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
我的第一个孩子今年十四岁了，她是“九一八”前几天出生在上海的。我记得很清楚，从北京路的家具店里买了一张小铁床回到虹口的时候，看到一张日文《上海每日新闻》的号外，大字标着“暴支膺惩，皇军占领奉天”。
十四年后，她已经是初中二年级的中学生了，长得和母亲差不多高。这几年来除了爱吃爱玩之外，也学上了看话剧、看小说的习惯，偶然也会提出些使大人难于置答的问题来了。有时候要她多温温课，她会冷不防地回答你：“你自己不是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小时候对功课不用功么？”
这时候我只有苦笑，日子真是过得太快了。从她出世以来，我们没有过过一年平安的日子。和其他的苦孩子比较起来，她还算是在温室里长大的。可是在上海租界里，她也曾受过两次战争的洗礼。12月8日日寇占领租界，她在学校里也被迫着学过几个月的日文。从上海通过几次封锁线到重庆，跋涉的路也就不算少了。这是这十四年中的一个少年的比较平凡而幸运的经历。在这些战争的年月中，每一个家庭都有着各自的离合与悲欢，在今天中学校里的每一个孩子身上，我相信都刻记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而当我们的心转向到那些在沦陷区，在北平、天津、辽宁、长春的孩子们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理智清明而有正常感性的人，谁都会感到痛苦和负担的。那些孩子在讲流利的日本话，那些孩子不知道“九一八”以前的历史，那些孩子习惯地学会了九十度的日本式鞠躬，那些孩子在吃比马干还不如的“协和粉”，再过几年，那些孩子就要是及龄的壮丁了。
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我有几个比较相知的东北籍的同学，我们学的是工科，学工科的学生普遍是不大关心政治和时事的。毕业之后，他们都回到家乡，只有其中一位，我曾在鞍山的煤矿里见过一次，二十几年不递音问，我们相互间的印象似乎都快要消逝了。可是事出意外，在前年的一个雨雪交加的日子，我在重庆遇见了他，两鬓萧萧，看上去似乎已经是五十以上的人了。“事变”之后，他一直在替日本人经营着炭矿工作，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他惟一的一个当年已经二十岁的孩子从中学里被强制地参加了“义勇奉仕”，被调到关内来作战的时候，他才愤然地离开了他的故乡。叙述这故事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嘴唇在发抖，他凄苦地责备自己：“早该离开的了，这都是我和我内人不好。”
“以后没有消息？”我问他。
他凄怆地摇了摇头，然后慢慢地加上一句：“一个时候听说调到上海去了，以后就没有消息。”
“就是从前在学寮里你把他的照相钉在床前墙上的那个孩子么？”朦胧的回忆骤然地明晰起来，我想起二十年前的学寮生活，当年，他是以他这个三岁的“胖娃娃”作为他的夸耀的。讲出了口，我就失悔这会增加他的痛苦，果然他点了点头，不言语了。
“总不该每个学生都要去参加‘义勇奉仕’吧，为什么选中了他？”我说。
他的嘴唇又在发抖，好容易，以后才说：“怪我不好呀，你知道，十几年的教育，想起来是可怕的。”
是的，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把一个白纸似的孩子放在那个环境里，谁能保证他不染上颜色呢？
在广东，我曾经看见过一个作为日寇“军属”的朝鲜俘虏。他做了比日寇更多的坏事，被俘之后的态度也和日寇同样地狡猾和顽强，当时我冲动地感到轻蔑和愤怒，可是事后想来又觉得这是一件可怕的事了。日子是可怕的，每天，每小时，我们都放任着千千万万我们天真无垢的孩子在接受着日寇的教育。每个染匠都会告诉你，由浅及深一次一次地染上去的颜色，要比一次染深了的还要难于脱掉。从江南到东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要把这些日积月累地染了上去的色彩除掉，该是一件如何困难的事情！
每年这一天，我都像碰到一个经久不愈的伤疤，十四年。我不想絮述这中间的一段长长的充满了血泪的过程了……我们要知道失地不会送上来请你收复，收复了的失地也已经是“腥膻遍地”，而不再是昔日的锦绣山河了。大半个中国还沦陷在敌人的铁蹄之下，而在大后方的豪奢的大餐厅里，我们听到的是一片兴高采烈的“复员”的声音。每年这一天，是不愁缺少皇皇的文告和悲愤慷慨的文字在报上出现的。那么在这一天，也让我们闭上眼睛想一想那些在东北已经受了十年奴化教育的孩子，在中国战地上的那些被迫着“义勇奉仕”的青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