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给人以热情，给大地以能量，万物生长靠太阳。
月亮给人以柔情，给夜晚以光明，漫漫夜空有明灯。
对光明的追求，是人的本能。是的，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开始，就离不开日月星辰的光亮。
与太阳和月亮相比，烛光显得十分渺小，微不足道。但它却与人的情感联系得更紧密，人们往往用烛光构成一种意境，表达一种情感，寄托一片哀思。
在我的脑海中，时常浮现着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博物馆杀人墙前的烛光、美国浩劫博物馆祭堂里的烛光、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儿童展厅里的烛光、日本广岛和平祈念馆等处无数跃动的烛光……烛光祭也契合中国人的传统做法。在寺庙里上香点烛、灵堂上燃烛祭奠的习俗司空见惯，在民间延续了起码也有上千年的历史。
如今虽然照明已经电气化了，但人们仍然没有倦弃蜡烛，因为它有温馨的光、滚烫的热、摇曳的姿态、沉静的心灵……我得承认，本人对烛光别有一番情愫。
一、影视开拍举行烛光祭祀
1994年12月13日，注定在南京历史上会留下一页。是日上午，南京城首次举行南京大屠杀公祭仪式，海内外媒体对此作了广泛的报道。
然而，人们的祭奠并没有因此结束。
天色渐暗，一缕残阳映照在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上空。一路路人马陆续向悼念广场聚集，社会群众身着深色衣服，医务系统清一色的白衣似雪，宗教人士的一身黄色长袍法衣，青少年学生则是整齐划一的校服……在江苏电视台编导陈辉的统一指挥调度下，将近三千人有条不紊地聚集在电视片《南京大屠杀》开拍仪式的现场，他们每人手捧着一枝红烛。
在他们当中，有57年前惨遭侵华日军蹂躏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有来自海军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100多名医务工作者，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界人士，有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数百名师生，有南京市部分学校的数百名中小学生，还有南京市部分企业界的数百名青年职工代表。
1994年12月13日，南京各界人士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烛光祭奠”活动，南京医务工作者手捧蜡烛步入墓地广场。
天色完全暗了下来，大地一片沉寂。在场的3000人点燃了手中的烛光，顿时天地间一片光亮。
人们小心翼翼地护卫着手中的红烛，依次有序地从镌刻有中英日三国文字的“遇难者300000”石墙前走过，穿过象征着坟墓的屋顶平台，走向墓地广场，面向广场上象征着遇难者累累白骨的鹅卵石站立，3000盏红烛放射出一缕缕红光，在夜幕中格外醒目。
突然间，我想起了诗人杨余生的那首诗：“我用沉痛的哀思，我用满腔的悲愤，在遇难同胞纪念馆里，点燃起凭吊的烛光。”
呈方形结构的屋顶平台上，放置着一张桌子，上面等距离地安放着三支特制的高大红烛，直径约8公分，高度约80公分，被点亮后特别地显眼。
三支红烛在晚风中摇曳，隔着空灵的但铺满鹅卵石的偌大广场，呼应着广场对面的3000人士、3000红烛，意境尤为深沉。
我应邀在平台上致悼念词。面对眼前三支高大的红烛，面对着3000名手持红烛的各界人士，面对着遇难同胞的亡灵，我是含着眼泪、用颤抖的声音致辞的。
江苏省电视台著名播音员李江红宣读了由军旅作家、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的作者徐志耕先生撰写的祭文，这份饱含深情的文字，打动了在场的许多人。
我相信那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现场的气氛所震撼、所感动、所启迪。白发苍苍幸存者老人手中的烛光，映照着那一张张布满岁月伤痕的脸庞；孩子们手中的烛光，照耀着那一张张天真无邪的小脸庞；宗教人士手中的烛光，衬托着那一张张信奉上帝虔诚的脸庞。
最后，大家将手中的红烛摆放在墓地广场鹅卵石上，立即形成了一个烛光的世界，照亮了南京大屠杀遗址，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景其境，至今想起来还有几分激动。
这项活动是由江苏电视台和遇难同胞纪念馆共同举办的，是南京大屠杀57年来首次举办的大型烛光祭奠。
当天除江苏电视台的大型纪录片《南京大屠杀》开拍外，另外还有两场有关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视片举行了开拍仪式，在此一并做个介绍。
最先举行开拍仪式的是南京电视台。是日上午11时许，江苏省暨南京市社会各界人士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57周年仪式刚结束，参加集会的人群才离馆，南京电视台紧接着组织了450名胸前戴着白花的中小学生，面对着镌刻有邓小平亲笔题写馆名的石墙，举行了人数不多但甚为隆重的电视片开拍仪式。
天空突然纷纷扬扬地洒下了牛毛细雨，冷风萧瑟，好像遇难者落下的眼泪，又好像是天公在意人们沉重的情感。
时任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惠庭，南京有线电视台台长梁立成等领导到了现场，我也有幸被邀请参与开拍仪式。
我们每人拉着一位少年儿童的小手，在石墙前恭恭敬敬地低头默哀、俯首鞠躬，然后走向一级级石阶，步入铺满鹅卵石的墓地广场。整个过程被摄像机记录下来，作为这部影视片内容的一部分。
这部电视纪录片最终取名为《历史的见证—南京大屠杀》，由我和《江苏戏剧》杂志主编徐永伦担任剧本编剧，编导为南京电视台专题部主任吴建宁。在拍摄的过程中，摄制组专门去台湾采访孙元良，拍摄“百人斩”军刀。
下午，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又举行了吴子牛执导的电影《南京大屠杀》的开机仪式。
从事电影艺术的人擅长创意，祭酒是开拍仪式的最大亮点。令人惊奇的是，剧组弄来个外表为草绿色、高度有一米、直径大约80公分的大酒缸，中间贴上个大大的“祭”字，把它放在馆内镌刻有中英日三国文字的“遇难者300000”石墙前面，缸里整整倒进去50瓶白酒，然后找来了一大摞粗瓷白碗，据说开机前要先祭奠，否则是拍不好这部电影的。
吴子牛先生双手捧起一碗酒，高高地举过头顶，口中喃喃自语进行祷告，声音低沉而凝重。他说，在我们的脚下有30多万亡灵的尸骨，此时此地，他的心情十分不平静。
看见吴子牛那因激动而哽咽语塞的虔诚样子，他的形象顿时在我眼中高大起来。
何为艺术家的良知？我觉得，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就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之情，就是一种为守护国家和民族历史尽责的行动。
吴子牛用颤抖的声音，将电影《南京大屠杀》片尾的三句话献给了在场的每一位人士：“1937年12月，日本法西斯一个多月在南京屠杀了30多万中国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如今的南京城已经拥有547万人口！”
现场气氛庄严肃穆，在旅美华人作曲家谭盾特邀为影片而作的乐曲《九曲》的哀婉声中，参加电影开拍仪式的国家广电部电影局、中影合拍公司、台湾龙祥公司等所有海内外来宾和剧组主创人员向30多万遇难同胞默哀、敬献花圈，然后每人手捧盛满酒的瓷碗，依次洒酒以祭奠亡灵。
中影合拍公司总经理郑全刚表示：“这次开拍是对南京30多万死难亡灵的再次超度，希望海峡两岸的电影工作者携手合作，拍出一部震惊影坛的好作品，献给南京这座美丽、英雄的城市，献给世界的和平事业。”
男主角是台湾著名演员秦汉。他的父亲就是当年守卫南京城中华门的孙元良将军，孙将军当时任中国守军第七十二军兼八十八师师长。秦汉在仪式上说：“我相信大家都会尽最大的努力，拍出一部真实而感人的作品来告慰在这里被杀害的遇难同胞。”
年轻漂亮的女主角是台湾演员刘若英。她带领两名儿童，向遇难同胞祭了一碗酒，并在石墙前各自放飞了一羽白色的和平鸽。
我应吴子牛的邀请写了一篇《祭酒词》，其理由是他认为我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最了解，对遇难同胞应该是最有感情。我推脱不过，只好勉为其难。
但是，到了现场，这位大导演临时改变了态度，非得要我自己在开拍仪式上宣读，说是我的身份特殊，读起来更有味道，更有代表性。
执拗不过吴子牛，恭敬不如从命，我斗胆并深情地在仪式上念了自己写的这首小诗，题目是《世界需要和平》：祭—57年前被侵华日军屠杀的同胞，30多万个不死的魂灵！
因为我们无法忘记57年前的今天，日军开始对南京屠城。
野蛮！凶残！！兽性！！！
血腥暴行令整个世界震惊。
试问：
我们的士兵守卫自己的家园何罪之有？
我们的百姓耕种自己的土地何罪之有？
我们的老人、我们的妇女、我们的孩子何罪之有？
30多万具身躯倒下了，
留下了4万万双愤怒的眼睛。
为了给血的历史证明，
为了30多万不屈的冤魂。
因为当今日本有人要抹杀这段历史，因为今天中国也有人忘记了这段历史。
有人胡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
有人竟把历史的血债遗忘殆尽。
有些东西可以忘记，
但一个民族的血泪史绝不能忘记，历史的悲剧绝不能重演。
带着对侵略者的愤恨，
怀着对遇难者的悼念。
来宾们、先生们、朋友们，
请把酒轻轻地、轻轻地洒向—
这象征着遇难者累累白骨的鹅卵石，这浸有1200吨人血的土地。
让我们共同种下一个心愿吧：
人类不要战争，
世界需要和平。
这首小诗被《金陵晚报》等多家报纸刊登，后来在2001年4月被南京市作家协会收进了《不屈的城墙—献给南京大屠杀30多万遇难同胞》诗集中。这部书籍由沈阳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成为有史以来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题材的诗集。我的这首小诗迄今还被南京和乐团，作为配乐诗朗诵的作品，每年向社会各界人士演出大约100场次。
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三部《南京大屠杀》同名影视片（虽然当时是暂定名），陆续在遇难同胞纪念馆里举行开拍仪式，恐怕没有哪个单位有过这样的盛况，这也说明了社会对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关注热情开始升高。
这一天从早到晚，连续的仪式、活动使我们纪念馆人忙碌得不可开交。
仿佛记得，那天的天气十分地寒冷，可人们的心头却是热乎乎的。
江苏电视台大型电视纪录片《南京大屠杀》开拍仪式中的烛光祭祀，是三场开拍仪式中人数最多、场面最大、举行时间最晚、特色最为明显的活动。
烛光祭祀结束后，工作人员为了场馆的安全，建议把烛光迅速熄灭了，我却有点舍不得，对他们说，再等等，让烛光多亮一会儿。
望着风中晃动的点点烛光，我一下瘫坐在地上起不来了，我真的累坏了。
那天从早晨开始，我一直在忙碌，甚至连办公室也没有时间进去一次。
一天内四场大型活动，我都全过程地参与，连轴转地协办。操心费力不说，仅跑来跑去的路程，可能也有十多公里。
其实，我这个人的身体一直是挺结实的，从未生病住过医院，属于能扛能拖的那种人。这次是我担任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一职后，第一次被累垮了。
同事们要扶我起来，我却不想动，想在那里歇一歇，想在那里坐一坐，想多看会儿满地的烛光。
我就这么坐着，看着；坐着，想着。那闪动的烛光是不是遇难者的灵魂之火？那流淌的烛泪是不是遇难者的眼泪？就这样，我坐在那里很久很久……在我的人生记忆中，广场烛光、烛光广场已经牢牢融化在脑海中，永远挥之不去。
由江苏电视台拍摄的，最终定名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的电视片，荣获了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大奖。作为该片的历史顾问，我还是尽了绵薄之力的。由南京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获得1995年度中国学术奖二等奖，1996年获得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两部同一天同一地点开拍的同一主题电视片，后来均获得了全国大奖，实在是不简单、不容易，许多人为此付出了诸多的努力和奉献，在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也因此获得了殊荣。例如，江苏省电视台负责这部片子拍摄的编导陈辉，后来得到提拔和重用，当上了该台的副台长。而南京电视台负责该片拍摄的编导吴建宁，被评上南京市首届文化名人。
围绕南京大屠杀主题而创作和报道的新闻工作者，得到全国大奖并且陆续被提拔、被重用、受好评的绝不仅仅是他们两位。如《南京日报》的记者丁邦杰，因报道采访约翰·马吉牧师拍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录像片新闻，被评为中国新闻最高奖—中国新闻奖，后被提拔为南京报业集团《金陵晚报》副总编辑；新华日报记者金伟忻，因跟随遇难同胞纪念馆到美国办展，写了不少重点文章，后来被提拔为中国江苏网总编辑；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蔡玉高，因为作了大量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今年刚被提拔为该分社副总编，成为整个新华总社最年轻的分社领导。
当然，关于报道南京大屠杀获得各种奖励的记者，远不止上述几例。用新华社江苏分社原副总编、老资格的记者徐机玲的话来说，多年来，遇难同胞纪念馆一直是个新闻源。
二、五万市民的烛光巡游
2002年12月13日上午10时，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65周年悼念活动在纪念馆里举行，时任南京市市长的罗志军同志在集会上讲话。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重温历史，悼念遇难同胞，就是为了警策世人，以史为鉴，永远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南京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为了痛悼遇难同胞、呼吁世界和平，当天下午，人们在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再次集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