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指出，纲领完全抛弃了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重要性，认为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并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无产阶级革命就其形式来说是民族的，而就其内容来说则是国际的。恩格斯早在1847年就指出：既然各国工人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又有同样的敌人，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联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15]。德国工人阶级有着光荣的国际主义传统，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期间，他们采取了真正的国际主义态度，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处于先导的地位。现在，当各国反动政府正在加紧镇压坚持国际主义原则的工人，而各国工人到处都在强调国际主义原则的时候，纲领却抄袭资产阶级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纲领，用什么“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希望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和德国工人应尽的国际职责，抛弃了自己曾经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极其光荣地实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这是不能容忍的背叛。
恩格斯指出：纲领接受了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把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强加在工人政党的头上，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根据拉萨尔自己的说法，所谓“铁的工资规律”就是：“在劳动的供求的支配下……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了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实际日工资总是在它周围摆动，既不能长久地高于它，也不能长久地低于它。如果工资长期高于平均工资，工人生活得到改善，就会刺激人口的增长，从而使劳动力供过于求，迫使工资降到先前的水平；反之，如果工资长期低于平均工资，工人生活状况恶化，就会使人口减少，从而使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工资就会上升到原来的水平。”在拉萨尔看来，工人只能得到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这样，拉萨尔就把工人工资低微和生活贫困的原因归结为人口的自然繁殖，而与雇佣劳动制度无关。这个错误论点，其论据是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其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承认拉萨尔这个错误的论点及错误的论据，在理论上是一个倒退，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是非常复杂的，随着情况的不同，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像拉萨尔所想象的那样用三言两语来了结”[16]。
恩格斯指出，纲领把拉萨尔的“国家帮助”作为唯一的社会要求提出来，这对工人政党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自卑自贱。按照拉萨尔的主张，第一步是争取普选权，把工人选进议会；第二步是争取工人议员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以便通过国家预算；第三步是用国家预算拨款帮助工人和农民，在工业和农业中广泛建立生产合作社，消灭雇佣劳动，建立社会主义。这完全是欺人之谈。正如马克思所说，以为“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铁路一样”[17]是荒谬的。其实，所谓“国家帮助”是拉萨尔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那里剽窃来的，毕舍提出这个要求的目的是为了对付社会主义者。拉萨尔把“国家帮助”看做医治一切社会病症的绝对正确的和唯一的良药写入纲领，抹杀了普鲁士国家的剥削阶级性质，背叛了《共产党宣言》关于“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的理论，从阶级运动的立场退到了宗派运动的立场。
恩格斯指出，纲领根本没有谈到工会问题，这也是非常错误的。工会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它领导工人群众对资本家进行经常的斗争，教育和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为未来的阶级决战准备条件，无论在德国或其他国家都有重要的作用。在党的纲领中提到这种组织是绝对必要的。
纲领要求在德国建立自由的人民国家或“自由国家”。恩格斯对此作了十分精彩的批判，指出，“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18]很显然，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而是一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机会主义论调。
总之，整个纲领错误百出，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以这个十分糟糕的纲领为基础所实现的统一，拉萨尔派将会增强，德国工人政党将丧失自己的政治纯洁性。
恩格斯对待合并和纲领的态度，同马克思的态度完全一致。在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之后不久，马克思于1875年5月初抱病写了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在这篇出色的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哥达纲领》逐条分析，彻底批判了拉萨尔机会主义理论和路线，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第一次指出了共产主义发展两个阶段的理论及其产品分配原则，指出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因此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只能实行按劳分配。
以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爱森纳赫派领导人，热衷于表面的统一，无视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评，竭力为自己的错误态度辩解。李卜克内西看到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后，在4月21日写信对恩格斯说：“当你如此粗暴地写信来的时候，我正好有时间，但自然没有兴趣回答；现在却没有时间了，所以只谈最必要的事。你的责怪是完全多余的。你所指出的纲领的一些缺点，毫无疑问是存在的，而且我们从一开始就是清楚的——但是，只要不想使合并的协商破裂，这些缺点……就是不能避免的。”他还自我安慰地说：“合并就是拉萨尔主义的死亡，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对拉萨尔的宗派主义的彻底胜利。”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说法。
李卜克内西等人不顾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再警告，在1875年5月底举行的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拿原则做交易，仅仅略加改动，就通过了《哥达纲领》。在组织问题上，爱森纳赫派领导人也作了无原则让步。根据倍倍尔的建议，新建立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中，拉萨尔派占三名，爱森纳赫派只有两名。拉萨尔派头目哈森克莱维尔、哈特曼担任党的第一主席和第二主席，占据党中央主要领导地位。恩格斯气愤地指出，爱森纳赫派不仅接受了一个充满拉萨尔词句和口号的纲领，而且在党的领导机构中，“我们的人也不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同盟者，而是战败者，并且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要处于少数地位。”[19]
马克思、恩格斯对李卜克内西等人“拿原则做交易”的做法十分不满，原来打算发表声明，公开表态，但是由于纲领的遭遇比它应该有的遭遇要好些。“一方面，资产阶级愚蠢地把它当做一个革命的纲领加以攻击；另一方面，工人群众从革命的愿望出发，对纲领作了共产主义的解释，从其中领会出它本来应该有但实际却没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公开声明与这个纲领毫不相干。不久，德国反动政府颁布反社会党人法令，工人政党被迫转入地下，不可能公开讨论修改党纲问题。
19世纪90年代初，反社会党人法取消后，德国党内又重新进行党纲问题的讨论。1891年1月，恩格斯不顾李卜克内西等人的反对和阻挠，毅然在党中央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为反对拉萨尔机会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四、收拾无聊的杜林
1876-1878年，恩格斯撰写和发表了一部论战性巨著：《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上完成的变革》（即《反杜林论》），在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的谬论时，概括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部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式的伟大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柏林大学私人讲师欧根·杜林是一个善于钻营的投机家。他把自己打扮成热心的社会主义者，有时在讲课和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不痛不痒的批判，对巴黎公社活动家进行虚情假意的赞扬；但他又竭力投靠普鲁士反动统治者俾斯麦，在非常法时期积极参加反社会党人大合唱。杜林也是一个狂妄自大的无知之徒。60年代中期，他开始著书立说。1875年前后，他以社会主义的行家，同时兼社会主义改革家的面貌出现，连续出版《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年）、《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3年）、《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年）等著作，攻击马克思主义，扬言要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中实行全面“变革”。
在杜林整整三大卷著作中，充满着“高超的胡说”。他用恶毒的语言谩骂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对历史上曾经为人类文化发展作出贡献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十分妒忌，全盘否定，胡说他们是“白痴”、“怪物”、“江湖骗子”，指责他们的著作是“无聊的蠢话”、“荒唐的老生常谈”、“神经错乱的产物”。他自吹自擂，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自己的理论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其实，他在哲学上是一个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者，在经济学上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在社会主义理论上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人用吹号打鼓来吹嘘自己的手艺和商品，不亚于最鄙俗的市场叫卖者”；他“竟敢把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这样的人叫做江湖骗子，他们当中最渺小的人和杜林先生比起来也还是巨人。”[20]
当杜林的谬论出笼时，德国工人政党在理论上还不成熟。1875年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实行无原则合并后，党内滋长了对机会主义的迁就情绪。虽然杜林的全部作品及其疯狂的妒忌心在科学上的价值并不比一个空蛋壳大，但是他的谬论却在党内和工人群众中迅速传播。以伯恩施坦、莫斯特、恩斯、弗里切等为代表的党内机会主义分子，对杜林的著作大加赞扬，成了狂热的杜林分子的代表。他们胡说，“杜林用比马克思的著作易懂得多的语言与形式来叙述社会主义”、“用其他任何人所不及的科学的激进主义补充了马克思，也可以说继续了马克思”；吹捧杜林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为社会主义立下了非常特殊的功劳”。
杜林的流行病，也传染给了党内一些革命同志，甚至迷惑了党的一些左派领导人。倍倍尔就曾经匿名发表《一个新的“共产党人”》，吹捧杜林“用严谨的科学形式”教导人们“认识社会的运动规律及其后果”。他写道：杜林的“基本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完全赞同。因此，我们毫不犹豫地宣布：继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杜林的最新著作属于经济学领域最近出现的优秀著作之列”。
在一段时期内，德国工人党的报刊上充斥着杜林的谬论。一些雇佣的煽动家和浅薄之徒跟着杜林大肆攻击马克思，妄图用谬误百出、荒唐之极的杜林主义代替科学社会主义。这种情况理所当然地引起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的严重不满。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左派领导人白拉克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柏林到处都有杜林的信徒，在有才干的同志中间，也不时听到赞扬杜林的话，因此，批判杜林的工作“必须马上动手，不然就太迟了”[21]。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说，杜林是“满嘴胡说八道的庸俗经济学糊涂虫”，经常把自己“拙劣的东西重复不知多少次”。党的著名活动家、《人民国家报》主编威廉·李卜克内西写信告诉恩格斯，杜林的谬论已在党的队伍中造成思想混乱，清算杜林是十分必要的。1875年2月1日，李卜克内西对恩格斯说：“你是否愿意写篇文章（严厉地）清算杜林？他在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史第二版中重复了他对马克思充满忌妒的全部愚蠢谰言。我在圣诞节前曾听到了此人的一次讲课：狂妄自大，咬牙切齿地忌妒马克思，无非是这类货色。他在我们许多人当中（特别是在柏林）影响很深，必须彻底收拾他。”此后，他又多次请求恩格斯：“你必须下决心收拾杜林”，“急需在《人民国家报》刊登详细批判杜林的文章”，“请尽快和尽量彻底地批判杜林的著作”，“附上莫斯特的稿件，它将向你表明，甚至头脑清醒的人也会传染上杜林瘟疫；清算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