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牧
日本是在1945年８月中旬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的。这个时候，我在重庆。那天下午的情景是很值得描绘的。街上人流滚滚，到处爆竹喧天。我听到了广播，也激动地在街上跑来跑去，看到了许多动人的景象。人们个个绽开笑脸，匆匆走着，有人举手大呼：“天亮了！”有人学着雄鸡扑打翅膀的样子，“喔喔喔”地啼叫着。中国人平时感情比较含蓄，这时却像西方人一样，奔放而又豪迈，互不认识的人这时也欣然握手，拍拍肩膀，甚至拥抱起来。还有些人联群结队，大声唱歌，身子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的样子。我这时只觉得眼眶发热，世间有“喜极而泣”这句话，着实是对当时许多人最好的写照。胜利了！胜利了！为了夺取这个胜利，中国有多少人献出了生命啊！如果不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解放区抗击了压倒多数的日军和伪军，凭着国民党大多数军队那种一味“转进”的花样，哪里能有这个胜利呢？自然，盟军的反攻也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胜利了，本来许多外省人都想尽快“复员”，离开四川回到家乡或其它地方去。但是能够走动的人很少很少，因为交通阻塞，国民党政府又忙着调兵遣将，进占要津，准备内战。我因此只好暂时滞留重庆。并且就在抗战胜利之后不久，参加了中国劳动协会的工作。“较场口事件”“沧白堂事件”等等，都是在抗战胜利，到我翌年初离开重庆的时段时间发生的。尽管旧政协曾经达成一些协议，但此时看到国民党声势汹汹、剑拔弩张的模样，我们都感到一场内战是免不了的。
“劳协”因为接受世界工联的补助，经费并不支绌。它是可以发给我们“复员费”的，只是我们一时无法走动罢了。这样一直等到1946年2月，离开重庆的事才算有了眉目。
“苏协”复员到上海去，我们自然也得跟着到上海，我从来没有到过国内这个第一大城市，也很想去见识见识。那时，从重庆到上海，除了搭飞机外（这在当时，一般人是都搭不起的），陆路是两种走法：一是北上陕西，然后经过陇海铁路东行；一是经过贵州、广西，到广东再乘海轮北上。我们两口子因为都很想趁这个机会和老家的人团聚，所以就选择了后一条路线。
我和妻子从重庆搭乘公共汽车到贵州，然后又进入广西，再经过抗战时期曾经颠沛流离过的地方，自然感慨万千。到达梧州后我们乘民船再到广州，一路上看到了不少“田园寥落干戈后”的景象，但也看到人们满怀信心地在重建家园，可能那时离战争结束已有半年之久，路上饿殍并不多。但是到达广州这后，情形就不同了。当时这座城市仍然是满街饿殍，我在路上走了一趟，就见到好几具。掩埋队的殡殓工人推着小黑车，忙碌地捡着死尸。我在一德路见到一个垂死的中年人躺在骑楼下，一个好心的老太婆正端着一碗粥水，扶着他一汤匙一汤匙地灌着，企图从死神手中挽回他的生命。这景象使我很受感动，仿佛看到了一幅名画一样。而从饿殍遍地的状况，又可以想见，日本人刚刚撤离的时候，广州是如何的疮痍满目和哀鸿遍地了，国民党政府对此，几乎一筹莫展。
妻子在香港找到了她失散两年的母亲和亲人。我则登程回到澄海乡下，探视那位曾经抚育我长大的三母亲，她历经战乱，幸得仍存活下来，见面时，几乎有隔世之感。我的父亲已在1943年逝世了。在此之前，我的哥哥、弟弟和远处新加坡的大姊也已病逝，家庭的这种打击，使当时只有二十七岁的我仿佛在感情上一下子变成五十岁，常常长时间沉默，颓丧哀伤。侨居新加坡的我的大姊是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死于白喉病的。她遗留下七个儿女。当日本军队进侵新加坡的时候，姊夫家的橡胶园发现了一具日兵的尸体，结果日军在那里逢人便杀。我的姊夫一家，连同他的孩子（只有一个侥幸逃生），统统被屠杀了。日军把房屋和尸体淋上汽油，一起焚烧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对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是犯了滔天大罪的。每当想到这些，我有时被愤怒和悲伤，折腾得眼光都模糊了。
家乡的景象好些和从前还是一样。我们大家庭里的几个老太婆：庶祖母、大伯母，我的大母亲，仍然天天在天井里，跷起小脚向苍穹祷告。日本兵入侵的时候，有一次曾经到过我家搜索。我们家的青年妇女，有些涂黑了脸孔，躲在神龛的一侧，外面塞着稻草，侥幸逃过了日本兵的眼睛。家里的人也总算劫后余生了。我们的家庭尽管破落了，但是老太婆们对于自己臆造的神灵还是感谢得五体投地。
许多熟悉的叫卖声再也听不到了。我小的时候和他们打过交道的许多小贩都在大饥馑的年代中死亡了。乡里四处的房屋也显得很破败，我们附近一座厕所顶盖不见了，成了露天的模样。总之，处处都显出兵燹过后的残破的样子。
我在乡下也听到一些关于日本兵的故事。邻近地方有一座日军碉堡，当天皇裕仁发表“玉音广播”（即无条件投降声明）的时候，全体日本驻军都跪下来小心聆听，事后，他们站岗的时候，就是有路人向他们吐唾沫，他们也一反常态，立正不动。日军撤走以后，为虎作伥，做过他们秘密侦缉差事的狗腿子，很多被乡民处决了。处决的方式是每四个人把一个“密侦”高举起来，然后摔下来直到掼死。
我在乡下的穷亲戚非常之多，那大抵是“一表三千里”的“番薯藤亲”，有些人，究竟和我家有什么亲戚关系，连我自己也闹不清楚。这些远房亲戚听说我回来了，有的人带几个番薯，有的人带一小包咸萝卜干，纷纷前来探访“存问”。一连很多日子，我都没法午睡，闹得疲惫不堪。这些人光临了，得招待吃饭，还得给他们封红包，他们有一点番薯，一点萝卜干，都没有忘记带来送给你，你好意思不还礼吗？于是一个封包一个封包地送，过不了几天，我本来口袋里就没有多少钱，这时就觉得难以为继，焦头烂额了。只好虚晃一枪，落荒而逃，赶快取道香港到上海去。许多侨乡都有这种陋习，把从外头回来的人当做“归侨”，以为他们个个都是衣锦还乡，有义务照顾所有的左邻右里和远亲近戚。一方面是农村的衰败，一方面是这种陋习的世代相沿，害得许多胼手胝足的穷苦华侨，根本不敢回乡，宁可一辈子老死在外。我们那个乡村是著名的侨乡，这种习俗简直牢不可破。显然他们错误以为我也是衣锦还乡的了，他们哪里知道我是在穷困的泥淖里打滚，熬过这抗战八年的。
不久我们就到了上海。
《中国工人》周刊的编辑部设在上海虹口区的一条马路的二楼，我们寄居到一个朋友家里，依时前往上班。我和妻子都担任编辑。
上海非常之大，我这次在上海住了半年，依然弄不清它究竟辽阔到什么程度，单是公共汽车和电车，就有许多条线路是我从来没有搭乘过的。
平心而论，住在上海是相当舒服的。它的市区十分繁华，而弄堂房子，却又非常安静。如果熟悉情况，生活是相当方便的。那个时期，我经过市场的时候看到大黄鱼、带鱼、乌贼这类海产商品，货色非常丰富，只是穷人一般吃不起罢了。
当年的上海又是令人提心吊胆，必须处处戒备的地方，国民党政府人员的劫收，弄得怨声载道，劫收了一套套房子的，不仅有那些大员要员，甚至中下级军官，也有打听到情况之后，强占了房子的。我所居住的胡同里，就有一个上尉连长占据了一座。至于那些国民党士兵，他们弄不到房子金条，则盛行吃霸王饭、坐霸王车、嫖霸王妓……吃了饭不给钱，拍拍枪支就走了，这就是所谓“吃霸王饭”。坐车不给钱，成群夺路呼啸而去，这就是所谓“坐霸王车”。嫖了妓女之后，嬉皮笑脸走了，要是妓女敢于拦阻和索讨呢，就索性给她一个耳刮子，这就是所谓“嫖霸王妓”。有一天早上我经过一个过街楼旁边，见到一个妇女在顿足号哭，原来她就是卖淫之后，却拿不到一文钱，眼巴巴望着对方凶狠地夺路而去。像这种横行霸道、骇人听闻的事，在当时，我还是生平第一次听到。成群的国民党士兵乘坐电车，当乘务员要他们买票的时候，竟然挥拳殴击的活剧也时有发生。虹口公园前，有一个电车总站，我好几次在那里看到十几部电车纹丝不动，排成长龙，纷纷拉下了电竿。一打听，原来就是电车工人挨打之后，为表示抗议而出现的临时罢工。
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和美国打得火热，美国协助把国民党军队源源运到东北、华北各处。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则成了美国商品倾销的市场，商店橱窗里不仅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美国罐头，美国军用物资中的一种食盒（把奶酪、饼干、巧克力，肉糜罐头等，压缩包装进了一个涂蜡的密封纸盒里，以便空投给士兵在壕堑里进食），也堆积如山。因为大战已经过去，美军不需要再吃这种战时食品了，他们的后勤部门就把这些物资推出在中国市场倾销，这就成为当时许多中下层居民的旅游食品。
尽管上海有许多地方，是十分好玩的，但在这种形势下，我并没有什么游览的兴头，前后只到过几个公园。在这个时期，我忙于编辑《中国工人》周刊，文学上活动不多。只写过一篇黔桂途上的长篇报告，登载在《文汇报》上。但是这段时间，我倒读了好些关于世界工人运动的论著和外国的翻译作品。
在这段期间，需要一提的是我们编辑部好些同志接受了党的领导。那时解放区总工会的负责人是刘宁一，他有一个秘书叫做江浩然，住在上海。这是一位机敏沉着的青年人，他跛了一只脚，本来目标很显著，却居然勇敢地在上海做秘密工作。他每隔一段时间和我们在公园或者什么地方集会一次，为我们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对于这类生活朴素、大义凛然的共产党员，我由衷地感到敬佩，所以我自愿地接受了领导，在刊物版面安排和宣传口径上按照他提供的方针办。那时上海街头色情小报泛滥成灾，但《中国工人》周刊仍然可以销行5000份，这份刊物，在揭发国统区的黑暗统治，宣传争民主、反内战方面，多少还是起了一点作用的。
1946年内战虽然还没有全面爆发，但国民党要打内战的意思已经越来越明显，继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暗杀之后，听说连陶行知这样的平民教育家也被列名在准备暗杀的黑名单中，陶因为忧愤中风而死。伴随着这些新闻而来的，是许多人民团体纷纷受到迫害，蒋军进攻解放区的活动越发频仍了。
“劳协”的处境岌岌可危，自从重庆的“较场口事件”发生，“劳协”不少工作人员被特务殴伤后，这个团体已日益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1947年秋“劳协”的领导人被唤到庐山去，系的头子陈立夫当面以威胁的语气问他：“什么话都不用讲了，简单明了说一句，你要跟国民党走，还是跟共产党走？”这位领导人支吾应付过去之后，回到上海立刻发遣散费，让一批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转往香港，我们夫妇也在被遣散之列。《中国工人》因此就宣告停刊了。
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江浩然找到我的家里。他分析了形势，认为封闭“劳协”，逮捕“劳协”某部分工作人员是极有可能的。他也劝告我转告“劳协”中的民盟盟员，迅速转到香港去，他还不知道我们已经领得了遣散费，竟拿出一大包钞票来，要我分发给这些同志，作为登程旅费。我委婉地告诉他：“我们已经领得遣散费了。这笔钱我不应该接受了。”虽然我没有领取这笔赠款，但是对于党对我们（或者说“同路人”也可以）的诚挚关怀却衷心感激。当我从屋子的后门送走江浩然的时候，依依握别，他说了一些把我完全当做同志的亲切的言语，重重握手而去；望着他一瘸一瘸地行走拖动着的背影，我感到眼眶都润湿了。从此，我竟再也没有见到他，完全不知他的下落了。
我们订了一条法国邮船的二等舱票，准备前往香港。在候船期间，我和妻子趁机去了一趟杭州，它的旖旎秀丽的风光使我大开眼界。在我的经验中，许多风景名胜常常不及画面的好看，但是杭州西湖的美丽处却是超越图画的。可惜此时的杭州，山山水水，到处扔满了美军食盒的空壳和空罐，原来大量的游人是以这类食盒作为旅游食品的，这就真是大煞风景了。
正当我们从杭州回上海的时候，看到晚报上有一则消息：朱学范在香港被汽车撞伤。后来我们才打听清楚，原来，当朱学范乘坐一辆三轮车经过一条街道时，一辆原本逆方向停泊的轿车突然开动，掉转头来，从后面疾驶猛撞那部三轮车，当即把朱学范撞得飞坠于一丈开外的地方。这显然是一桩特务策划的未遂谋杀案。形势如此恶劣，我们就及时乘法国邮船撤退到香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