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在大陆的一次音乐颁奖礼，我负责颁发的奖项，受奖人是他，于是一直在后台等待的我，刻意提前走到前台幕布旁观察走位，并且看一下等会儿上台领奖的歌手们，以及他们将走上来的方向。过往经验里，大部分准备上台的歌手，大都会调整着姿态与心情准备亮相，唯有他前倾着上身、张大着眼，专注而忘我地看着前一位得奖者台上的表演。似乎领奖是与自己关系不大的事，而台上的音乐才是自己在意的。他像个纯粹的观众，不理会真实的世界，眼睛发着光，诚实而感人。
一年后，我花了两年进展的动画电影《脚趾上的星光》，进入到声音制作的最后阶段，正在找剧中男主角的配音者，当时我脑中第一个浮起的人选就是他，原因有二。一、主角井山是一位只身在北京习画的台湾男孩，在两年过程中常常处于观察者的沉静状态，表象上不能有太明显的起伏。二、此人必须有着这一代台湾男孩独有的口齿不清的浓浓口音，这也是我这几年在两地居住后才发现的，也因为我说话不清晰，从小被长辈所诟病，如今北京待久了，口音渐渐调整后才有了辨识能力。
而他身上具备了这两样特质。
后来真的一起工作了，发现他比我想象中还要活泼一些，常常嘴角浮着似有若无的笑意，有着不明所以的自得其乐。在两天密集的配音工作中，他配合态度极好，也非常有耐心，即使因为我的没把握而要求他重来，他也几乎没有一点抗拒或不耐烦的情绪。
最后一天，工作全结束后，他离去之际上了洗手间，出来时换了宽松的半截球裤，微笑地跟在场的经纪人和我说：“我去打球了。”穿上门口来时穿来的大篮球鞋，道别走出。我忽然想起自己学生时代，几位朴实的哥们儿。
又过了半年，片子进入尾声，我在自家办了个私人的试片会，邀了几位电影公司和出版公司老总，还有从未谋面的男女主角配音人林宥嘉和李心洁。也许是满室的人都不够熟，他显得有点生疏，安静地观察着四周，较多的时候是仔细地看着我的艺术收藏。只有在我准备投影放映时，他走近我，指着墙上奈良美智的双目低垂女孩小雕塑，问我作者想表达的是什么。我说你可以拿下来仔细看啊，他笑着摇头。我立刻伸手摘下给他，他谨慎地把手放在身后，只凑近着脸认真地端详好一会儿，眼光如初次见他时，我在幕后看到的他的眼神一样。
这一段动画电影的工作过程，也是我展开自己五十岁后另一阶段的旅程，决定与新一代的文艺工作者互动，学习着放下自己的主观，以他们的眼睛看这个新的时代与世界。这群人之中，大部分都是三十岁上下的优秀人才，比我想象中还要能吃苦、沉着与聪明。而林宥嘉诚实且认真的眼光，不只打动了我，也让我对未来更有信心。
猫的双眼
当我下车准备关上车门之际，曾淑勤忽然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我诧异地低下头看见驾驶座上的她，伸直了她那只爱拨弹琴弦的右手，我愣了一会儿才意会地也伸出我的右手，她使劲一握笑脸灿烂地大声说了句谢谢，然后扬长而去。
如果有一天不在这世界上了，你希望别人如何回忆你？
很久以前就听人提起这个说法，这也许是最直接而残忍地为自己找定位的一种方法。当然，我一直不同意，以别人的结论来评估自己的价值，不过我还是不得不认可，其实拿这角度来看自己，有相当的客观性。毕竟在面对自己人生定位时有一定的难度，我们总会三心二意，不知如何定义自己存在的价值，然后寻找、定义、修改又寻找。
我们很难一次就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对我来说年纪越大越是困难，也许是因为多看了几天这个世界，就更明白自己的微小和不重要，所以才越难把握自己能做什么，能有什么是值得别人记得的。年纪越大，面对别人提起自己写过什么东西，我越是惭愧，因为我知道那些别人记忆中的自己，终将在时间里灰飞烟灭。
因此生活中我更喜欢听见别人提起：他们记得别人的一些什么。对于我从事的音乐这个产业，最重要的是人与人彼此之间的火花激发。我很幸运地在这产业里工作了二十多年，它给我最大的收获与福气，也就是遇到了许多有着同样爱好的人，尤其是在相遇时，他们还是个素人的时候。
有很多人在我们相遇后，因为他们自己的才华于音乐圈大放异彩，我总要沾着他的快乐而感到幸福着，然后离开，等着遇到下一个能再激发我这种幸福感的人。一路上，就这样不断地被这些走进我生命中的人波动着，就算后来不在一起工作了，时间久了疏远了，我依然会安静地关注着他们的近况。我总是清晰地记忆着，我们初次见面的情形，和当时自己的心情。
我一直记得第一次遇到曾淑勤的那天晚上，她是我生命中第一位相遇而合作的歌手。木船西餐厅，是80年代台北巿很重要的民歌西餐厅，1988年，我在那里遇到她。她参加创作比赛，我当评委，当时她是大学法律系一年级学生。比赛结果她并没有胜出，我却牢牢地记着她唱歌时头也不抬、不看人，把自己圈成一个如蜗牛的状态。她在台上自弹自唱自己写的歌，歌声如人般不愿意打扰别人、不愿意扩散，只让自己的歌声含在口中，吞回到自己的世界里，来回回转着。不晓得为什么，这特别地打动我，也许是她对孤独的描写方式，和我自己的生活特别相似吧。我们都是北漂族，我来台北两年多，她才刚来。
隔天我就跟我当时的老板桂小姐推荐了她，半年后我们成了同事。甚至有半年我和她以及另一位北漂朋友合租过公寓，当过室友，那时我养了两只猫，她还常常帮我照顾。
当时的校园民歌，已经在流行音乐圈兴起，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向着大众娱乐的质变。但是曾淑勤的人与创作相对来说却太晦涩和原始了，她写的歌不够复杂曲折，甚至有点简短，所有的语汇都有着自言自语的气息，不够煽动激情，似乎有点抗拒别人的靠近。她的人更是木着一张不知如何的表情，不适应打扮地黑压压穿了一身，与人见面也不多说话，往角落一待，自顾自地玩着她那把廉价吉他，与当时公司另一位也来自校园、很快一炮而红的歌手张清芳，完全是相反特质。幸好，桂小姐没有要求她改变，所以，曾淑勤没有快速蹿红。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觉得只有在制作曾淑勤唱片的时候，心理上最没有表现的压力，所以心情特别地放松自由。和她所做出来的音乐，最后被不被人喜欢，可以不是最重要的，往下做的原因，纯粹是因为高兴、喜欢。曾淑勤的音乐就如同她的世界，跟眼前的世界没有一点关系，一切都独自成立。不用以别人以为的欢喜去衡量她的欢喜，不用以别人的悲伤去理解她的悲伤。生活里的感想，她只能以自己的语汇和速度去表达，甚至故意放弃高明。
那些她唱的歌，最好是贴着耳朵安静地听，不适合扩音播放。她并不固执，演唱别人写的歌，也是愿意的，只要你不期待她唱出你要的样子。《鲁冰花》、《客途秋恨》都是这么完成的，《鲁冰花》拿了许多奖，仿佛都跟她无关，就连这首歌在大陆又红又火，很多人都不记得原唱者是她。
后来有很长时间没有与她一起工作，偶尔见面看她改变并不大，依旧不多话，就是笑容主动了，也许当了二十多年的老友，许多话可以不说。不过我一直记得有一回她开车送我回家，车上还有其他朋友，当我下车准备关上车门之际，她忽然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我诧异地低下头看见驾驶座上的她，伸直了她那只爱拨弹琴弦的右手，我愣了一会儿才意会地也伸出我的右手，她使劲一握笑脸灿烂地大声说了句谢谢，然后扬长而去。
最近听说她决定录新专辑，着实替她高兴，其中会收录一首我写的歌词，她早已谱上了曲子却多年没有发表。我几乎都忘了那件事，也不记得是哪年写的、为什么而写，所以要求她寄来。收到电邮，点开音档，熟悉的声音和当时保存着的心情，在子夜里我的书房漫开，原来我们都还是那个北漂的青年。
原来午后苦涩的凉意叫寂寞，常常会发生在我黑暗的床头，
原来你我的寂寞也有点相同，流泻在彼此寻觅的眼波中，
我的眼眸，在喧闹中不经意孤独飘过，
我的生活，在小小甜美与失落中交错，
我的爱情，在一轮轮的四季中且开且落，
而我的寂寞，一次次偷偷映在猫的双眼中。
张艾嘉的果实
真的和张艾嘉相处聊天起来，最享受的是她那总是闪着“一切都比想象要好”的眼光，颇让我这个把烦恼隐藏得很深的中年人，得到恰好的放松。
每个人年少时可能都有偶像，我也不例外。如果没记错，我是在大学时看到一期《姐妹杂志》封面上的张艾嘉后，就心甘情愿成为她的粉丝了。封面上她半侧着脸，身上披着苏格兰呢子斗篷，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气息，和当时流行的纤纤玉女，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她的眼神很确定地看着远方，一点也不迷离。当年我正着迷阅读三毛的文字，成天想着去外面的世界，越远越好。
然而真正让我开始认识张艾嘉，应该是听了她的专辑《童年》后，那张没有沙龙照片当封面的唱片，反而让人进入她描绘的世界。没有太多强说愁的情歌，配上果实这么一个全新音乐品牌的logo，把我带到国语流行音乐的新世界。
没想到几年后我也进入流行音乐圈，虽然我们一直都没在音乐上合作，但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音乐圈的、广告圈的、美术圈的。偶尔见面时跟她聊得最多的是电影，我一直没好意思告诉她，我心中念念不忘的电影名单里，她编剧执导的《最爱》，一直在其中。
然而真让我佩服她的一件事，就是果实从独立音乐品牌转变成一个文化基金会这件事。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转变，一开始1988年果实文化基金会以协助建立台湾电影数字图书馆为主，赞助宣传台湾本土电影。在那个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刚刚兴起的年代，电影先跨出了一大步，也带动了流行音乐。1992年，果实文化基金会开始推动年轻人借由创作参与对社会事件的关怀，第一年联合4A广告公司及卫生局举办了“学生声援防治艾滋病广告创作比赛”，借由创作让年轻学生了解艾滋病，也了解创作与传播的力量。所有的转变一直跟她的生活有关系。一路上遇到的人、经历的事和得到的感想，都成了她下一个行动的动力。
真的和张艾嘉相处聊天起来，最享受的是她那总是闪着“一切都比想象要好”的眼光，颇让我这个把烦恼隐藏得很深的中年人，得到恰好的放松。每回谈话时，无论话题由谁抛出，总能顺利地发展，而且可以有棋逢对手之感，聊得有深有浅愉快自在。当然后来知道了有时是她刻意地不着急，让着我多说点，特别是电影方面。你知道的，有时候看完电影的感想，抒发的欲望是如此的迫不及待，往往忘了对方的角色，直接在关公面前耍起大刀！而这位关公总是笑容亲切，专注倾听，适时发出短短的感言。
上周又和她聊起了最近看了哪些好电影。在我这电影迷热烈先发言后，她笑着说刚和上中学的儿子看完了《生命之树》（The Tree of Life）。我问他看得懂吗？她回答：“他会看自己能懂的部分，然后和我讨论。”我忽然想起了果实文教基金会。
这三年，果实文教基金会又改变了，在整个台湾被失控的媒体笼罩时，血腥或煽动的头版新闻图片每日清晨摊在便利超市入口和结账台，迎接买早餐的学童。几小时后，百分之九十的电视新闻齐声立体复制，然后终日加油添醋地回放。日复一日几年下来，我们的孩子如天天被注射新病毒的活体。我们无力改变这现象，也无法从自身的成长经验里提供给孩子免疫力。而定居香港的张艾嘉，这三年通过果实文教基金会，每年都在台湾做这件事：让台湾的孩子们通过制作一则关于自己的作品来征选，获选的四十名中学生可免费参加果实艺术创作营，通过音乐、戏剧、美术、影像等跨领域艺术的学习，从不同的角度体会生活。今年七天六夜的夏令营式活动，带领学生走出教室，触摸土地、品尝食物的滋味，探索全新的艺术创作方法，暂时离开虚拟的世界和失衡的价值观，体会真实的生命与有温度的生活。特别是今年新加入了“五感课程”，让学生走入农场，亲自体会土地的温度、植物生长的感动，以及生态平衡的自然关系，最终，通过料理人的创意与巧思，品尝食物的滋味，以各种知觉感官，体验从无到有的“五感创作旅程”。
当我还在思索能为未来做什么，我聪明的朋友张艾嘉原来早就越过抱怨、越过辩论、越过名利，直接在前方跨步行走了。这么多年来因为她是音乐圈人，因为是电影人，因为是母亲，因为是台湾人，她选择愉快而从容地通过果实文教基金会，感染思维相近的人一起做些事，不设定结果，开一扇窗让人呼吸思考──在名家、大师们还在各媒体滔滔论述时。因为是朋友，当张艾嘉闪着“一切都比想象要好”的眼光，开口邀我们去做些什么时，一种与有荣焉的心情油然而生。
让音乐继续蔓延
隔天我就买了机票回到台湾，赶上他第二场演出，在晚风徐徐的台中夜里，我情不自禁地也跟着群众合唱着《望春风》，这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好听的《望春风》。
生命中的转折往往都超出你的预料。年轻时从来没有想象过我会是流行音乐的工作者，听流行歌只是一种爱好，特别是在大学时期民歌的兴起，正好与那个年代自己的阅读相关，所以投入了较多的热情。没想到校园民歌成为了流行音乐的主流，甚至扩散到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我生逢这个时代，也成了其中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