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时依旧
我还记得我问过三毛为什么常去内蒙，也记得她笑着用带着童音的声音，轻轻对我说着看过我歌词后的感想。那个美好下午的空气和告别时的画面，我都还记得，我们都认为转身之后很快就要见面了。隔了二十年再想起，有着说时依旧的激动情绪。
让我先从跟一个朋友的故事开始说起，2006年我在香港的拍卖会上认识了一位年龄与我相仿的上海朋友，因为两人都喜欢艺术，所以也聊得比较投机。他是一位儒雅深沉、阅历丰富的人，在大学后曾有过一段时间在欧洲及非洲工作过。虽然他从事贸易工作，却有着接近文人的气息，他告诉我当年离开中国到非洲工作时，身上只带着两件东西：三毛的书和孟庭苇的卡带。
大部分60年代出生的人，在青春期的某一个阶段都应该读过三毛的书，也有许多人因此在心理上重新定义了流浪以及天涯的意义。它有一种初次揭开世界薄纱的惊叹号之感，同时也让不经世事的灵魂，发现自己的渺小与强大。
我也曾沉浸于三毛的文章，尤其是描述她与荷西在非洲的那一段日子里的故事。也许因为她生机勃勃的文字，我总沉溺在她故事里的美好精神情节，而忽略她真实生活里的艰辛环境。然而感人文章永远是精神上最好的食粮，三毛那时期的文字陪伴着我度过枯燥、叛逆和抑郁的青少年阶段。只是没想到十年过后我们居然能够有机会认识，而且面对面坐着聊天，计划着一起工作。
因为工作上的机缘，我在新加坡听到了朋友梁文福的作品《说时依旧》甚为感动，后来知道那是三毛的词，于是激发了我主动认识她的勇气。至今，《说时依旧》这首歌依然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流行音乐作品，我找到三毛，说服她把这首歌交给我重新制作，在台湾推出，并邀请了林慧萍重新演唱这首歌，这个举动引起了三毛乐观其成的响应，因此我们变成朋友。
记得那一年春天，三毛、林慧萍、制作人杨明煌和我在三毛位于南京东路家的客厅，聊了一下午一起合作的计划，不久之后三毛将再去内蒙，而我和杨明煌也将飞去加州录音，我们约好了两个月后展开林慧萍的新专辑工作。那次会晤愉快得像一次老朋友的下午茶聚会，每个人对于再下来的合作充满了欢喜。
我还记得我问过三毛为什么常去内蒙，也记得她笑着用带着童音的声音，轻轻对我说着看过我歌词后的感想。那个美好下午的空气和告别时的画面，我都还记得，我们都认为转身之后很快就要见面了。隔了二十年再想起，有着说时依旧的激动情绪。
两个月后我们也没有再见到面，后来我与林慧萍去金山墓园探望过她，当时年轻的我心中充满了困惑。专辑里原本该三毛写的那首歌，改成我另写的一首《说好见面》，我只能不解地在歌词里说着，那天下午三毛笑着告诉我的，她计划为林慧萍写的那件作品里，她想说的故事。两年后杨明煌也在一场意外车祸中离开了，我也开始比较明白人生的故事永远都跟你计划的不太一样。
我常想起那位上海朋友，他告诉我他在非洲异乡的夜晚，一个人在偏远小旅馆阅读三毛的书的情景。
我妹妹
我忽然深刻地知道，所谓老来伴，从传统的定义上是相守一生的配偶，但是在心灵之上，手足之情却是悠长生命的起初，然后跃过大半生的青春与中年，又在最后互相支持的陪伴者。
每个月大多数的日子里，心中总是计划着，在《皇冠》杂志的专栏里描述哪个人。在我从事那么久的创作工作里，总是说事多、谈人少。纵然事与情的根源总来自于人，但是一旦谈论起身边的人，我骨子里隐藏极深的害羞本质，以及感情用事的本性，都会不小心泄露出来，坏了形象。当初受邀写专栏时，一方面在其他媒体上该写的、擅长写的方面都已在进行中；另一方面《皇冠》是我成长中，从童年转向少年的第一份成年人读物，直到大学都没间断过，心中自有一份较为特殊的情感，于是果断地接受了总编辑提出的以身边人为主轴的命题。
从书写之初的艰难，到渐渐找到自己的方法，我躲开了记者人物采访书写的客观全面，纯粹地主观与感情用事，写着写着也写了不少周边的朋友。偶尔回头一看，才知道生活里那些思考的变化、感受的延伸都与朋友有关。而对于自己害羞的本质与感情用事的天分，也在抒发中有了较正面的接受，不再当它是缺点。
专栏写了快两年，写的都是朋友，且大都是因为工作而结识的人，从未写过家人。我发现，我是刻意的。因为我隐约感知到，描写家人的另一个意义，就是揭穿自己，那个好不容易收藏起来的我。但是年已半百的我，是该面向自己了。
我妹妹，一个除了母亲以外，我认识最久的女人。她小我三岁，从小总觉得是甩不掉的伴儿，没有什么不能跟她说，因为她是我童年唯一的同伴。童年家中管教甚严，很少有在外交友结伴的机会，除了上课以外的时间，她是我唯一的同伴。但跟她说了我也有些担心，因为只要惹她不高兴，所有秘密必然成为她告状的材料。然而童年的我仍然不知悔改，还是把她当作倾诉对象。个性好强的她就算没听懂，也总会做出知我甚深的精明表情，表示掌握状况，尔虞我诈得厉害，令我又恨又怕。这样的关系一直到我初中才有了变化，因为课业沉重、少有时间相处，加上青春期使我变成一个较孤僻的人，两人交流也渐渐少了。那时候的她，转变得较小时候外向开朗，总是忙碌着与各方好友的来往活动，我则躲在自己的书本与音乐里，房门总是掩上。
后来我出外读书、到台北工作，忽忽十年就过去了，我们各自在自己的青春里，交集更是少了。她在老家是一位颇受欢迎的钢琴老师，偶尔数月回南部老家，我们都像许久未见的朋友般聊个不停。唯一不会多说的就是爱情进展，也许是性别差异，也许是我们在意识到爱情时，已经分开各自面对成习，那是我们人生里唯一没有交集的部分。
直到一日家庭聚餐，父亲震怒地告诉她：“你不知道世界上，寡妇最大的制造者是警察吗？”
我才知道那位多年前开始，常站在巷口转角处与妺妺见面的高瘦男子是干警察的，搞不清楚状况的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帮她，只见她默默流泪不止地吃完那一餐。
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父亲接受了这婚事，在台北工作的我，一直在状况外。只记得婚礼前妺妹出门拜别时，换成我泪流满面，直到教堂的婚礼时我还抽泣不断，妹妹倒笑靥如花。
婚后妺妹一直住在娘家隔壁，妹婿至今仍对爸妈殷勤孝顺。妺妹生第一胎女儿时十分辛苦，安胎许久，这对我来说极为震撼，当时心中十分担心。她生产后，我急忙南下探望，看着新到来的生命，既喜悦又迷惘。从未为人父母的我，到了三十多岁，因为妹妹的生产，下一辈的来临，才意识到青春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过去。
随后的二十年，我们仍然各自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忙碌、忧愁或欢喜，逢年过节的相聚，也都在长辈孩子为先的考虑下，匆匆度过。虽然交谈的机会依然不多，但是聊的话题也从日常琐事，慢慢转移到晚年生活的计划，偶尔妹妹会说些还未与她先生讨论的心事，我也变成了一个严肃的守密者，只聆听不多论，当个支持者。这让我有种恍如隔世的熟悉，童年时，那没有选择、自然成形的相守之情。
对照起此刻的爸妈，老年后他们有许多慰藉，是来自同时年老的手足。我忽然深刻地知道，所谓老来伴，从传统的定义上是相守一生的配偶，但是在心灵之上，手足之情却是悠长生命的起初，然后跃过大半生的青春与中年，又在最后互相支持的陪伴者──我妺妹。
映满烟火的河
之后每回浏览蔡国强先生的作品，我都假设作品是一条河，顺着他创作的灵光，游走在如河流般蜿蜒的内在里。
对于蔡国强先生的最初印象是1998年台北市双年展《欲望场域》，那道环绕遮盖台北市立美术馆的广告墙。当时正是“台湾钱，淹脚目”时代的末期，强大的贪婪气氛让整个台湾充斥着各式各样张牙舞爪的广告。
当时我正好服务于国际唱片公司，随着台湾成为华语流行音乐核心的潜力被看重，那几年我几乎周周来回奔波于机场，算计着亚洲各地的市场，干的也是同样的事。我总是清早途经台北美术馆回转上高速公路往机场奔去，或深夜下了高速公路后让迎面而来的广告牌提醒自己离家不远了。因此我看着蔡国强的作品《广告城》那座墙的建起，也看见因为政治说客的兴风作浪，以安全为由而收场。我很惊讶于他的冷眼旁观，在争议过程中自始至终没听见他出面说过太多辩解之语，出奇地温和地转身，完全不似作品出现时，带给我在思考上的惊涛骇浪之感。然而那件作品却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无法消逝，特别是后来有一次在从大陆转机返台的飞机上，重新阅读到高希均先生一篇担忧台湾成了贪婪之岛、将如巴比伦般沉沦的文章时，脑海中浮出的画面就是由无数个《广告城》拼构而成的台北面貌。
第一次见到蔡先生是为了2004年金门碉堡展，他是策展人，我因为太喜欢他“到处都是美术馆”的概念，就一口答应参加了。
临见面时会议地点改到了他下榻的旅馆，因为他连日飞行，与参展者和主办单位见面讨论，在时差与忙碌下得了肠胃炎，为了不耽误进度，他仍打起精神改在下榻的饭店进行工作，坐在床上跟我见了面。
去旅馆的路上，工作人员告诉我他肚子闹得厉害，连下床的体力都没有，医生嘱咐他躺下休息几天。而金门碉堡展工程庞大，是那年国际间很重要的大型艺术活动，参与的人数众多，他仍坚持照原进度进行。
在我们见面前，他已把我提的创作概念完全了解清楚，一见面寒暄道歉后，就直接问我在作品执行上，有无任何需要他与工作室团队协助的地方，对于我的作品却完全没有丝毫的意见。沟通时说话口气很轻，当时我以为是他生病的缘故。后来在金门再见面，他带着几位艺术家与我，巡视了整个金门的展区，我们也有了较多的交谈，他依然是轻声说话态度淡定。其间他忽然转头以一贯的平静口气谢谢我收藏他的作品，我惭愧地回答说没有，实在是因为他享誉国际的知名度，有着博大的收藏群，其中不乏大型美术馆或知名大藏家，我只有一件小小的早期油画爆破作品，对照他的艺术成就和收藏群根本还不算什么，所以觉得很不好意思。
随后他在金门海边的旧塔重建典礼被邀上台说话，在前后几位官员千古不变的表象致词里，蔡先生只简短而深入浅出地表达，自古城市里“塔的兴建”从形式与心理两个层面上的原因与影响。不超过三分钟的讲话，养分十足，口气仍是轻柔不激烈，让人觉得意犹未尽。
后来几年，陆陆续续在朋友安排中或无意间与他见面，也许是较为熟悉，或是他倾听时的表情总是真诚友善，我的话也就跟着多了。记得奥运前的冬天里，他在北京约了我，想听听从流行音乐产业的角度，对于奥运开闭幕式的看法。那天因雪后路滑，不习惯雪后开车的我迟到了大半个小时。席间大都是我在热情发言，偶尔他说话也都是询问些较内面和较细微的事，引我说出在大陆流行音乐工作中，对于年轻群众内在的观察和看法，我说着说着忽然感受到，在他表情平静的沟通下，思维就像条安静而流长的河，不慌不忙。
后来在他北京《我想要相信》个展里，我逗留最久的，就是在东边展场里叫作《河流》的作品：一条由竹子编织的蜿蜒河道，河水清澈曲折地穿梭在一个大房间里，在北京奥运炎热的夏季里和热闹轰动的开展期间，它出奇地安静引人。
我一圈一圈地环绕观看，想了很多事。后来见面时跟他提起此事，他问我有没有试划停在边上的小舟？真可惜我没有。但是之后每回浏览蔡国强先生的作品，我都假设作品是一条河，顺着他创作的灵光，游走在如河流般蜿蜒的内在里。
在所有的光华后面，应该要有足够的理由去支撑，如此的创作，灿烂虽是短暂，感受却能久远，这是我认识蔡国强后最深刻的感想。在许多人的印象中，蔡国强总是隔段时间就会在国际上的重要庆典艺术活动里，施展魔术般的烟火。那让人叹为观止的烟火，隔天都会登上各媒体的重要版面。对于这一串串难度极高的烟火，群众欣赏时都会带着节日般的欢乐心情，并在高潮时迸发出热烈的欢呼声。而在烟火爆破为传统活动的民族里，这样寻常之事则能在新的时代里再激起人群的激情，蔡国强式的智慧才是重要的引线，重新点燃了人的心。
今年元旦我在台北101大楼前，当他第二次用烟火在空中浮现出100时，正逢半百之年的我忽然兴奋转成鼻塞。纵然原先蔡先生计划用烟火写出的三个中文字被取消，但在花火灿烂后艺术家的潜意叙述，才是一条耐人寻味的河，许多人也将在后来感应和明白。
诗人的手
蓬勃的中国艺术市场不正常地热络起来，小东的画也都成了千万级巨作。偶尔我们会在一些不能逃开的社交晚宴上见着面，他还是没变多少，即使穿着西装，该抽烟时也会把领结一松，就溜到外头抽他的烟了。
我和刘小东的认识，完全是一个安排好的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