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4日，当朱可夫元帅从莫斯科飞到塞瓦斯托波尔，登上一艘苏联巡洋舰，即将踏上对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的正式访问旅途时，他没有想到三周后他会被解职，并蒙受羞辱。相反，此时他正处于其权力的巅峰时期，好像只要赫鲁晓夫仍然是苏联党的领导人，他国防部长与主席团委员的位置就可保无虞。
在20世纪30年代末，朱可夫与赫鲁晓夫两人就相识了，战争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对于朱可夫的“思想、军事知识与坚强的性格”，赫鲁晓夫印象颇深，当由于相同的性格原因，斯大林将这位苏联头号的战争英雄降职，并在战争后将其流放到奥得赛时，赫鲁晓夫对他十分同情。在斯大林去世后将朱可夫调回莫斯科、1955年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以及1956年成为主席团候补委员中，赫鲁晓夫发挥了作用。朱可夫在逮捕贝利亚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对赫鲁晓夫的这些提拔作了回报。在1956年7月帮助痛击“反党集团”后，朱可夫也成为了主席团的正式委员。在1956年底他的60岁生日时，朱可夫得到了通常属于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勋章与称颂。1957年7月，他像一位征服英雄似的在列宁格勒掀起一阵旋风，乘坐敞篷ZIS轿车，在成千上万人的欢呼声中缓慢地通过内夫斯基·帕罗斯佩克特大街。那年夏天，朱可夫成为赫鲁晓夫别墅里的常客，两人常常在树下与草地上长时间地散步，8月，他还被邀请去拜访当时正在克里米亚的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有充分的理由将这位国家最强势的军人拉拢在自己身边。“你将使自己失去最好的朋友。”朱可夫在10月底打电话给赫鲁晓夫，为他的政治生涯辩护时警告说。[1]但是，赫鲁晓夫不是巩固与朱可夫之间的同盟关系，而是私下里准备让其退位。他邀请朱可夫去克里米亚，一个原因就是想监视他的行动。[2]朱可夫一踏上前往巴尔干的航程，赫鲁晓夫就和其他一些主要的将军飞到了基辅，目的就是为了他后来所说的“政治上的骑墙派”，以确保他们会支持推翻他们最高长官的行动。[3]10月19日，主席团通过了一项谴责朱可夫的决议。五天后，朱可夫了解到了莫斯科所发生的事情，便打电话给他的老朋友、克格勃头目伊万·谢罗夫，并火速赶回来，想拯救他的政治生命。但是就像七年后赫鲁晓夫本人一样，他从机场就直接被拉到了主席团会议上，告诉他已经终结了。在两天后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没有一个人为他讲过一句辩护的话。作出将朱可夫撤职的决定是“很痛苦的”，赫鲁晓夫回忆说：“但我们必须这么做。”
针对朱可夫最重要的指控是，他正在一个基地位于莫斯科附近的秘密突击队的帮助下准备篡党夺权；莫斯科党委书记福尔采娃后来描述说，这个突击队是“一帮破坏分子”。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赫鲁晓夫采取如此突然果断的措施，目的是为了以先发制人的办法防止朱可夫的特种部队采取行动。[4]据说，朱可夫还通过阻止政治军官批评军事指挥官以及努力将内务部与克格勃边防部队置于他的指挥之下的做法，削弱党对军队的控制。第三条罪状（这条罪状使其他的指控显得更为可信）是朱可夫正在培育对他的个人崇拜。据称，他坚持重新筹划拍摄有关二战胜利游行的纪录片，因为1945年他所骑的那匹白马摔了一跤。赫鲁晓夫在10月的全体会议上说，有一次朱可夫曾强迫参加招待会的海军军官穿上黑色的粗呢短大衣，这样就会使穿着白色制服的他能像“一只白色海鸥一样”显得很出众。罗科斯索夫斯基（Rokossovsky）元帅在1957年10月的全体会议上说：“他在战争期间的表现还不仅仅是粗鲁。他的指挥方式简直就是猥亵；除了不停地咒骂，中间夹杂着枪毙的威胁外，我们什么都听不到。”[5]莫斯卡连科元帅谴责朱可夫“虚荣、自我主义膨胀、狂妄自大，而且喜欢自我陶醉”。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责朱可夫“固执、专制、野心勃勃、喜欢追求自我荣耀”。巴格拉米安元帅插话说：“他简直就是有病。自我夸大是他的本性。”[6]
由于有这样的朋友与同事，朱可夫不需要什么仇人。[7]他们的很多指控都是经过夸大的，坦白地说，有些可能纯属子虚乌有。现在看来，要想确定他们的可信性是不可能的，但很显然，赫鲁晓夫宁愿相信他们。当赫鲁晓夫于1957年8月访问东德时，当时驻东德的苏联军队的指挥官安德烈·格列钦科（Grechko）准备迎接来访的苏联代表团。但是朱可夫命令他留在一线部队，因为那里正在进行军事集结，格列钦科于是向赫鲁晓夫提出了抱怨。[8]“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也许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尊重，”赫鲁晓夫在10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但是如果一位国防部长说不需要迎接党的第一书记，那就是在破坏党与军队之间的联系，不管这位第一书记是赫鲁晓夫、伊万诺夫，还是佩特罗夫，不管他是谁。这是一种卑劣的行动。同志们，我不是在为自己辩护，我是在维护我们党的利益。”[9]
不仅仅谢皮洛夫声称朱可夫起初支持过将赫鲁晓夫赶下台，布尔加宁也作出了同样的指控，还有萨布罗夫。[10]在1957年6月的危机中，当赫鲁晓夫的对手们抱怨说他准备用坦克对付他们时，据称朱可夫不耐烦地说，“只有得到他的命令”，坦克才会采取行动。赫鲁晓夫在1957年6月的全体会议上曾经以赞许的语气引用过朱可夫的这些话，并说这反映了一种“严格的党的路线观念”。但是在修改过的全体会议记录里，他的这种赞许被删除了。到了10月份，米高扬就将朱可夫的这些话拿来用作反对他的工具。[11]如果说朱可夫在6月全体会议上采取好战的反斯大林主义立场是想重新赢得赫鲁晓夫的信任，那可以说真是太适得其反了。指控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的立场是一回事，但认为赫鲁晓夫本人是斯大林的帮凶，然后再原谅他则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朱可夫自己在那场运动中也很难说是清白的。[12]
同年夏天，几位领导成员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德烈·基里钦科的黑海别墅里庆祝了他的生日。由于6月的派系斗争已经结束，而且食物和各种酒类很丰富，于是阿里斯托夫拿出他的口琴，大家开始不成调地唱了起来。大家频繁地相互祝酒，虽然一开始是称赞基里钦科，但最后都变成了对赫鲁晓夫的称颂，而赫鲁晓夫则坚持发表了长篇大论的讲话。朱可夫记得他曾要求赫鲁晓夫让其他人有讲话的机会，因而遭到了赫鲁晓夫的回击：“你在说什么——是不是你不想听，我就什么都不能说了？”在向基里钦科点头示意后，据称朱可夫向伊万·谢罗夫祝酒说：“不要忘记，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克格勃是军队的耳目！”赫鲁晓夫马上跳起来反对朱可夫：“记住，谢罗夫同志，克格勃是党的耳目！”
这些指控，不管是确有其事，还是出于赫鲁晓夫的杜撰，反正已经足以说明朱可夫的倒台了。由于“反党集团”的未遂政变让赫鲁晓夫感到特别的脆弱，因此这些罪状的影响显得更加的重大。他在1957年10月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主要是为自己辩护——关于他的“秘密报告”、赶超美国农业的承诺、工业重组计划、与知识界的关系以及他在外交政策上的措施。朱可夫帮助他粉碎政变，但此时他所欠的这份情谊在他看来已经成了最微不足道的事情。赫鲁晓夫的发言还将朱可夫描绘成一个自我主义难以控制的野心家。[13]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相同的背景促成了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友谊。一旦赫鲁晓夫开始不信任朱可夫，他只要想想自己，就能揣摩出这位元帅为了满足他的野心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1957年6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与卡冈诺维奇的倒台，以及四个月后朱可夫被解职，使得赫鲁晓夫成为苏联无可争议的领导人。就像很多代表所说的那样，1959年初的党的二十一大成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个人”的庆祝大会。从理论上讲，主席团行使集体领导权，但是从此次党代会的报告发言中，我们看不出这一点。“我们大家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聆听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精彩报告。”叶卡特琳娜·福尔彩娃说。阿历克赛·基里钦科对赫鲁晓夫“杰出的活动能力、坚定的列宁主义立场、对原则的忠诚履行、创新精神……以及大量的组织工作”大加称颂。亚历山大·谢列平则颂扬他的领导人“具有坚定的精神、个人勇气与对党的力量的坚强信念”。这三人是赫鲁晓夫特别忠诚的追随者（至少暂时是这样），但像苏斯洛夫和柯西金这样的更加具有独立思想的党的领导人只是对赫鲁晓夫稍加奉承。35年后，尼古拉·叶高里契夫解释说，他于1962年成为莫斯科党委书记，“你得明白，从斯大林时代开始，主席团就没有多大的变化。任何敢于站出来反对赫鲁晓夫的人就得离开主席团；所有的人对此都很清楚。难道还有人能直接对赫鲁晓夫说‘你做得不对’吗？没有人敢。”
在其他方面，赫鲁晓夫同样取得了胜利。1958年的粮食产量比1957年增长了30%，比1949-1953年的平均水平增长了差不多70%，这主要应归功于赫鲁晓夫的处女地开垦计划。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使赫鲁晓夫也使很多西方人相信，苏联不久就会超过美国。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于1957年10月在苏联发射上天，苏联于1959年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登月火箭。同年赫鲁晓夫的和平攻势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他对美国进行了重要访问，这是苏联领导人的第一次，访问达成了他们向往已久的定于1960年5月举行的四国首脑会晤安排。
从这些以及其他方面来说，1957-1960年都是赫鲁晓夫最辉煌的时期。不过，与此同时他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对于这种趋势是从何时开始的，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但对这种趋势没有疑义。对于那些最终起来反对他的人来说，断言赫鲁晓夫的这种蜕变有着自私自利的目的：这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能在50年代初期跟随“好的赫鲁晓夫”，然后于1964年背叛“坏的赫鲁晓夫”。不过，包括其家人在内的其他一些人也证实了赫鲁晓夫的这种变化趋势，尽管他的家人是他最忠实的辩护者。
主席团委员沃龙诺夫与赫鲁晓夫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因此1964年的和平政变策划者直到最后一刻才通告他们的计划。根据他的说法，“赫鲁晓夫在1956年和1964年简直判若两人；在某些方面根本找不到共同点。他那种与生俱来的民主作风让你一见到他就会被深深地吸引，但这种民主作风逐渐为他与同事的疏远所取代，他总是将自己封闭于一个小小的核心圈子里，这个圈子里的一些人对他可怕的发展趋势采取纵容态度。”
“在推翻‘反党集团’后，”原农业部长布涅迪克托夫（Benediktov）回忆说，赫鲁晓夫“实际上就开始改变他在我们面前的形象。他的民主作风开始让位于极权方式。……”他的对手们的覆灭“使他有了自由行动的权力”，亚历山大·谢列平说。他“开始表现出傲慢，坚持自己的判断不容推翻，夸大取得的成功”。在米高扬看来，“1957年后，”赫鲁晓夫“变得自负起来”，好像觉得“他不用认真考虑所有的人，大家都会同意他的观点与做法的”[14]。
乔治·科尔连科1959年是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外交官。根据他在华盛顿的观察以及与莫斯科的联系，其中包括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后来科尔连科成为葛罗米柯的副手），科尔连科得出的印象是，赫鲁晓夫时代“可以清晰地划分成两个阶段，1958年之前与之后”。1958年后，赫鲁晓夫开始听不进不同意见，他身边尽是些“应声附和的人”。奥列加·特罗亚诺夫斯基从1954年开始担任赫鲁晓夫的英语翻译，并于1958年成为他的外交政策助手，他认为“赫鲁晓夫的转变开始于1957年”，因为1957年对赫鲁晓夫构成明显威胁的最后对手已经消失。拉达·阿朱别依回忆说，她父亲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判断甚至变得“更加专断。好像不管是什么，只要是他说出来的就是真理，尽管他并没有作出这种判断的权利，因为他对所说的问题根本不了解”。此外，赫鲁晓夫“对人的态度变得粗暴起来”，尽管在家里这不是太明显，但也有所表现。“要在以往，他会听你把话说完，即使你的话里含有对他的批评。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反应变成‘够了！不要跟我说那种事情。我很讨厌那种事情，懒得听’。他想使自己远离所有不愉快的事情。这种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是到50年代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