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
（1924——）湖南常德人。中国画家，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版画系主任。
1938年，参加金华野夫、金逢孙主持的中国东南木刻协会。
1947年，在上海参加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从事木刻运动与创作活动，刻反饥饿、反内战的木刻传单及其他木刻。
2008年，获得“奥林匹克艺术奖”，以嘉奖其对推动人类艺术发展做出的贡献。黄永玉是本届奥运会主办国（中国）唯一获此殊荣的艺术家，也是现代奥林匹克史上唯一获此奖项的中国人。
2011年，成为中国国家画院首批院士。
“这辈子／吻谁也没有吻你多／每天起码一千次／一种冒火的冷吻“这是黄永玉写给烟斗的一首诗。
2007年新岁来临，83岁的黄永玉宣布要戒掉画画，开始续写自传体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其时也是黄永玉的随笔集《比我老的老头》增补再版之时。《比我老的老头》讲述的是17位文化老人在1957年之后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写沈从文的《这些忧郁的碎屑》，写钱锺书的《北向之痛》，写李可染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安魂祭》，写聂绀弩的《往事和散宜生诗集》，写陆志庠的《不用眼泪哭》，或感伤，或沉郁，或愤怒，或达观，或超脱。黄永玉以炽热、痛楚而悲悯的心为师友画像。
黄永玉在《为什么老头号啕大哭》的序文中追问道：“为什么人都要在自己亲身受到磨难后才清醒过来呢？如果不受到磨难还有这种清醒的可能吗？”
“老子居”里的“老子”
1924年，黄永玉出生于湘西凤凰的一座山城。1937年以前的凤凰人，自由、放荡、将幻想和生活上最现实的部分糅合。湘西那个小小山城不知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以至黄永玉和表叔沈从文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
黄永玉在他的自述文字中说：“从文表叔许许多多的回忆，都像是用花朵装点过的，充满了友谊的芬芳。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切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所以他能写那么多小说。我不行，忿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但我们都是故乡水土养大的子弟。”
现在我多半时间住在“万荷堂”。
早上7点钟起床，漱洗完，吃早点。随便吃一点。吃完早点看看电视，上厕所，然后工作——画画。12点吃午饭，吃了饭再画画，18点钟吃晚饭。晚上看看电视，看看影碟，睡觉之前看看书。就是这样。时间过得很快。偶尔会有好朋友来，以前是丁聪、王世襄、黄苗子、张仃这些老友，现在老朋友也都老了，出门不便。晚上大家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很少出去玩，出去玩可惜了。不要说在中国，到国外去我也很少玩，大部分是画画，写东西。
我不是一个喜欢应酬的人。80多岁了，一天到晚还那么活跃，怎么可能呢？有这个时间空间，也没有这个精力。还不如利用时间，多做点事情，写写东西。写东西总是受画画的干扰，要把画画的时间尽量安排好，保证写作的时间。我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不喜欢应酬，即使能躲过开会和应酬，也还是没有时间写作，总有什么事情打扰。不过马上要写《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了，再不写来不及了。
《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不是自传，就是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串联起来写。
“无愁河”，就是没有忧愁的河流。因为我们家乡的上游有一条无伤河，我把它改成无愁河。借用这个名称写我从童年到今天，我经历到的、看到的、体验到的，不是历史，没有编年。
写历史不是我的任务。我的经历恐怕别人也没有过，从小到处跑，一直到解放后回到内地，近一个世纪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认识了那么多人，有那么多感悟和体验，这些别的人很难碰到，要不写出来就可惜了。现在不画画了也可以，要是这些故事不写出来，就可惜了。第一部分写到4岁就写了20万字，就这样往下写，写到80岁。没有提纲，就是信笔往下写。
现在画画对什么题材感兴趣？每个画家都有对题材的专注点、擅长点。我这个人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有很多的局限性，但是也有好处，好处就是不受任何约束。想到什么画什么，生活里头，书本里头，见闻里头，看到、听到的都会画。我画画之外，也做雕塑，搞木刻，也写东西，就是这样。这不是一个专业人的做法，专业的人就不一样了，搞研究的，一辈子做研究；写小说作诗的，一辈子写小说作诗。铁匠就打铁，银匠就打银子，我这个是修补破铜烂铁、挑着个担子满街串的人。
我主要的收入就是卖画，收入维持生活够了。卖画主要在香港和国外，像意大利、英国、美国、日本、东南亚一带。买画的人不一定都是专业的人，各种各样的人，也很难说你买我的画，我要调查你的出身什么的，谁要买画就买。我的画也不是纯粹的中国画，纯粹的中国画也就是中国的文言文，人家还不一定看得懂，太前卫了也不行，我的画可能对他们的胃口。在国外也不敢说有什么影响力，人家愿意买画就是。画能卖到多少钱？这个问题人们一般不会说。维持生活没问题了。
我从来没有跟什么拍卖行发生什么关系。就是前年，荣宝斋拍卖过一次我的画，拍卖完了，那个买画的让人抓起来了，据说是一个黑社会的，后来又把画还回来了。我的画还被偷过，也被追回来。艺术家跟画廊、市场的联系，是艺术生产的惯例。以前就是这样，从印象派，到19世纪、20世纪，都有画家的经纪代理。我用不着代理，别人买的画，都是辗转找来的，包括仿作我的画，也是在个人之间卖来卖去的。我没有经纪公司，没有代理。不少画家有经纪公司吹吹捧捧，我不太好意思做这种事情，也可能没有这个本事。
不是有意标榜，一是没有时间，再就是能维持生活就可以了，用不着弄很多的钱。好好的做点别的事情，读读书，写写东西，跟好朋友聊聊天，挺好的。
斯巴达式精神磨难
黄永玉被很多朋友看作是“纯真的人”——在严酷的时代保持了纯真品格的人。
黄永玉自己则说：“我是个受尽斯巴达式精神折磨和锻炼的人。并非纯真，只是经得起打熬而已。剖开胸膛，创伤无数。”
1953年，黄永玉和妻子梅溪、儿子黑蛮一起从香港回北京，时年黄永玉29岁，儿子7个月。促使黄永玉回北京参加工作的除了自己的意愿，还有就是表叔沈从文。
黄永玉从北京老火车站坐着马车到沈从文在北新桥的大头条寓所，那是座宽敞的四合院。但北新桥的生活其实从物质到精神都是慌乱的。其时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每日上千种文物过手，每日用毛笔写数百标签说明。
1954年、1955年日子松动得多，对沈从文和黄永玉来说都不算难过。真正使他们受到考验的是1957年之后的岁月。
“反右了。反右这个东西，我初以为是对付青面獠牙的某种人物，没料到罩住我许多熟人、我心目中的老师和长者、好友、学生。我只敢在心里伤痛和惋惜。”黄永玉说。
“不停地‘改过’，不停地‘学习’，不停的‘检讨’和‘认罪’，虚掷掉几代文化精英们的生涯，挑起他们相互的怀疑、窥探、残杀、咬嚼，把仇恨当饭吃的情绪。”
“文革”前我的住处是一间大房和一个小套间。房子不算好，也算满足。跟我一起住的，很多是我尊敬和景仰的长者。
1967年，中央美院从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委员，到教授、副教授、讲师和想象得出来的一些人，再加上一两个贪污犯，都成了牛鬼蛇神。美术学院版画系长长的胡同两头一堵，装上木栅子，就成了天生的一所监狱。美术学院加上美术家协会托管的牛鬼蛇神总数加起来刚好是梁山水浒好汉的一百单八。日子很不好过，劳累、痛苦、羞辱、恐惧，牵肠挂肚地思念家人和朋友。
家被查抄，所有的文物所有的东西都被拿走，唱片、字画、书装了6车。批斗会上，被人用鞭子抽得背上的血往衣服上揭不下来。
在“牛棚”，每天一人轮流值班到大厨房为大家打饭。牛鬼蛇神不准吃好菜，米饭馒头倒是一样。馒头每个2两，吃3两的就是一个半。那半个馒头由值班的负责，将一个2两的馒头掰成两半。这件事，李可染一直做不来，发抖的手总是将两半馒头弄得一大一小，而且悬殊到当时觉得可怕现在觉得荒唐的程度，李可染先生为这个经常被看管的人训斥。
李可染先生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动荡，那么凶恶的迫害。一大家人等着他料理照顾。我的一个学生，一个形象长得像粒臭花生的年轻人，极为凶恶残暴。就是这一类中山狼使没经过恐惧和欺诈的李可染先生丧魂落魄。他已经高血压好多年了，命令他站起来说什么的时候，连手臂、嘴皮都在颤抖。
李苦禅先生是一个好汉，他的工作是清扫垃圾。他有练功的底子，什么侮辱也压不倒他。什么担子他也挑得起。70岁的老人，一举手，几百斤垃圾一下子倒进了垃圾坑，就跟没事一样。
动乱初期，我是真诚地认了罪的。喜欢封、资、修文学、音乐，喜欢打猎，还有许多来往频繁的右派朋友。但是慢慢地我就不老实了，我最不老实之处就是善于“木然”，没有反应，没有表情。我想老子就是不让你看到内心活动。那时我有恃无恐，压人的几座大山，历史、作风、家庭出身在我身上已经没有影响。
1971年，我从下放的农村调回，参与北京饭店的《长江万里图》大型壁画的创作。创作组成员有画家吴冠中、袁运甫、祝大年。4人赴长江两岸写生尚未结束，北京开始了批黑画运动，我们应召返京，壁画创作组解体。没想到我的作品又被列为“黑画展”第一名，受到批判。
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有一次在钓鱼台吃饭，廖承志同志问过我怎么跟“四人帮”斗争的？
我说我怎么敢跟他们斗争呢，最好是他们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我就很好了，我哪里敢跟他斗争？当时因为“猫头鹰”事件、“黑画”事件，我受到伤害，好像受到伤害是一件值得吹牛的事情。我只能说幸好江青没有对我好，要是她喜欢我，我怕控制不住会做多少坏事啊？我跟廖承志同志说，我是这样看的，我顶多没有求饶。廖承志说不求饶也是一种斗争！生活就是这样，在太平年月人性都难以琢磨，何况社会动荡时候，更难预料。
怎么看过去的生活？世界的历史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人类有几千年前的痛苦，只不过没有记录。惶恐、折磨，有时候就是人的常态。生活是一个很完整的过程，充满伤痕的生活也是一个完整的生活，人生就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只有新社会的经历，还有旧时代的体验。现在看当年人性的扭曲，也是应该谅解的。能怎么样？人不愿意宽恕罪恶，不宽恕的最好办法就是别忘记，但是你可以谅解。在法国的时候，我去过巴黎圣母院，在圣母院的附近有一个纪念馆，那是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难者的。法国诗人阿拉贡的诗句就刻在纪念馆正门上，他说：可以原谅，不能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