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晨
为撰写《大唐兴亡史》书稿，我搜集了不少关于唐代帝王及其陵墓的研究着作、论文、考古简报及有关文物图册。近日，又得到三秦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的由乾陵博物馆刘向阳同志撰写的《唐代帝王陵墓》（周秦汉唐文化工程·文物考古文库）一书，这本青年学子的着作，由德高望重的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着名考古学家石兴邦研究员作序，给与了全面肯定和评价。笔者仔细研读后，亦颇有感悟：
1．周秦汉唐文化仍是重要研究课题西安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其中周、秦、汉、唐王朝最为着名，一直为陕西及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比较重要的全国性学会相继在西安召开过关于这4个王朝的学术研讨会。近年，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共同成立了“周秦汉唐文化研究中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从1991年开始出版重点图书“周、秦、西汉、东汉、盛唐”史，西北大学陆续编辑《周秦汉唐文明丛刊》，三秦出版社策划、启动“周秦汉唐文化工程”等，充分反映了学术界、出版界对这一课题的关注和重视，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向阳同志《唐代帝王陵墓》的问世，在唐文化研究方面有诸多发现，对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新的视窗，使人们再次认识到研究周秦汉唐文化的重要意义。
2．实地调查与当地专业学者交流相结合史学泰斗王国维先生提出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
后，出现了西北大学陈直教授等亲自实践的楷模。经几十年的实践和发展，学术界又提出了“三重”或“多重证据法”，单纯以文献资料研究历史的着作已为数不多了，尤其是文博战线学者的着作。向阳同志撰写《唐代帝王陵墓》收集的资料，除“尽可能地吸收了先贤们的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外，就是“十余年间”，“利用节假日、出差和一切可能的机会去考察陕西境内的唐陵”，以取得第一手资料或直观资料。初稿完成后，他又分别请礼泉昭陵、三原、蒲城、河南偃师等当地文物部门的学者和专业人员审读，提出修改意见并补充内容，从而使着作的资料更为翔实、准确，内容更加丰富。这也是自西汉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开创“行万里路”调查采访先河后，史学工作者一贯行之有效的方法。
3．查阅历史文献多而全在现代交通发达的今天，“行万里路”或“数万里路”进行实地调查，已非司马迁时那么难了。但“读万卷书”的苦功夫，在浮躁之风盛行、急功近利思想严重的形势下，“坐冷板凳”潜心读书的人，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日俱减了。西北大学陈直教授1980年逝世后，再也未听到中国大陆上还有哪个学者能对《史记》、《汉书》背诵如流了。即使是今日的史学博士们（含博士后），真正认真读完《二十五史》（含《清史稿》）者，也寥寥无几。向阳同志仅仅是西北大学的一个专科毕业生，就我浏览的四五本“唐陵”着作中，文献资料的引用是较多的一本。如在“主要参考文献”下，引用查证的古籍有：《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唐大诏令集》、《全唐文》、《全唐文补遗》、《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长安志》、《关中胜迹图志》等。这些文献，若在西安工作，查找是比较容易的，对于身处乾陵博物馆一隅之地的向阳同志来说，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20世纪70年代末，我带着疑难问题去家徒四壁的陈直老先生家请教时，他就说道：“铜川那个山沟沟，缺书籍，少老师，你学习历史的难度更大，付出的心血会更多，有的书买不到时，可来西安托人借。”林剑鸣先生当时借我一本《尚书》，他说：“初读此书，最好的办法是手抄一遍，反复仔细琢磨。”我照此办理，果然收效比只读《尚书》大得多。向阳同志所处的时代比那时的我要好得多，但对乾陵所在的乾县，缺乏资料也会有所感觉。
4．论述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唐陵通常所说的“唐十八陵”，是指位于陕西关中的唐朝18位皇帝陵墓而言。实际上关中按帝陵礼制安葬的还有唐太祖李虎（追封）的永康陵、唐世祖李昞的兴宁陵、让皇帝李宪的惠陵和武则天母亲杨氏的顺陵4个陵墓。此外，唐昭宗李晔的和陵在今河南省偃师市缑氏镇的景山之侧，其东南约2公里处是孝敬皇帝李弘（唐高宗与武则天之长子）的恭陵。唐哀帝李柷的温陵在今山东荷泽市辛集。《唐代帝王陵墓》一书不仅简述了这25个陵墓主人的生平、业绩，描述了每个陵园的现状和营建制度，而且对陵园内的陪葬墓也尽可能地予以全面搜集，系统论述，这就突破了只是对“关中唐十八陵”的论述范围，进一步扩大了读者的视野。
5．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观点一般认为，从唐太宗李世民起改变了平地起冢的旧制，开始了唐代帝王凿山为陵(主要是防盗，次之才是薄葬）的埋葬制度，后世子孙沿袭。虽然陵墓的规模有大有小，地下宫殿的面积与深浅也有区别，但基本礼制大同小异。目前出版的论着多有叙述，基本素材也大同小异，要提出新认识和新观点，也不是轻而易举之事。以向阳同志所熟悉的乾陵为例，他认为乾陵名称的由来“可能是因高宗李治生前尊号称‘天皇’、‘天皇大帝’、‘天皇大圣皇帝’，而《易经·说卦传》上称：‘乾，天也’，皇帝有‘天子之贵’，所以，埋葬天皇大帝的陵地自然就称天陵了。又《八卦》有‘乾为天，坤为地’之说，即乾是天的雅称，故乾陵就是天陵。”此说他只说“可能”，未敢肯定，但这个“可能”当是当时命名的真正含义。作者对“姑婆陵”、“瓜婆陵”、“阿婆陵”的考证，也较清楚和新颖。玄宫隧道填砌的条石数字说法不一，作者认为是“约8000块”。陵园朱雀门外两侧的宾王石刻像，一般认为是61尊，称“六十一蕃臣像”或“六十一王宾像”，作者根据遗址现状分析认为应是“64尊”，现只存60尊。这样一来，就纠正了长期以来的误传。限于篇幅，不再逐一举例。
向阳同志毕业后分配回家乡乾陵博物馆工作，随着工作经验的丰富，被聘任为部门负责人，杂事缠身，能坚持读书和研究，不为“商风吹得斯人醉”而动摇，实为可贵。
石兴邦研究员历半年时间审阅《唐代帝王陵墓》书稿，又数次与作者商榷后，称其“是融资料性、学术性、知识性于一体的富涵教育思维和科学史观的历史知识读本，内容翔实，条理清晰，论述精辟，是一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专着”。我完全赞同。这不仅仅是着名考古学家对向阳同志研究成果的肯定，而且也是前辈学者对后辈学人的称赞和鼓励。我们谨望向阳同志身处乾县，视野和研究领域能跳出乾县一隅的局限，站在全省、全国史学、考古学的顶端俯瞰乾陵，学术研究再百尺竿头而奋进，取得更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也算是在石所长面前不敢说“老”，但也是年已花甲之长者对后起之秀的几句肺腑之言。
［作者：杨东晨，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