29]卫三畏：《中国总论》（纽约，1907年版）第2卷，第699页。
[30]根据本书写成后看到的英国外交部文件，我确信，公使们在决策中的作用比我在此处指出的作用大得多。参见前注。
[31]用他们最主要辩护士之一的话来说，英国商人的政治态度基于三点考虑：“中国人是一个半野蛮民族，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不能信托给该国法律及司法；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政府是靠不住的，甚至最高官吏都有撒谎和背信弃义的习惯；中华帝国的体制与众不同。”（方根拔男爵：《蒲安臣使节真相》（上海，1872年），第303页。）
[32]《中华帝国及其命运》，载《孟买观察季刊》（1855年10月），第223页。
[33]1867年11月8日，《英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号（1871年），第63页。
[34]见1867年7月5日、1866年6月2日、1868年9月25日《北华捷报》。
[35]同上。
[36]同上。
[37]密福特：《使馆馆员在北京一书信集》（伦敦，1900年），第49页。
[38]宓吉：《阿礼国传》（伦敦，1900年）第2卷，第134页。
[39]见本书第十一章。
[40]范文澜：《中国近代史》（香港，1949年）第1卷，第207—208页。
[41]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上海，1948年；北京，1952年），第38、41—47、49、51—55、67页。
[42]1869年3月23日《阿礼国致梅德赫斯特》，见《英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12号（1869年），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