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0年4月与农户和农艺师的会议上，赫鲁晓夫整天情绪都很激动。在一帮“不识时务”的发言者的刺激下，他大声发号施令（“对他进行调查和惩罚！”“将他驱逐出党！”“将他移送法院，对他的工作进行正式调查！”），加上一大堆的人身攻击：“你在撒谎！”“去死吧！”当当地的一位官员不仅抱怨官员们没有清除受污染牲畜的厩肥，而且敢于责备赫鲁晓夫时，他先将这位官员的批评放到一边：“主任同志，这不是我们会议的中心议题。如果我们老是追究受到污染的厩肥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最后也得坐到一堆这样的肥料上。”当这位抗议者拒绝退让时，赫鲁晓夫用了将近一个小时对他大加鞭挞。在斯大林时代，对下属无情的欺凌是普遍的现象，但赫鲁晓夫曾经却是比较容忍的。让他变得刻薄起来的并非他拥有的权力，相反，权力使他可以公开表露他对一些细微问题的看法。
虽然这种发脾气并没有给赫鲁晓夫带来什么麻烦，但他提倡搞农业城市的做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到1949年夏天，克里姆林宫正在加紧将小型的集体农庄合并成更大的集体农庄。表面的原因是这样可以提高效率，但真实的目的却是将那些居住在远离地区中心的偏远农村、逃脱国家控制的农民纳入控制范围。对于赫鲁晓夫而言，他先前已经在乌克兰开始合并集体农庄了，这场运动使他有机会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莫斯科省的农庄规模特别小，因此将它们整合起来的理由好像更加充分。但是与以往一样，赫鲁晓夫又做得过分了。1950年3月，他号召将那些“规模小且规划不合理的集体农庄”里的农户重新安置到“生活与文化条件好的新村庄”，这样的新村庄里还有“舒适、高质量的住房”，并声称这样的前景“在不久的将来都可以实现”。那些没有为集体付出最低天数劳动的农民将被剥夺他们的私人自留地。甚至斯大林也对饲养将近全国一半牲畜的自留地持谨慎态度，然而对赫鲁晓夫来说，他的建议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只要将它们剥夺、竖起篱笆就行了，就这么简单。”[25]
他在1951年1月18日的发言中描绘了他的城市化农村的前景：那些居住在较小村庄里的人将被合并起来；合并起来的社区将有“学校、医院、妇幼保健所、俱乐部、农村学习中心和其他集体农庄需要的公共建筑”，有“供水管道、电力设施、路灯和人行道”，有取代“私人农舍”的“公寓住房”，有与公寓住房毗邻的规模有限的小块自留地，其他分配给个人的土地则在居住地以外专门划定的区域。一位参加此次会议的《真理报》记者请求赫鲁晓夫提供他讲话的副本材料。由于意识到可能会有风险，谢甫琴科劝阻他的主子不要着急将讲话稿交给记者。但是赫鲁晓夫想得到大家的注意，于是这位记者得到了讲话稿。这样在3月4日的《真理报》上，赫鲁晓夫的讲话占据了整整两个版面。遗憾的是，斯大林并不喜欢他所看到的内容。他打电话给《真理报》说了他的看法，于是第二天报纸上出现了一个调子急转直下的声明：“由于编辑室在印刷昨天《真理报》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文章‘集体农庄的建设与提高’中的疏忽，文章后面忽略了一个社论，就是刊登赫鲁晓夫同志的文章只是提供给大家讨论的材料。特此更正。”[26]
第二天，赫鲁晓夫胆战心惊地给斯大林写去了一封致歉信：“您指出我的错误是绝对正确的。……您指出我的错误后，我对这个问题思考得更加深刻了。……我疏忽大意的错误……给党的工作带来了损害。……只要我跟中央委员会协商一下，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了。……我请求您，斯大林同志，帮助我改正我无知的错误，从而，如果可能的话，减少我对党的损失。……”这还不够。斯大林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由马林科夫任主席，“对赫鲁晓夫进行更加细致的调查”。这个委员会准备了一份长达18页的秘密材料，下发到全国的党组织，这份材料指控赫鲁晓夫“使整个集体农庄制度陷入危险之中”。4月份的莫斯科党的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讨论。贝利亚的两个信徒，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党委书记，在媒体上对赫鲁晓夫大加鞭挞。马林科夫在1952年10月的第十九届党代会上继续着这种批评的论调，他批评“我们有些领导干部”提议“推倒集体农庄农户们的家，在新的地址上重新建造所谓的‘城市化农村’”。
赫鲁晓夫努力隐藏他懊恼的情绪：在离开斯大林批评他的会议时，他向农业部长伊凡·班尼迪克托夫（Ivan Benediktov）说：“他懂得的当然很多；发号施令很容易，但当你具体干起来的时候——”但是后来他坚持说他指的是自己。赫鲁晓夫的助手们能看出来他受到了重创。“他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他认为自己完了，他们会将他赶下去。”谢甫琴科回忆说。“太糟了，”德米契夫（Demichev）说：“他处于危险的边缘。他睡不着觉。在我们看来，他好像老了十岁。”
然而，这件事最后还是过去了。斯大林谴责赫鲁晓夫的计划是“草率的方案，单纯而简单”，“是一种极左思潮与小资产阶级的头脑发热症”，不过他内心里还是对“我的小马克思”存有一丝温情的。斯大林在看完马林科夫委员会报送的草案后告诉莫洛托夫：“处理此事要轻一点。”不久以后，斯大林在碰到赫鲁晓夫时用他的烟斗轻轻敲着赫鲁晓夫的额头，开玩笑地说：“这里是空的。”
对赫鲁晓夫的处理是相当轻的，但是留给他的伤痛却迟迟没有平复。1958年初在赫鲁晓夫成为苏联政府首脑后不久，政治局1951年4月会议通过的谴责他的决议就被撤销了。根据阿朱别依的说法，废除1951年法令的不是赫鲁晓夫本人，而是他的“那些善于溜须拍马的手下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说明这些部属是十分了解他们的主子的。
当斯大林最后决定于1952年底召开第十九届党代会时，他已经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去作主报告了。他宣布，马林科夫将代替他作主报告，而赫鲁晓夫则负责就党章的问题作报告。他的任命使他感到“很紧张”，赫鲁晓夫后来说：“我知道当我提交报告草案时，肯定会遭到其他人的反对，特别是贝利亚，他会把马林科夫拉到他的一边。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真是如此。”贝利亚的攻击并非政治性的，而是形式上的。他坚持认为赫鲁晓夫的草案“太长了”。赫鲁晓夫承认，问题是他在文稿中“补上了一些例证”，他这么做是按照日丹诺夫1939年的先例。“我不知道这些例子是否真的需要，但我认为这种特定的报告形式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那我也如此做就可以了。”就像个拿不定主意的学生一样，他参照着别人的样子依葫芦画瓢，希望能得到老师的赏识。在作完报告后不久，赫鲁晓夫就病了。“当党代会讨论我的报告时，我却不能离开家。我只得在床上呆了几天。”
赫鲁晓夫用了大量的时间来弥补他在文化上的缺憾，他对于文化的事情十分敏感，不过他不是去涉足莫斯科的艺术家们所能提供的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而是将时间花在那些他过去就已经熟悉的艺术形式上。他钟爱的剧院是没有少光顾的莫斯科艺术剧院。阿朱别依记得：“他几乎将那里上演的每个剧目都看了很多遍。”他特别喜欢A.N.奥斯特洛夫斯基描写日常生活的幽默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火热的心》，他至少看了十遍以上。“他甚至记得每次都带上一块手帕，”阿朱别依说：“因为他喜欢那种拭去因快乐而流的泪的感觉。”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实际上，《火热的心》里的主角，那个卑鄙的暴君让他想起了斯大林。那位无聊的商人“总是不停地问他的家臣们，‘嗳，我们今天应该干些什么呢？’那些家臣们就不断地想出各种各样的新花样。他们最后可能会玩抓强盗的游戏，有时他们会做出很多出格的事情来。就像这位商人一样，斯大林总是不停地问我们：‘嗳，我们今天要做些什么呢？’和那位商人一样，他也不会做出什么正经的事来。”
赫鲁晓夫同意去看波尔索伊（Bolshoi）剧院的所有歌剧，当基辅歌剧团来巡回演出时，他邀请歌剧团里的主要歌唱演员到他的别墅里做客。阿朱别依回忆说，他岳父“和那些艺术家们一起唱（如果那可以被称为歌唱的话）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歌。后来，他们展开了竞赛，看谁回忆起的老民歌更多。赫鲁晓夫的五音不全，他母亲西尼娅·伊凡诺夫娜也喜欢唱歌，或者可以说是‘喊’歌，就像他们在村子里时那样，而且赫鲁晓夫还喜欢充满深情地朗诵歌剧前的开场白，好像吟诵诗文一般。那些乌克兰歌唱家几乎都能记起甚至是最‘容易遗忘的’副歌歌词，于是他们就跟着放声唱起来。”
赫鲁晓夫也喜欢看马戏团的表演，但是不喜欢看芭蕾舞，除非是加利娜·乌拉诺娃（Galina Ulanova）或其他著名芭蕾舞演员的表演。他很喜欢看纪录片，特别是有关科学、建筑和农业的新闻短片。当银幕上出现有趣的人或是技术方面的创新时，他会命令他的助手搜集更多相关的信息。“天啊，”阿朱别依说：“并非银幕上出现的所有事情都是真实的。那些所谓的电影特技制作让赫鲁晓夫很生气，他认为撒谎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他从来不看关于他本人的电影。”
赫鲁晓夫接替斯大林上台后，他马上发布了关于文化生活方面的声明。然而，在50年代初期，阿朱别依说：“他不认为自己是电影、戏剧和文学方面的裁判员。实际上，他只是在车上（回家的路上）说出诸如‘简直是胡扯’之类的评论，不过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什么了。”在他的女婿看来，“赫鲁晓夫对戏剧和音乐的喜爱并不应该被理解为某种形式的成人自我教育”，因为“他对看到的东西没有什么评论或分析”。这就是他“处理自己感情与放松的方式”。但是阿朱别依本人承认，“赫鲁晓夫对于文化和知识还是如饥似渴的”。
在他的同事们看来，赫鲁晓夫并不是那种太抢眼的人。“赫鲁晓夫并不笨，”莫洛托夫回忆说：“不过他不是那种很有文化的人。……赫鲁晓夫让我想起了鱼贩子，那种小鱼贩子，或是贩卖牲口的人。……他在理论问题上就是个鞋匠。……他是个很不开化的人。”不过，赫鲁晓夫正是利用了同事们对他的轻视。他“狡诈诡秘”，阿朱别依证实说：“在斯大林眼里，他扮演的是个胸无城府，拼命工作的形象。”
不说其他的事情，就是那种身体上的压力也差不多会把人压垮。“他在早上11点左右吃早饭，”阿朱别依记得：“如果家里没有人，他会回来吃午饭，然后小睡几个小时，快到傍晚的时候，他再回到莫斯科党委总部的办公室里。”在斯大林的别墅通宵达旦地欢宴后，赫鲁晓夫差不多在黎明时分才能回到家，但是不管回来多晚，他都强迫自己绕着园子走上一两公里。即使在周末，他也等着斯大林的召唤，同时他得决定是冒着风险吃饱了再去赴宴，还是一直饿着，但是斯大林的召唤并非总是会降临。
“这种气氛是很沉重的，”拉达·阿朱别依记得，“好像觉得气都不够喘似的”[27]。阿历克赛·阿朱别依回忆说，赫鲁晓夫的家里就是一个“沉寂的世界”，在这里要想“公开谈论什么事情是不可想象的”。尼娜·彼得罗夫娜的原则是：“不该问的事不问！不要去窥探与你无关的谈话！”阿朱别依后来写道，当赫鲁晓夫的警卫人员打电话来说他被留在斯大林的别墅时，“尼娜·彼得罗夫娜不会有任何表示；她知道如何牢牢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不过她当然是担心的。在莫斯科，她总是生活在紧张之中。赫鲁晓夫的妻子负责着一个有关党史的讨论小组，成员都是格拉诺夫斯基大街公寓里的服务人员。她交往的对象只有瓦勒里亚·马林科娃和耶勒娜·布尔加宁娜，只有在重要的纪念性集会时，她才会遇到其他克里姆林宫官员的妻子，例如红场的假日游行，因为在这样的场合，所有官员的家属都会受到邀请。”[28]
在赫鲁晓夫需要时，他的孩子们会全神贯注地倾听他的意见。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拉达和她的丈夫（他一度曾想成为一名演员）有责任陪伴他去剧院。“我不是信口开河，”阿朱别依说：“这确实是一种责任。我们不会拒绝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邀请，即使这与我们本来的计划有冲突。”他补充说：“赫鲁晓夫的家里没有什么真正的温暖与感情，甚至孩子们之间也缺少温暖与感情。一旦他们长大成人后，就会各奔东西。”当着孩子们的面，尼娜·彼得罗夫娜称呼她丈夫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而N.S.赫鲁晓夫称呼他女婿为阿朱别依同志，不过在没有人的时候，他偶尔也会询问他女儿关于阿廖沙的情况。家庭秘密就像政治机密似的被保守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家庭秘密也是政治性的。阿朱别依很多年后才得知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的遗孀柳芭已经被逮捕、流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