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物中心的设计者们对此了如指掌，事实上——最近的一些零售理论非常清楚地谈到，在购物中心产品的销售上有必要打破过去对“硕大的、铁板一块式的中产阶级市场”的标准化预测，那标志着70年代所采取策略的特点。80年代盛行的市场营销方法(在美国尤甚，在澳大利亚只见于部分地区)则是发展“多样性和市场分隔”的景观。即是说，在特定中心生产阶级、族群、年龄和性别区分的意象——比如，不是由于越南化的中心就会更好地“表达”目标文化，更好地服务于越南人(尽管实际情况可能如此，尤其是零售理论家部分是从群体政治的形态中撷取这一观点的)，而是由于差异的显示在今天将增进中心对来自别处的其他人的“观光”魅力。
当然，这是对战后“中产阶级”解体和发达国家中愈加严重的贫富分化的一种反应。这种变化对郊区购物中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不管在结构上多么串通一气，从这些中心牟取利润的公司都为导致这种变化负有责任；而有趣的是根据“购物者”——因而根据为这些购物者服务的中心进行的一种区分性主题化来“控制”这种变化的企图。三年前，一个理论家是这样想象未来的：“购物中心的设计将特别适应经济型购物者、娱乐型购物者和实用型购物者等人的需要。”他设计的蓝图已经在实现，尽管这也不意味着，作为“购物者”，我们实际上并不与所提供的我们的“需求”想象相一致，更不用说变成那种形象了。
有鉴于此，我想就行人消闲和批评时刻再谈一点。对某些特定购物中心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是给它们写一部(区别性)历史。这可能会惊人地困难和耗费时间。购物中心自身的形式——往往被描写为“我们时代的几种新式建筑之一”的一种形式——当然已经有了书面历史，大多数是用英雄的和扩张的术语写成的。但是，我凭经验发现，有些当地居民能够讲述某一特定发展及其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而澳大利亚购物中心的管理人员却往往对他们的中心应该有一部历史的建议不知所措。对此有几个明显的原因——短期的职业结构，雇员甚至管理人员对工作地点的冷漠，关于正统历史之要点的意识形态，把购物中心变成永久消费现实(现在性)的神圣化，怀疑对由于不能控制而对舆论抱有敌意的中心进行的“媒体调查”(比如我的调查)，而在许多情况下，是最好忘掉历史的那种感觉，比如，户内购物城的建筑要求闪电式地建起巨大面积的户内住宅区。
但是，在大多数关于购物中心的批评著述中有一种并行的避免地方购物中心历史的倾向——那些在发展史上被视作先驱者的中心除外(如美国的南达尔购物中心或法纳尔市场大厅，和澳大利亚的罗斯兰兹)。姑且不谈由商业利益生产的物质(如人们所预料的，这些商业利益往往由与特定中心相关的、按干涉主义路线发展的复杂的经济和未来推测所主导)，我认为，一方面，在有些批评著述中，购物中心成了个人回忆的隐喻场所(自传，一个书面自我的生产)，而另一方面，是建筑批评中对现存结构的纯粹形式描写，在这二者之间似乎出现了一道奇怪的鸿沟。瓦尔特·本雅明的《柏林纪事》(描写了古老的市场形式)和唐纳德·霍恩在《金钱造就了我们》中对米兰达集市的回忆，都是第一种实践的例子，而我提到的奈维尔·伽里的文章则属于第二种。
这两种文类之间的鸿沟(回忆和形式描写)反过来又与所谓“人类环境”研究生产的一种描写相对应。比如，阿摩斯·拉伯尔特颇有影响的著作《人造环境的意义》完全依赖于对“使用者意义”(个人的)与“设计者意义”(职业的)之间所做的人文主义区别。我认为，对购物中心的女性主义研究应该占领这一使用者／设计者、记忆／美学之间的鸿沟，当然不是去“封闭”或“沟通”，而是错置造成这条鸿沟的两极之间的关系，从而消解它们想象上的自治。当然，任何模糊的反人文主义批判都想要尽情地表达。我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特别感兴趣的是，一方面，在关于“地点”的那些竞争实践(迈克尔·德·塞尔托称之为“空间故事”)之间建立关系，这些实践通过给场所赋予意义而使其成为社会冲突的场所，而另一方面，也在女性的记忆话语与地方历史之间建立联系。
购物中心是把总体“规划”能力的极端规划(为总体统一和总体管理付出的努力)与局部实施中强烈的偏离和多样化相结合的一个“地方”。它也是致力于永恒性和静止(没有时钟，气候完美……)的一个“地方”，然而，就严格的历史条件来说又是活生生并受到赞扬的和活生生并受到憎恨的：对某些人来说，是在群体社会经历中的一次断裂的(灾难性的或伊甸园式的)事件，对另一些人来说，又是日常生活中一切变化、浮动和重复的持续的场面(如过去的电影院和未来的家)。由于这两个原因，对我来说，一个购物中心就是开始考虑妇女的现代性“文化生产”的好地方。
我之所以建议写一部关于特殊购物中心的历史，其原因就在于此。这是能更好地理解相互冲突的项目的一个很好的办法，这些项目既要控制变化，同时又要抵制、拒绝或避免“控制”。
这样一种历史在其他方面也是有用的。它有助于抵制接受购物中心为了相互竞争而生产的景观的身份地点(identity-in-place)神话，分析这些神话，这些景观，是如何作为超越时间的特殊空间而建构的。我认为，“特殊”这个限定条件非常关键，因为和许多批评家一样，关于论战式地展示这种“神话制造”正在发生这一事实能对当代文化政治作出很大贡献，我现在对此表示怀疑。如其他人所论的本质主义、实际上是“自然主义”的启示一样，简单的非神话化往往在这个过程的结尾回溯它自身未加改造的、现已披上惊人结论的伪装的基本前提。我还认为，这个项目本身就是个时代错误：今天的商业文化宣扬和张扬而非掩藏(naturalizes)其耍弄机巧、制造神话和仿真的能力。然而，在研究特定地方神话制造的历史过程中，人们有义务考虑它在具体社会环境中的作用，这些具体环境反过来又反映它的机制——人们也有义务了解那个地方，发现新的东西，改变分析的方向，而非将其用作进行理论自我证实的场所。
其次，这样一种历史必然假定，购物中心及其神话被其“使用者”加以能动地改造了(尽管以非常含混的方式)，而历史本身也会被视作这样一种由使用者进行的改造。在我的研究中，这将意味着，我实际上只能分析我个人所知的购物中心。
我不会用它们来讲述我的个人经历，但我拒绝那种外在的参观者／观察者、民族志学者／颂扬者的话语立场，把我现在实践或曾经实践过的购物中心、而非分析家的中心作为我的研究客体——即我作为消费者、橱窗浏览者、观光者或只想换换情绪的逃避者而接近或使用的地方(因为避难所或休息和娱乐场所是购物中心的社会功能之一，尽管恨购物中心的妇女很难接受这一点)。如社会学家约翰·卡罗尔以真正保守派的乐观态度所报告的，“澳大利亚的一个‘购物世界’连锁店的促销经理们预测，这些中心将取代安定”。卡罗尔并未谈到它们在创造对安定的需求或销售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但是，你只有把所有这三种功能都合在一起，我认为，你才能理解“购物世界”经历过的含混。
这里，我再来谈谈“其他妇女”的问题以及我和她们与这些购物中心关系的关系问题。我希望我已经非常清楚地论述了在当下的语境里我对筛选“代表性”购物者、构想典型人物、预定经验“用户团体”的目标等措施的反对意见。那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这些方法是错误的，并不意味着我不会在另一种语境中使用或在这种语境中从已经使用这些方法的研究中借用它们。也不意味着我认为除了“个人经验”外而没有其他方式生产关于购物中心的知识(这会妨碍我考虑多年来一直在一家中心里工作的情况)。
然而，我所感兴趣的却是稍有些即兴的——或在步行中遭遇的东西，这是基于职业的信息科学或自恋的封闭幻想所不能给予我的。我感兴趣于在购物中心相遇时的即兴谈话：与我在购物中心里面和周围遇到的妇女闲聊，因为我个人也非常了解这些中心(从在有些中心里遇到的家庭挚友，到另一些中心里的完全的陌生人)。当然，在现场收集谈话内容是一种平常的职业实践(“新闻工作”)。但我也想从我所概述的理论关怀来分析，以便质疑和修改而非证实我自己的“规划”项目(不是证明其他人实际如何感觉)。
为了对一个购物中心的历史做一番评论，我首先想要描述一下属于我的项目之内的三个购物中心。这三个中心构成一种组合(set)。我选择这三个中心最初是出于个人的理由：三个我选择的购物中心中，一个是我家使用的，两个是我常常观光的；我喜欢其中两个，不喜欢另一个。但后来我发现这一“组合”也符合建造和管理购物中心之人传统使用的形式区分系统。这些是规划者的界标，“设计者的意义”。但我们大多数人实际上都熟悉这些区别，而有些城市(如堪培拉)整个都是围绕它们建造的。
直到最近，关于三种主要类型的购物中心的分类系统才多少被接受。这三种是：“街区”中心、“社区”中心和“地区”中心。有些作家还加上另一些范畴：如“超地区”中心，带有四到六个全套设施的百货商店的庞然大物(在澳大利亚极其少见)，现在大部分没有经济效果。随着经典郊区形式的过时和更适于目前经济状况的颇有竞争性的零售方式的兴起(折价连锁店，超级市场，新拱廊市场，族群和其他“主题”环境，历史地带，专营店中心，多用中心和市内宏大结构等)，基本规划已经失去了它的现实生产力。但是，对于我现在讨论的那些经典和仍然活跃的郊区生活结构来说依然具有操作性(在澳大利亚还是主导的)。
这个基本三位组合——街区／社区／地区——并不是依据受托区的大小或所吸引的公众类型或占地面积来限定的。相反，它取决于一个中心所要固定的专营店的主要经营种类(而作为“锚地”，它通常位于中心街区的末端)。街区中心只有一个超级市场和一个折价商店或连锁店(Big W或“目标”)[3]。地区中心拥有这两种，至少还要加上一个完整的百货商店。锚地商场也叫做“磁石”，被认为能调节吸引力的流动，人、商品和汽车的流通和疏散。
比如，布里斯班的户内购物城就是战后经典的地区购物中心的标准例子。它也是一个贵族购物中心——一个“韦斯特菲尔德”。作为澳大利亚的首要购物中心，现在已经实现了在美国获得经营权的目标，并开始购买电影业的韦斯特菲尔德，现在在悉尼米兰达集市的艺术馆已经获得了自己确立标准的地位，在那里你可以光顾澳大利亚所有其他主要韦斯特菲尔德中心炫目的全幅彩照，包括户内购物城。户内购物城本身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一个本身即可以成为人们创作源泉的场所。这是我前面讨论的一般历史中所赞扬的那种模式。这是战后人和汽车离开老城中心的离心运动的扩张历史——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是由于城市拥挤造成的，在欧洲的小镇和大城市里是由于拥挤或战争创伤或二者造成的。
根据历史，这些中心被理想地称作城边或城外的“绿地”发展——即在那个不断向后退缩的改造地带，那里的乡村已经作为郊区而成为城市。当然，它们事实上往往是郊区闪电式发展而非郊区创造过程的产物——尽管一个郊区的闪电式发展会在城市的周边创造另一个。然而，这种离心想象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就布里斯班“信使-邮件”的户内购物城的占地面积来说，由于中心占地而需要搬迁的家庭都兴高采烈地像拓居者一样搬到了城市的最边缘。因此，战后的地区中心在传统上被再现为“革命的”、爆炸的郊区发展形式。
在这个光谱仪的另一端，布里斯班的“坚韧谷”购物区是街区中心的一个例子。“街区”这个术语使人产生舒适、友爱和亲密感，但是，这个中心实际上位于城市的交通枢纽，包括一个火车站，一个高密度的人口区，还有澳大利亚污染最严重的一条马路。它既不是绿地也不是闪电式发展的例子，而是最近才流行起来的“添空”(或“黎明地带”)的实践。“添空”就是过去几年中在许多乡镇和旧郊区的商业区里“添空”，意即建造分散的中心和蛇形拱廊以吞并现存结构之间的空隙。这种实践在继地区购物中心的英雄时代之后(随着能源危机)而兴起的商业区重建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