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英租界当局以“洋行日多，侨民日众，租界不敷应用”为理由，图谋扩充天津英租界的面积。在那之后，英租界先后三次扩张。1897年3月，天津英租界向西扩展到墙子河（今南京路），增加面积1630亩；1902年10月，面积仅为131亩的天津美租界并入英租界，成为天津英租界的南扩充界。英租界工部局并不满足，此时，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金璋（莱昂内尔·查尔斯·霍布金斯）走马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拟订《英墙外推广界合同》。经中英双方的会商和对扩充区域界线的勘察，拟出了《英国围墙外扩充租界章程》，将英租界向西推至围墙以外，越过墙子河直至海光寺大道（今西康路），南沿马场道到佟楼，北沿宝士徒道（今营口道）与法租界毗邻，共计增加土地3928亩。1903年1月14日，天津海关道唐绍仪与金璋合署发布该章程，“英租界推广界”正式确立。
经过三次扩张，天津英租界总面积达到6000余亩。除此之外，由佟楼至跑马场这一段路，以及跑马场本身其实并不属于推广界，也都被英租界工部局以“越界筑路”为由占据。英国工部局每亩每年向中国政府交纳租金1500文，相当于半两银子。当时一两银子的价值折合现在人民币约200元，而清末购买一亩良田大约要七八两银子，这样算下来，租出去的地段本来大部分也是开洼沼泽，只有屈指可数的窝棚式简陋民居，以这个价格租给英国人，清政府倒也不算太亏。不过还有一个数据，就是早在1888年，德璀琳的年薪就已经达到了6000两白银，1898年增至12000两，这样比较而言，租界就相当于白给。
推广界确立后，英国人先把兵营搬了进来。英国兵营占地124亩，建筑面积2.35万平方米。一开始兵营里驻扎英军1400人，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兵营驻军3000余人，司令官是少将旅长。
接下来，推广界开始大规模开发。英租界工部局与海河工程局签订了工程合同，由后者负责疏浚海河，吹泥填平墙子河外的开洼地。填平整个推广界耗用了整整五年时间。
在天津的欧美商人纷纷看好墙外推广界的前景。1901年3月22日，美国人丁家立发起成立英商先农公司，利顺德大饭店的股东、英商总会会长狄金生，开平矿务局工程师胡佛（后任美国总统），天津都统衙门秘书长田夏礼等七人共筹集股份105股，每股纹银1000两，公司的业务就是开发推广界的房地产项目。
先农公司的第一单生意，是高价出售了过去他们囤积的英租界海大道（今大沽北路营口道至开封道段）的一部分土地，又用这笔钱以每亩200至500两白银的低价，购买了墙子河外即将吹泥填平的几百亩坑洼荒地。这单生意让先农公司大捞了一票，十年后，推广界地价涨到每亩3000两。
早期英租界的房屋，除了公共建筑之外，主要是西方传统的砖木结构住宅，设计图纸来自香港和印度，房子四周一般都会加一圈拱券结构的回廊。而墙外推广界则是整体按照当时英国城市学家、风景规划与设计师埃比尼泽·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论进行规划建造，远离城中心，拥有花园和林荫道，以及最先进的排水、排污系统，城市建设理念已经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高水平。因为规划合理，推广界成为华北最适宜居住的住宅区，当时天津也连年创造了传染病流行病统计数字最低纪录，公众普遍享有身心健康。
马场道121号小洋楼，是最初英侨学者达文士居住的地方，称“达文士楼”，这幢典型的西班牙花园别墅小楼，是五大道上最早的建筑。
与马场道呈30°角交叉的爱丁堡道和剑桥道于1922年建成，这两条路连在一起组成了今天的重庆道。至1929年，新加坡路（今大理道）、香港道（今睦南道）、科伦坡道（今常德道）、伦敦路（今成都道）等纵横交错的道路先后修筑开辟，构成了英租界推广界的道路网。马场道的两侧有长满绿草的公园和灌木丛。每天，住在附近的外国小孩儿在路边树荫下玩耍，人们沿着这条宽阔的马路散步。对于西方侨民和中国富人来说，这里就像梦幻中的城市。
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清朝遗老遗少、北洋军阀政客、洋行买办、民族实业家纷纷来到推广界购地建房，置产兴业，据统计有五六百人之多。可以这么说，当时中国富豪榜上排在前五百名的，有80%以上都在天津有房产。所以若论中国近代城市所拥有的富人区的规模，天津当属第一。这些富人居住在推广界五大道的，又占了80%。他们选择天津租界，一方面可以享受繁华现代的都市生活，另一方面也可以托庇于外国列强的保护，又能时刻关注风云变幻的政治中心北京，可谓好处多多。
就曾在天津居住的清朝遗老遗少来说，地位最显赫的莫过于逊帝溥仪，排在其后的有溥仪的父亲载沣，庆亲王载振，大臣载涛、那桐、铁良乃至大太监小德张；北洋政府的几位大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在天津租界均有奢华的宅邸；担任过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也有三分之一在天津居住。督军、部长、省长等虽然地位略低，但敛财手段却更甚于前者。有人曾做过估算：皖系倪嗣冲1920年时的财产为2800万元；曹锟兄弟五人1924年贿选总统时的财产为6000万元；王占元督鄂六年敛财3000万元；陈光远是首富，督赣五年敛财高达15000万元。这些人晚年都居住在天津，当时有“北京前台，天津后台”的说法，小洋楼里的一次磋商、一次密谈、一次资本运作，都有可能改变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
墙外推广界汇聚了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各式风貌建筑千余幢。这些建筑的风格千变万化，文艺复兴式、希腊式、哥特式、浪漫主义、折衷主义甚至中西合璧式，不一而足，其中主要有三大类建筑，一类是单体小洋楼，另一类是联排别墅，第三类是公寓式大楼。
富人们拿出大把钱财，不计成本，聘请外国建筑师为他们单独设计建造别墅洋楼。这些外国建筑师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设计这些建筑，而不是采用千篇一律的图纸，形成了天津小洋楼风格的多样性，后来这里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所有的小洋楼都带有开阔的庭院，院落里绿树掩映，营造出深邃幽静的氛围。一幢别墅有百余间房间，建筑面积在三四千平方米左右，房间高大，装修高级，卫生间、浴室、厨房、水电暖气、排水等设施一应俱全。
无论是遗老遗少、军政要员，还是叱咤工商业的洋行买办、实业家，在当时吉凶难卜的社会背景下，全都希图安逸、不事张扬，所以他们的房子也都建得低调内敛。就连挖了皇陵的军阀孙殿英，他在香港道的别墅现在看来也是比较低调的建筑。
联排别墅主要是为在洋行、大型企业工作的中外高级职员提供的住宅，能住进这里的人虽然在财富上无法与寓公们抗衡，但是大都受过西方教育，文化品位及修养让寓公们不敢小觑。联排别墅起源于13世纪的欧洲，是一种联排式独门独院楼房。现在马场道上的安乐邨、睦南道上的桂林里都属于这种建筑。安乐邨建于1933年，由意大利建筑师保罗·鲍乃弟设计，如今还能看到当时的样子：巴洛克风格的意大利连拱双柱门洞，墙上有兽头装饰，外跨楼梯，后门带平窨子，三层有拱形大阳台。桂林里是英式高级里弄公寓住宅，建于1937年，由比利时工程师沃尔盖设计，总体呈L形通道，又有几条T形弄堂小道与马路相连，场地利用和交通处理都有独到之处。
住在公寓式大楼里的人，相比前两者又稍逊一筹，现在仍作为住宅使用的香港大楼、民园大楼都属于此类建筑，即使今天看来，也绝不过时。
与当时上海滩的公共租界相比，英租界推广界的小洋楼体量不是很大，但单体建筑风格各具特色，而且数量更多。清末浙江学者孙宝碹的哥哥孙宝琦在天津供职，孙宝碹常往来于京津间，他在《忘山庐日记》中不止一次提到对天津小洋楼的喜爱。当年，他与友人信步天津租界，徘徊于一幢幢充满浓郁异国情调的颇有气势的西式洋楼之间，他写下这样的感受：“盖纵横曲直，高楼峻宇，皆西国模制，无稍稍闲杂。殆与游欧洲街市无异，上海所不如也……天津之外国居留场，自庚子乱后，远胜于上海。盖上海唯黄浦滩及律师路一带稍洁净，此外则阗嚣庞杂，不免厌人，但道路略平坦耳。”
英租界推广界作为高档住宅区，一直保持了静谧的氛围，这种氛围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说也奇怪，从四面八方任意一条道路进入推广界，外面车水马龙的嘈杂立即在耳边和视线中消失了。这便是城市街区规划格局合理的缘故。
20世纪60年代，天津城建部门为了统一管理，按照由南至北的顺序，将英租界推广界这一地区东西走向的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重庆道、成都道统称为“五大道”地区。因为常德道被民园体育场截断，只剩下半条路，故名“五大道”。这一地区共有22条道路，连在一起的总长度为17公里，总面积1.28平方公里，形成了一个巨大而生动的城市生活板块。跨进五大道，就好像穿越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国小城——一个遥远的世界。
这些年，网上常有人提议将五大道建成城市生活功能区，开更多的饭馆酒吧，更多的特色小店，让五大道“活”起来。但也立即有网友强烈反对：改变了静谧气氛的五大道，还叫五大道吗？五大道很难成为南锣鼓巷，究其原因：一是这个区域自上世纪初形成后就一直不是草根生活区，二是这里极高的地价和已成文物的经典洋楼，可能真的难以承受每天熙来攘往参观的人们。这安静了百年的五大道已经形成了气定神闲的气质，这静谧的背后，同样有活力无限的生命。
法租界│梧桐树影下的老克雷孟梭广场
◎记忆地标：承德道
“rue de Tien Tsin”，是位于法国北部阿尔贝维尔（Albert Ville）小城中一条以天津命名的街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曾爆发了阿尔贝特之战。这是一次列入战典的著名战役。1914年9月15日至29日，经过与德奥军队激战，法军守住了阿尔贝维尔。一战以协约国胜利告终，作为协约国成员，中国在天津成立欧战协济会，对协约国进行募捐筹款。两个半月以后，共有9万多人捐洋21万元。因战争遭受严重破坏的阿尔贝维尔得到了来自天津的部分捐款，当地政府用这笔钱修建了医院和学校。为记住这段历史，1920年，法国人特意以“天津”命名了这条街道。
就在英租界划定不久，法国使馆参赞克士可士吉也匆忙赶到天津，实地履勘了法租界的界址。1861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克士可士吉正式订立《天津紫竹林法国租地条款》，划定了法租界。法租界之东、北两条边界均临海河，西至海大道（今大沽北路）以东巴黎路（今吉林路）附近，东南接英租界，面积约360亩。
海大道是一条很老的土路，从天津老城厢一直通往海河入海口和大沽泥泞的海滩。这条路是“东西方交会的地方”。19世纪后期，法租界当局通过越界筑路等方式，先是蚕食海大道东北尚未划入法租界的地段，又越过海大道，继续向西南扩展。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法国乘机将非法侵占的土地纳入租界管界。不久，法国驻津领事杜士兰又与日本驻津领事郑永昌私相授受，把法国侵占的今锦州道与沈阳道之间的一段土地让与日本人。这样，法租界扩充后的地界为：东北临海河，北部从马家口沿今锦州道向西至墙子河，南沿今营口道向西至墙子河，占地面积达2360余亩。
被派到天津来的洋人，成为这座城市最初的开创者。他们中间即使是最不起眼的文书职员，都可以享受到在国内永远享受不到的奢侈生活。中国人羡慕嫉妒租界里的外国人也并非全无道理。在本国可能根本找不到工作的人都跑到租界来了，只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就可以得到高额工资，位居才能超过他十倍的中国人之上。这是租界初创时期无奈的现实。外国人在中国任职期间，他们随行的太太疯狂购买了大量“便宜得出奇”的生活用品，比如地毯、银器、刺绣、烛台、桌布，因为相比而言，这些商品在巴黎的标价完全超出了她们丈夫的经济能力。多年以后，当她们离开天津的时候，她们抢购的货物装满了半条船。
辜鸿铭发表在《京津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也揭示了许多中国富人对外国人的态度。那篇文章提到，被称作“通商口岸的绅士和夫人”的一对洋人夫妇，抱着安度余生的想法回国，然而两年后他们又回到了中国，有人问起原因，那位先生说，他们在家乡是“无名之辈”，但在中国却是“重要人物”——这完全是东方的诱惑。
由于法租界比英租界更接近铁路与电报通讯中心，而两个租界的航运船只的停泊条件相同，因此商行和住宅更愿意选择建在法租界。进入20世纪之后，法国工部局（天津）的董事们实施了非凡的发展计划。曾经荒芜的地带变成了现代化的街区。街道布局合理，道路两旁有最新式的住宅建筑，住宅中安装有最新式的卫生与取暖设施。曾经一片死水的中心地带，建成了鲜花满地、绿草如茵的公园和一个可供百名儿童嬉戏的游乐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