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哈普尔，尤尼奥尔寓克勒肯威尔街红狮子76（？）号。能立即安置一位雕版师——他稍通法语。需询问尤尼奥尔。
科列——排字工，已三次记下名字，好像是稍通英语，不过，看来这方面并非必需，因为要用法文排字。
茹·柯普芝（法国人），在德勒纳德（？）那里工作，托登楠大院路11号。两个青铜匠——一人是作字模的金属雕刻师，另一人是画师、绘图员、铸模工，两人均技艺湛良。
此二人现已派往北明翰，收入不错。”[50]
像马克思家一样，恩格斯的家给巴黎公社流亡者以极大的温暖。许多公社的优秀战士，在这里受到十分殷勤好客的接待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使他们终生难忘。1878年10月，公社著名军事统帅符卢勃列夫斯基写信对恩格斯说：“在我流亡伦敦期间，您的家和马克思的家成了我唯一的、真正充满友情的避难所，在这里你们对我多么友爱和仁慈……”此后许多年，恩格斯一直关怀着公社革命者的生活。1895年，当他得知符卢勃列夫斯基贫病交加，生活困难时，立即写信给法国工人党领导人拉法格，要求给这位公社英雄按时寄去养老金。他严肃地指出：“这事有关法国社会主义的荣誉，如果让公社的最后一位将军饿死，法国社会主义今后再不能把1871年的公社算在自己的名下了。”[51]
无论法国、英国或德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报刊，都怀着对巴黎公社的刻骨仇恨编造谎言，把公社革命者描绘成杀人放火的坏人。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更是攻击诽谤，无所不用其极。社会上各种流言飞语，也影响到恩格斯的家庭。年迈的母亲从家乡来信责备恩格斯，抱怨马克思对恩格斯起了不好的影响。恩格斯在回信中，向母亲揭露了资产阶级报刊闭口不谈真实情况，指责凡尔赛匪徒杀戮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罪行，阐明资产阶级报刊关于公社的报道都是极端无耻的谎言。他提请母亲回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多少年来，人们总是费尽心机地诽谤革命者。拿破仑第一统治时期的道德协会会员，1817年和1831年反对政府的知识分子，1848年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都曾被诽谤为真正的吃人生番。事实证明，这些完全是出自卑鄙的迫害狂。恩格斯写道：“亲爱的妈妈，我希望你在报纸上读到关于这些捏造的罪行时，会记起这些，这样你对1871年的人们也就会怀有好感。”在谈到自己对待巴黎公社的态度时，恩格斯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对母亲说：“我丝毫没有改变将近三十年来所持的观点，这你是知道的。假如事实需要我这样做，我就不仅会保卫它，而且在其他方面也会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此你也不应该觉得突然。我要是不这样做，你倒应该为我感到羞愧。即使马克思不在这里或者甚至根本没有他，情况也不会有丝毫改变。所以，归罪于他是很不公平的。并且我还记得，从前马克思的亲属曾经断言，似乎是我把他带坏了。”[52]
答复了母亲的责难，恩格斯又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国际的事业。
六、积极参加总委员会的工作
恩格斯迁入伦敦新居的当天晚上，马克思向国际总委员会建议增选他为委员。两周以后，他被选进总委员会，先后担任总委员会财务委员会成员和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丹麦通讯书记等许多重要领导职务，积极参加总委员会的活动。他那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绝对忠诚，极其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通晓欧洲多种语言的卓越才能，刚毅果断的性格，讲究效率的作风，受到总委员会成员和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的尊敬，在总委员会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支援法国人民的斗争，是恩格斯担任总委员会委员以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当时，法国人民刚刚推翻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了第三共和国。恩格斯大力支持在英国开展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因为虽然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掌握在一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表手中，但是在普鲁士入侵的情况下，如果英国承认年轻的共和国，有利于动员人民抗击普军侵略，提高法国与俾斯麦谈判的地位，争取实现《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第二篇宣言》中提出的缔结光荣和约的要求。除了在社会上开展多方面活动外，恩格斯还在总委员会中进行坚决的斗争，迫使英国工联首领们不得不勉强同意支持保卫法兰西共和国的群众运动。同时，恩格斯密切注视保卫法兰西共和国运动中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活动。这些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提出一个由英国出兵援助法国的冒险性要求，企图以此迷惑群众，夺取运动领导权。针对这种情况，恩格斯在总委员会指出：“英国不仅不能有效地干预欧洲大陆发生的事件，而且本身也不能抵御欧洲大陆的军事专制制度。”[53]马克思也告诫工人，要警惕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控制工人运动的危险。他说：“我完全相信，如果工人们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让小资产阶级崇尚空谈的演说家插手，那么工人们就会取得成功。”[54]
恩格斯作为总委员会中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国通讯书记，经常与这些国家的国际组织和工人运动活动家进行通信，接待来访，指导他们的工作。1872年2月，他在致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指示信中，详细通报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情况，特别强调工人阶级建立独立政党的必要性。他对西班牙领导人说：各地的经验证明，要使工人摆脱资产阶级政党的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将同其他政党的政策显然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这种政策的细节可以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而有所不同；但是，因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基本关系到处都一样，有产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这一事实到处都存在，所以无产阶级政策的原则和目的就总是一样的”。[55]这个重要思想，不久在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上为大多数代表所接受。
支援各国工人的罢工斗争，是总委员会的经常任务。恩格斯为此做了大量工作。1871年3月，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反对企业主解散工会和解雇工人，爆发了大罢工。恩格斯从国际比利时和荷兰支部组织者克楠的来信中得知罢工的消息后，立即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要求大力支持罢工工人。根据他的提议，总委员会决定呼吁英国工联向罢工工人提供援助。他还亲自在德国《人民国家报》上撰文，要求不让企业主从德国招募工人到安特卫普去。各国工人响应总委员会号召，给予罢工工人很大的支持，使罢工坚持了半年并取得胜利。
恩格斯参加总委员会工作后，同马克思一起，对混进国际工人协会的巴枯宁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
巴枯宁主义的首领米海依尔·巴枯宁（1814-1876）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早年参加1848年革命。后来被捕入狱，成了叛徒。1857年被沙俄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亚，四年后从流放地逃亡，取道日本、美国，不久返回欧洲，隐瞒了背叛革命的历史，重新钻入工人运动。后来他跑到意大利、瑞士等国，在破产小生产者和流氓无产者队伍中混了几年，形成一套无政府主义思想和理论，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宗派团体，在国际工人协会中进行破坏活动，阴谋篡夺工人运动领导权。
巴枯宁是社会理论领域中一个最无知的人，但他却以宗教奠基者的姿态出现，拼凑了一个混乱而荒谬的理论。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反对一切国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国家是产生私有制和阶级的根源，只要消灭国家，就能消灭私有制；一切专政都是绝对坏的东西，应该仇视专政、执政主义和权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难堪的、最令人屈辱的管理”。第二，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拒绝任何政治运动。他认为，任何政治运动都是反动的；工人阶级不应组成政党，不应以任何借口过问政治，不应建立工会，不应举行罢工；工人阶级如果进行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就是承认资产阶级国家，就会延缓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第三，鼓吹依靠流氓无产阶级，破坏“一切的一切”。他在《革命问答》中宣布，要摧毁腐朽的社会大厦，执行无情的破坏计划，“最彻底、最迅速地破坏国家的、等级制的、所谓文明的世界的信念”，“毫不犹豫地消灭这个世界的地位、关系或任何人”。这个破坏一切的任务，要由流氓无产者来完成。在他看来，“强盗就是英雄、保卫者、人民的复仇者；是国家以及国家所确立的任何社会制度和公民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是同整个官吏贵族的文明和官方神甫的文明进行生死斗争的战士”。第四，主张废除继承权，鼓吹“各阶级平等”。他认为，只要废除继承权，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实现各阶级的平等，以至于消灭国家。第五，反对任何权威，宣传绝对自由。他认为，任何权威都是违反人性的，不管它“是叫做教会、君主国、立宪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者甚至是革命专政，都不重要。我们把他们一律……加以仇视和反对”。他说，在未来社会里，不存在任何权威，无政府状态将代替国家和一切社会组织。第六，吹捧俄国沙皇，宣扬反动的泛斯拉夫主义，主张各斯拉夫民族“完全放弃自己的国家权力”，建立由“最伟大的、最受爱戴的、最强有力的沙皇”领导下的“自由的、全斯拉夫族的联邦。”他的这套理论，反映了破产的小生产者的绝望情绪，同有觉悟的工人阶级格格不入。
如果说巴枯宁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么他在搞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他一方面表示拥护马克思的学说，另一方面又搞了许多阴谋活动反对马克思，破坏国际工人运动。因此，从1868年底开始，马克思、恩格斯与巴枯宁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伦敦代表会议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的一次重要会议。
1871年9月举行的国际伦敦代表会议，是恩格斯第一次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召开的国际会议。从会议的筹备、召开到起草文件，倾注着恩格斯的大量心血。特别是会议通过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努力的成果。
恩格斯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巴黎公社刚刚失败，不可能举行一年一度的国际代表大会，只能举行一次国际会议。1871年7月25日，他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上发言，建议“在9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在伦敦召开协会的秘密代表大会”。恩格斯在解释这个建议时指出，由于普法战争所造成的情况，在法国，召开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在德国，任何一个敢于参加代表大会的人，都有被投进监狱的危险；在西班牙，协会正遭到迫害；比利时没有任何自由；瑞士由于协会会员发生分裂，不可能成为国际会议的东道主。只有伦敦是最合适的地点。而且，只有秘密代表会议，才能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政策。总委员会通过了恩格斯的建议。
伦敦代表会议面临着重大的任务。第一，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各国反动派对工人阶级的迫害加剧了。梯也尔和哥尔查科夫、俾斯麦和博伊斯特、维克多·艾曼努尔和教皇、西班牙和比利时，在反对国际的十字军中携手合作；旧世界的一切势力：军事法庭和民事法庭、警察和报刊、地主和资本家，都争相把国际作为攻击的目标。总之，“在整个大陆上，恐怕没有一个地方不在千方百计地使这个它们望而生畏的伟大的工人兄弟同盟处于不受法律保护的地位”[56]。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制定对付反动派的革命策略。第二，巴黎公社大大增强了国际的威望，一大批新的工人加入国际，使这个组织的成分更加复杂。加强对会员的教育，特别是把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和巴黎工人的革命精神灌输到工人的头脑中，提高他们的无产阶级觉悟，也是十分迫切的任务。第三，国际工人协会内部思想分歧很大，有共产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欧文主义者、宪章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等等，如何使这些意见分歧不致破坏协会的统一和稳定，关系到发挥国际组织战斗力的问题。第四，当时特别面临着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在国际内部，巴枯宁分子进行大量的破坏活动。巴塞尔代表大会后，巴枯宁分子猖狂反对总委员会，制造瑞士罗曼语区国际组织的分裂，以所谓“废除国家”的荒谬借口破坏1870年里昂工人起义，指责巴黎工人的斗争，制造损害国际声誉的涅恰也夫事件，组织秘密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妄图以自己荒谬的理论强加给国际，大搞分裂国际的宗派活动。在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国，巴枯宁主义有较大影响。伦敦代表会议担负着直接关系到国际的前途和命运的反对巴枯宁主义的任务。
会议召开前，恩格斯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他作为总委员会委员和西班牙、意大利通讯书记，受总委员会委托，向国际意大利支部和西班牙支部的领导人卡菲埃罗等写了许多信件，阐明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揭露无政府主义的活动，指导他们向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