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1849年5月底离开德国时，对革命前途怀有一线希望。当时，欧洲反革命列强同盟对各国争取民主和解放的革命人民进行了全面的十字军讨伐，沙皇俄国14万大军长驱侵入匈牙利，普鲁士军队正在向维护帝国宪法的革命军进攻，法国将军乌迪诺炮轰罗马，“欧洲危机显然已在接近决定性的转折点，全欧洲的目光都注向巴黎”[2]，马克思深切希望巴黎酝酿已久的反对封建贵族和金融寡头的斗争取得胜利，再次推动欧洲革命向前发展。
但是，当马克思在6月初重返巴黎时，发现巴黎已经与他在1843年第一次访问和1848年第二次访问时大不相同。他初次访问时，巴黎正处在革命前的准备阶段，各个阶层，各种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进行着热烈的争论。巴黎沸腾的精神生活，使马克思感到惊奇和振奋。第二次访问时，巴黎刚刚经历二月革命的洗礼，充满了勃勃生机。同许多革命者一样，马克思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这里，又从这里出发，把革命的火种带到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现在，1849年6月虽然同上次相隔只有一年多，但巴黎的变化太大了。工人阶级由于六月革命的失败，创伤远未痊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由于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抛弃了无产阶级而威信扫地；资产阶级两大保皇主义集团——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人统治一切，法兰西共和国成了保皇党同盟的财产。
在一片阴沉气氛中，马克思发现，法国社会矛盾仍然十分尖锐，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仍然十分剧烈，人民群众怀有强烈的革命情绪，“革命火山口的大爆发从来没有像现在的巴黎这样逼近”[3]。因此，他到巴黎后，很快同共产主义工人俱乐部和一些民主派活动家建立联系，努力争取和掌握一些革命报刊。
形势的发展比人们的预料还要快。被路易·波拿巴公然违犯宪法、出兵干涉罗马共和国激怒的巴黎人民，于6月13日举行和平示威。这次事件的主角是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山岳党。他们在议会中以“诉诸武力”恐吓波拿巴及其部长们，但事件发生前，却拒绝工人团体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把运动限制在和平示威的框框里。工人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一直存在怀疑。当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企图利用无产阶级，却不让无产阶级有行动自由的时候，无产阶级则力图在投入斗争后，“把革命推向前进，使革命超出强加于它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目的”[4]。革命一旦胜利，无产阶级将成立与新政府并行活动的公社，作为工人自己的政权。
由于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山岳党企图通过和平示威游行达到自己的目的，丧失了发动武装起义的时机；由于工人阶级对事件的发动者采取怀疑、保留的态度，并不积极支持山岳党人在游行队伍遭到驱散或发出的“拿起武器”的号召；而且波拿巴政府事先已经获悉全部秘密，出动了大批武装军警对付赤手空拳的示威群众。6月13日事件被武力镇压下去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党又得势了，于是所有那些躲起来的大人物包括他们的礼车和穿镶边制服的仆从14日起就爬出他们的洞穴，在豪华壮丽、五光十色的大街上晃来晃去”[5]。
马克思不仅是6月13日事件的目击者，而且是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他与巴黎的民主派人士和工人团体保持广泛的联系，十分了解事件的进程，对事件以失败告终并不感到意外。他认为，“总的说来，1849年6月13日只是1846年六月的一种报复。那时‘山岳党’抛弃了无产阶级，现在无产阶级抛弃了‘山岳党’”[6]。
虽然事件的主角是山岳党，事件失败的责任应由山岳党的领袖赖德律·洛兰等负责，但马克思认为，6月13日不仅是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失败，而且对欧洲的革命者来说“也是十分沉痛的”。尽管如此，马克思对法国革命前途仍然抱有希望。在他看来，法国国内广大人民群众与保皇主义反动派的矛盾，建立了独裁统治的反革命秩序党内部的矛盾必然不断激化，保皇主义的极端派必然力图摆脱累赘的共和国外衣，那时，“二次革命又会重新到来，不过将具有更大的威力”[7]。
实践证明，马克思当时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经历了一年多惊心动魄斗争的欧洲革命，到了1849年夏天，已处于强弩之末，难以坚持。在德国，各地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被镇压下去，法兰克福帝国议会于5月底迁至斯图加特，6月18日被符腾堡政府军解散；战斗在德国境内的最后一支起义部队——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经过激烈的战斗，于7月12日越过国境进入瑞士后被解除武装。在奥地利，弗兰西斯·约瑟夫于3月颁布反动的帝国宪法，封建专制统治笼罩全国。在意大利，4月中旬佛罗伦萨发生反革命政变，托斯坎尼共和政体被颠覆；5月1日，反动军队占领巴勒摩，恢复对西西里岛的统治；以马志尼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罗马共和国，遭到国内外反动派的武装攻击；6月初，路易·波拿巴对罗马共和国采取军事行动；7月3日罗马陷落；8月22日威尼斯陷落，意大利革命失败了。在匈牙利，科苏特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由于沙皇俄国的武装干涉和国内投降派的叛卖，于8月中旬以失败告终。在法国，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后，二月革命的成果完全丧失，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进一步加强；1848年12月，拿破仑一世的侄子、封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政治冒险家路易·波拿巴当选为总统，组成了以巴罗为首的秩序党内阁。1848年革命的整个伟大时期结束。欧洲各国反动派兴高采烈地欢庆自己的胜利，曾经一度被赶下宝座的昔日统治者，又耀武扬威地登上舞台。欧洲恢复了反动的“秩序”。
[1]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72页。
[2]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74页。
[3]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49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54页。
[4]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78页。
[5]燕妮·马克思：《致丽·舍勒尔》（1849年7月14日），转引自《卡尔·马克思夫人传》，第113页。
[6]马克思：《六月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28-629页。
[7]同上书，第629页。
二十、青年马克思的光辉形象
马克思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卓有成效的活动，使他在广大工人阶级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每个接触过他的人，每个读过他的文章的人，每个听说过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人，对于他那伟大的无产阶级品质，坚定的革命立场，高贵的自我牺牲精神，渊博的知识，无比的洞察力和对革命事业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都非常敬佩。许多同时代人的文件、书信和回忆录为我们再现了青年马克思的光辉形象。
1849年2月11日，科伦工人联合会在一次盛大的民主宴会上，与会者热烈赞扬马克思“早在二月革命以前很久就用自己的言行捍卫工人阶级权利”[1]，对他表示崇高敬意。
老工人列斯纳说：“自从我在陪审法庭上的两次审判中，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表现并注意听取了他们的卓越的辩护后，我就特别佩服他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所写的论文，明显地说明了武装着他们的不仅是丰富的知识，而且是百折不挠的意志。”[2]
马克思的朋友魏德迈、克鲁斯、雅科比在一份声明中高度赞扬了马克思在革命时期的自我牺牲精神。声明写道：“马克思在二月革命之初，还从他私人款项中拿出几千塔勒，其中一部分用于武装布鲁塞尔正在进行革命的工人……一部分用来遣送朋友到德国进行革命活动；最后，马克思把他剩余款项作为《新莱茵报》的创办费……马克思为党不仅贡献了毕生的劳动，而且牺牲了地位、财产和全家的安宁。”[3]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尔·叔尔茨，青年时期曾在莱茵省民主主义者第一届代表大会上见过马克思。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次大会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在那里我亲眼看到了当时最杰出的人物，包括社会主义者的领袖卡尔·马克思。那时他才三十岁，但他已经是公认社会主义派的领袖了。他个子不高，体格结实，前额宽大，黑头发，大胡子，眼睛又黑又亮。他很引人注意。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发现和理论，我知道得很少。因此我幻想着要把这位卓越人物的每一句话都牢记在心里……马克思的言谈切实而有内容，清晰而合乎逻辑……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说到‘资产者’这个字时的尖刻讽刺的声调。”[4]
一个名叫泰霍夫的中尉，在叙述他与马克思会晤的情形时写道：“马克思影响我不但由于他的非常卓越的思想，而且也由于他的杰出的人格。倘若他的心像他的脑一样伟大，他的爱像他的恨一样广博，我是愿意为他赴汤蹈火的……在我们之中我认为他是第一个而且是唯一有领袖品格的人，有才能支配大局而不受枝节问题的扰乱。”[5]
美国著名资产阶级报纸《纽约论坛报》撰稿人布里斯邦写道：“我见过卡尔·马克思，这人民运动的领袖。那时他的星运正在上升，他是一个大约三十岁的人，体格肥短而强壮，有着英俊的面孔和浓密的黑发。他的姿态表现着巨大的精力，而在他的谦和和沉静之后，我们能够窥见一种大无畏的热情之火。”[6]
青年马克思的光辉形象，不仅给同时代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永远活在千千万万革命人民的心中！
[1]《民主宴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附录），第692页。
[2]列斯纳：《回忆恩格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142页。
[3]佐尔格：《关于马克思》，《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224、226页。
[4]卡尔·叔尔茨：《1852年前的回忆》，《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315页。
[5]梅林：《马克思传》，第192页。
[6]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