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最为独特之处，是其在设计之初就有效地结合了市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少数成功实现经济改革的计划经济国家和少数成功实现经济追赶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在经济改革过程中，采取了务实主义与创新主义相结合、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并举的策略，既打破了长期以来对计划至上、全能政府的迷信，又克服了“不假思索对自由市场的崇拜”，自觉探索、自主创新，设计出了中国自己的体制，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
对中国领导者而言，计划和市场都不是经济目的，诚如邓小平所言，“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3]，也都是实现“富民强国”目的的手段。这是“两只手”的基本思路：既运用五年计划这只“看得见的手”，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社会进步，也运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一个经济体就如同一个人，两只手总比一只手好，两只手各司其职。在经济领域，政府从过度干预（越位）到有限干预（定位）；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从缺少干预（缺位）到适度干预（归位）。我们不仅需要“两只手”，而且“两只手”都要硬，在建设充满活力的市场的同时，也建设具备强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两只手”并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也可以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市场、调节市场，而不是排斥市场、替代市场；“看得见的手”是服务之手，对市场友好，为市场服务；“看得见的手”还是“透明之手”，使市场主体真正能够“看得见”。
“两只手”的确有不同的机制，有不同的功能。“市场之手”旨在促进经济繁荣，“规划之手”旨在促进社会和谐；“市场之手”专门提供私人产品，“规划之手”更多提供公共产品。这“两只手”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共同推动中国的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作为大国，中国不仅充分发挥了“两只手”的作用，还充分调动了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性、权力不对称性，中央与地方目标一致、激励相容；既充分发挥了高度的自主性，又保证了高度的统一性。五年“规划之手”通过行政管理、经济激励、调整规则、项目动员等方式影响企业的行为。一旦目标制定好，就成为全社会为之共同奋斗的目标。五年“规划之手”还是充满智慧之手，它将前瞻性地、战略性地调整中国的发展规划，使其日益切合实际，适应经济社会变迁。
充分发挥“两只手”的作用，结合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使治理成本最小化，治理收益最大化；既发挥地方的创造性，又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使治理绩效不但大大高于计划经济时期，也大大高于拥有成熟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来源。
诚如毛泽东所言：“一切真知都来源于实践。”[34]五年计划的编制与评估是一个不断认识、分析、设计和发展中国的政策循环。2005年以来，作为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我先后参与评估和设计了国家“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受国家有关部门委托，主持承担了多项国家重大课题。我所率领的研究团队高效率、高水平、高质量地完成了这些委托咨询研究，赢得了“客户”的高度评价和充分信赖。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成果在这些规划设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发出了清华的声音，使我们成为一支更加专业化、知识化、职业化的国家决策团队。我利用参与设计国家发展规划的机会，让学生得到锻炼、提高和进步。我指导的鄢一龙博士是这些课题的具体协调人、业务骨干和执笔人之一。他结合做课题的经验，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把自己的博士论文深化为《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一书。这本书提出了“目标治理”的概念，并认为整体知识对提供公共产品是不可或缺的，而目标治理是产生和运用整体知识更为有效的体制。这为争论了数十年的关于计划存在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回答，也是中国实践给出的答案。因此，它是基于中国伟大实践、借鉴西方理论而产生的重要理论创新和理论探索，既超越了传统计划经济的认识，也突破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于计划的认识。
鄢一龙系统地论证了经济社会的运行不但需要看不见的市场之手，也需要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不但需要自发治理，也需要目标治理。这是我们理解中国发展奇迹的一把钥匙。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复兴时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巨大的舞台，也为学术创新提供了空前的机遇和挑战。学术研究需要代代传承，代代创新，希望更多的青年学者能够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远。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足迹[35]
如何正确认识与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一直是人们，尤其是经济学家所着迷的问题。众人之所以着迷，本质上是想通过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来了解一个国家的发展为什么会长时期领先，而到了近代又为什么迅速衰落；为什么会在当代相对短的时间内迅速重新崛起，以及这本身对世界经济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前者，是所谓的李约瑟之谜[36]，后者便是新的中国经济奇迹之谜。
若要相对客观地认识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需要通过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大视角来考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具有开创性的学者是安格斯·麦迪森。他被誉为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轨迹的考古学家和未来发展的预言家，他的研究用数据说话，用分析解释，用事实证明。他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因为他记录、洞察和解释了不同凡响的历史。
麦迪森对中国发展历史的认识
1998年，安格斯·麦迪森出版了《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37]一书，首次对1700~1995年中国经济发展史做了定量描述和理论分析。他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分为四个历史阶段：1700~1820年间，1820~1952年间，1952~1978年间，1978~1995年间，同时对1995~2015年中国和世界经济进行了展望。9年之后，他又在此书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38]，对中国经济过去1000年的历史发展轨迹做出翔实、定量、可比较的分析。
他的研究显示，从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中国的人均收入提高了1/3；从公元14世纪至15世纪早期，中国的人均收入高于欧洲人均水平；而后几个世纪，中国的人均收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尽管如此，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人口最多的大国。中国于1820年之后迅速衰落。到1950年时，中国经济由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3下降为不足1/20。在日本人均收入提高了3倍、欧洲提高了4倍、美国提高了8倍的情况下，中国的人均收入却出现了绝对下降。毛泽东时代（1949~1976年），人均收入水平有了显著回升。1978年后，中国追求务实的改革主义，成功地实现了远远快于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得了辉煌进步，实现了伟大复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78年的5%提高到了2003年的15%。安格斯·麦迪森认为，今后中国经济的追赶过程还会持续。据他预测，到2015年，中国就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GDP的107%；到2030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将增至23％，相当于美国的1.38倍，印度的2.25倍，日本的6.59倍。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会取得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功呢？安格斯·麦迪森总结了8个重要原因和发展经验。
1.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决策是聪明的、理智的、务实的，将农村作为改革的优先领域，刺激经济增长，促进农村工业化（指乡镇企业）。
2.具有维持国家凝聚力的能力，尽管有许多不同的民族、传统和文化。
3.广泛联系海外华人，吸引他们投资和提供人才帮助以实现市场经济转型。
4.中国充分利用自己的后发优势，在较低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的初始条件下获得更快、更高的增长，并不同程度地高于周边经济体，大大高于经济转型国家。
5.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人口出生率，提高了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形成较高的就业比重，这促进了中国的繁荣，不过该政策的后果会导致人口迅速老龄化和男女性别比例失衡。
6.领导集团对高通胀保持敏感性，对国际资本开放持谨慎态度，同时大量鼓励吸收外国投资，充分利用他们的技术优势。
7.允许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避免后者实施垄断地位。
8.将中国正确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其结果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成员之一。
麦迪森出版《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时曾预言，中国可能会在未来数十年中继续追赶发达国家。他预测，1995~2015年间，中国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5%，美国为1.3%，到2015年时，中国的GDP将达到并超过美国，分别占世界GDP总量的17.5%和17.4%。当时他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率不会像1978~1995年间那样快（人均GDP增长率为6.04%），因为中国将面临三大挑战。第一大挑战是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大部分国有企业是亏损的，因此国有企业如果不能实现有效的改革，就会对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第二大挑战是金融系统的脆弱，以及其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从长远来讲，利用国有银行支撑国有企业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这会导致金融崩溃和极度通货膨胀。第三大挑战是经济改革带来严重的财政危机，1996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只相当于1978年的1/3，政府一直靠持续的财政赤字运转。
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中，麦迪森认为，上述三大挑战都是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典型问题。苏联经济体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令人沮丧的经济表现的主要原因就是没能解决这些问题。然而，中国人的创造能力非常强，在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或减少它们的危害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远远超过他的预期。同时，麦迪森认为，中国今后仍将面临更多的挑战：第一大挑战是能源和环境；第二大挑战是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第三大挑战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中国的贫富差距悬殊远比其他亚洲国家严重；第四大挑战就是产权，特别是农民对土地所拥有的产权。现在，土地还属于国家，或者说是集体财产，农民的承包期也只有3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