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令人悲痛的事情终于发生
19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由于多年过度的辛劳和贫困的生活，他的身体遭受严重摧残。神经炎、喉头炎、支气管炎、难以忍受的头痛和经常的失眠，使他几乎无法工作。接连发生的家庭不幸，加剧了病情的恶化。恩格斯经常为老朋友的健康担忧，想方设法劝慰他，帮助他安排适当的治疗环境。
1881年12月2日，燕妮不幸逝世。身患重病的马克思悲痛万分。恩格斯比谁都了解，失去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的终身伴侣，对马克思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在艰难的日子里，恩格斯总是与马克思在一起，分担马克思的痛苦。他负责料理燕妮的丧事，发表文章和悼词，对这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老战士”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她“一生表现出了极其明确的批判智能，卓越的政治才干，充沛的精力，伟大的忘我精神”[1]，对工人阶级解放运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一切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感受得到。但是我深信，那些巴黎公社流亡者的妻子们还会时常回忆起她，而我们也将时常为再也听不到她那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丝毫不损尊严的意见）感到若有所失。”[2]
恩格斯特别关心马克思的身体健康。燕妮逝世后，他劝说和帮助安排马克思到法国、瑞士、阿尔及利亚、威特岛休养。1882年秋，马克思的健康状况看来有所好转，但这只是一种假象。1883年1月11日，燕妮·龙格突然去世。马克思无力承受失去爱女的巨大打击，又病倒了。这时，恩格斯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每天陪伴病危的战友，时刻担心不幸事情的发生。他写信告诉佐尔格：“六个星期以来，每天早晨当我走到拐角的地方的时候，我总是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看看窗帘是不是放下来了。”[3]
整个冬天，马克思的病情日益恶化。除了慢性气管炎、喉头炎以外，2月间又发现肺脓肿。药物已失去效用，他以坚韧的精神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食欲不振，消化不良，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
1883年3月14日下午2时45分，令人悲痛的事情终于发生。马克思坐在安乐椅上，平静而安详地长眠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与世长辞了，恩格斯失去了“相交四十年的最好的、最亲密的朋友”[4]。他悲痛万分，立即把这个不幸的消息通知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主义报刊和马克思生前友好，并对马克思的伟大历史功绩作了高度的评价。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是19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用强有力的思想哺育了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5]
恩格斯指出，由于马克思的逝世，人类失去了一个天才的头脑，一个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头脑，国际无产阶级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他的广阔的眼界将同他一起长久地从舞台上消逝。无产阶级运动必将沿着自己的道路继续前进。但是各国工人阶级已经失去在紧要关头都自然地去请教的中心点，已经缺少曾经多次使运动避免在歧路上徘徊的那种沉着的、及时的、深思熟虑的指导。我们遇到的困难将会更多，运动的道路将会更加曲折。伟大导师的逝世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
恩格斯指出，面临严重困难的革命无产阶级，必须沿着导师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和局部的迷误，决不会使我们丧失勇气。我们要坚守革命岗位，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
3月17日，葬礼在伦敦海格特公墓举行。马克思的战友、学生和亲属李卜克内西、列斯纳、罗赫纳、龙格、拉法格、劳拉，杰出的自然科学家朗凯斯特、肖莱马等参加了葬礼。恩格斯主持葬礼并致悼词。他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6]
作为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不仅如此，这个科学的巨匠在他所研究的包括数学在内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说，在欧美无产阶级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他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社会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以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7]
从德国赶来参加葬仪的共产主义同盟老战士威廉·李卜克内西致词说：“马克思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他的一生都献给全世界无产者了。全世界能够思考的、有思想的无产阶级都将对他表示感激和尊敬”，“我们蒙受了沉重的打击，但是我们决不会耽于悲痛。他并没有死。他活在无产阶级的心里，他活在无产阶级的思想里。他的英名将永垂不朽，他的学说将日益发扬光大！……敬爱的永生的朋友！我们一定沿着你所指出的道路前进，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这就是我们在你的灵前的誓言！”[8]
告别了亲爱的战友，恩格斯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当时，一些党内老同志考虑到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伦敦十分孤独，曾经建议他迁居德国、瑞士或欧洲大陆其他地方。恩格斯谢绝了同志们的好意，他认为，为了继续保持多年来从各国自愿在马克思书房里聚集起来的联系，他不应该离开伦敦。同时，只有在英国，才既没有被驱逐出境的危险，又不必为实际鼓动工作花去很多时间，而可以安安静静地继续从事理论研究。他毫无怨言地放下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计划首先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续卷，然后编写马克思传记、1843-1863年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1864-1872年第一国际史。从此，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续卷，重印马克思重要著作，以某种方式使“摩尔”永世长存，就成为恩格斯“最紧迫的任务”。[9]
二、校订《资本论》第1卷新版
马克思在世时，《资本论》第1卷德文出了两版。现在出版《资本论》第1卷新版的工作，义不容辞地落在恩格斯的身上。
还在1881年冬天，出版商迈斯纳就要求出《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三版。这个要求来得很不适时。一方面，当时马克思健康很差；另一方面，他想尽快完成第2卷，献给刚刚去世的燕妮。因此，马克思决定只作少量的修改和补充，等待将来条件许可时再作较大的修订，把第1卷原文大部分改写，把某些论点表达得更明确，把新的论点增添进去，补充新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可惜他未能完成付印准备工作就去世了。
马克思去世不久，恩格斯在清理遗物中发现一个准备第三版用的德文本，其中有些地方已作了改动，有些地方则标明应按照法文版的某章某节进行修改；同时还发现一个法文版，准确地标出新版应采用的地方。这些材料为恩格斯校订第三版提供了依据。
恩格斯为第三版做了大量工作：第一，许多章节马克思虽作过整理，但“整个理论部分几乎全部需要加工；”[10]第二，《资本积累》那一篇，旧版的文体不够讲究，夹杂英文语气，有些地方不够明确，需要部分地根据马克思的批注本，部分地根据法文本做些修改；第三，交换价值和价值部分，需要根据马克思的修改稿加以补充；第四，文体方面也要做许多润色和订正。例如，法文本与德文本相比，有些地方过于简化，在按照法文本修改时，就需要进行加工。当然，恩格斯所作的改动，仅限于绝对必要的限度。凡是不能确定作者自己一定会修改的地方，他一个字也没有改。经过恩格斯校订的德文第三版，于1883年底在汉堡出版。
在此同时，出版《资本论》英译本的紧迫性，越来越明显了。早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前，马克思就打算出一个英文版，并希望德文的校对和英文的翻译同时进行。他写信对恩格斯说：“在英文翻译方面，我非依靠你的帮助不可。”[11]后来，由于找不到合适的译者和出版者，出版英译本的愿望长期未能实现。马克思去世后，客观形势的发展，把这件事情提到重要地位。首先，《资本论》所作的结论，已“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各国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的最真切的表述。”[12]在英国，资本主义经济陷入绝望的泥潭，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工人运动不断高涨，起来掌握自己命运的无产者十分需要倾听马克思的声音。其次，《资本论》中所阐述的理论，几年来为英美的定期刊物和现代著作经常提到，被攻击或辩护，被解释或歪曲，只有出版英译本，才能使广大读者从原著中直接了解《资本论》的内容。最后，当时英国已经出现一些粗制滥造，错误百出，歪曲原意的译文，因而出版一本由恩格斯亲自校订的准确译本，更加必要。
马克思逝世后不久，恩格斯就着手准备出版英译本。
他认为，《资本论》不是一本可以根据合同来翻译的书，而必须由卓越的翻译家翻译。[13]译者不仅要精通德文和英文，而且要精通政治经济学，还要知道一些德国人的生活；不仅要有愿望，有能力，而且要能坚定不移地干到底。根据这样的条件，英国律师赛姆·穆尔是最合适的译者。穆尔十分热情地接受翻译任务。他工作扎实，态度严肃，翻译认真，大部分译稿质量较高，得到恩格斯的好评。但穆尔的律师业务十分繁忙，翻译进度很慢；为了加快进度，恩格斯同意马克思的女婿艾威林博士担任部分翻译工作。爱琳娜则负责对《资本论》中引用并由马克思译成德文的英文著作和蓝皮书中的许多文句进行核对，恢复成英文。
整个翻译工作是在恩格斯指导下进行的。他担负全书最后审核的责任，为此付出大量的心血。他写信告诉劳拉：“把《资本论》翻译成英文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先由他们翻译。然后我来审查译文并用铅笔写上我的意见。再把译稿退给他们。然后进行协商，解决有争论的问题。然后我得再通看一遍，从文体和技术角度检查一下，看是否准备好可以付印，同时还要检查一下杜西在英文原著中找到的引文是否正确。”[14]
在校订译稿时，恩格斯不仅审核译文是否准确，而且参照法文本和马克思于1887年准备英译本而写的修改意见，解决翻译中的疑难问题，使译文更加准确，表达更加清楚。
经过恩格斯三年多的辛勤劳动，人们盼望已久的《资本论》英译本于1887年1月在伦敦出版。从此英国广大劳动人民可以直接读到这部“工人阶级的圣经”。
1889年9月，恩格斯开始准备《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四版。他给自己规定了这样的任务：“尽可能把正文和注解最后确定下来。”[15]为此，他再次对照法文版和马克思亲手写的笔记，补充了一些内容，作了一些说明性的注释。例如，在第七篇，马克思曾谈到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融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极限。恩格斯补充说：“英美两国最新的‘托拉斯’已经在为这一目标而奋斗，它们力图至少把一个生产部门的全部大企业联合成一个握有实际垄断权的大股份公司。”[16]这个补充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中已经出现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变化，实际上已经看出自由资本主义正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此外他还对引文进行仔细校订，改正一些细小的不确切和疏忽的地方。经过恩格斯再次校订，《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四版于1890年下半年出版。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出版的最后一个版本，也是第1卷最完善的版本。目前世界各国都根据这一版进行重印和翻译。
恩格斯在自己校订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三、四版和英文版中，都写了《序言》，说明各版的整理、修改、校订的情况，阐述《资本论》对工人阶级运动的意义，反击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布伦坦诺之流对马克思的攻击，指出《资本论》中引证许多经济学家理论观点的目的是为了证实，“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这种工作在这样科学上是很必要的，这种科学的历史著作家们一直只是以怀有偏见、不学无术，追名逐利而著称。”[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