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一带一直是军事要冲，明末，东桥头建起了驻兵的拱极城，即后来的宛平城，城墙上的弹坑，警醒着后人。
Marco Polo Bridge has been a military hub for long time.In the late of Ming Dynasty，Garrison city Gongji was built on the east of the bridge，later be renamed as Wanping. Those bullet holes on the city walls always be alert to posterity.
军事要冲上的拱极城
自古以来，作为交通咽喉的卢沟桥一带就是军事要冲。
1122年10月，北宋出兵伐辽，宋军50万人抵达永定河南岸驻营，少量军队攻入燕京，结果大败。
1123年，宋、金联合伐辽，攻占燕京。宋、金议和后，燕京回归北宋，建燕山府。金人焚烧卢沟古渡口附近的简易木桥。
1125年，金人南侵，占领燕山府。
1153年，金人迁都燕京，改称中都。
1192年，金章宗建成卢沟桥。
1234年，蒙古灭金。
1271年，元朝建立。
1328年10月，元王朝统治层内部的“两都之战”，燕帖木儿败忽剌台、马扎罕于卢沟桥，解大都之围。
1368年，明朝军队徐达部攻占大都，参政傅友德分兵守卢沟桥。当时的卢沟桥是防御元朝残余势力、维护政局稳定的要害之地。
1399年8月至1402年7月，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与建文帝朱允炆之间的“靖难之役”，卢沟桥是双方军队殊死搏斗的争夺焦点。建文帝李景隆部攻北平，燕王撤卢沟桥守兵，诱敌深入，李部久攻不下，败退德州。
1499年明英宗北征瓦剌惨败的“土木堡之变”，兵部侍郎于谦坚守北京，明确卢沟桥是“畿辅咽喉”，加强对卢沟桥的防卫。
明末，农民起义烽烟四起，东北满族崛起，不断向关内侵扰。有官员认为卢沟桥既然是“畿辅咽喉”，不仅应设兵防守，而且“须筑城，以卫兵”，拱护帝京。
崇祯十一年（1638年），崇祯帝命御马监太监武俊在卢沟桥东主持建城。1640年，这座屯兵的桥头堡建成，定名“拱极城”。清代官修北京史志文献资料集《日下旧闻考》记载此城：“规里许为斗城，局制虽小而崇墉百雉，俨若雄关。”
拱极城东西长640米，南北宽320米，方圆不过里许。明大将戚继光曾明确规定，三里大的驻兵之城，由一万户老百姓供养。拱极城建成后，约有三千来户百姓供养。
此城虽小，但因为是驻兵之所，所以建造得坚固而雄伟。它的形制结构出于军事目的，和普通县城有很大不同，城内没有市场、钟鼓楼等，除了军卫、营房、仓库、马厩等军用设施，以及旧有的两座寺庙——东边的观音庵、西边的兴隆寺之外，只有贯通东西两座城门的一条大街。东西城门皆筑有城楼和瓮城。瓮城仅正面一门。城墙基础为六层条石，上面砌砖，内部用黄土和碎石筑实，顶上铺砌面砖三层。整个城墙比一般的城墙更为坚厚。南北城墙中部筑有中心台，台上盖有敌楼。城的四角皆有角台，角台上盖有角楼。角台和中心台之间各建小敌台一座，南北共四座，台上还建有敌楼。如此一来，城墙上凡是城台（俗称马面）的地方，都建有敌楼、角楼、房舍等，便于瞭望。
四面城墙顶上，外侧都有垛口，垛口上有望空，下有射眼，顶头还有一层盖板。垛口究竟有多少？据记载，“该城城上的垛口，亦为二百二十八个”。而当地老百姓的歌谣唱：“小小拱极城，城门三百三十钉，城上三百三十垛，城内三百三十兵。”
城墙上面设有旗杆12根，四座角楼旁各立1根，东西城楼各立1根，南北两面城墙中心台和小敌台旁各立一根。旗杆之间相距150米左右。如今，旗杆已不复存在，唯留一部分夹杆石。夹杆石内的旗杆榫眼直径为30厘米许，可以推知当时的旗杆相当高。
这么一座看上去坚不可摧的拱极城，崇祯皇帝盼望它能真的实现“拱极”。殊不知，彼时，一座拱卫城已经无关大局，他的整个帝国都已经摇摇欲坠了。
武俊碑上的历史密码
今天，“顺治门”瓮城北墙上嵌着一块有石檐遮护的刻石，它是著名的“武俊碑”的复制品。
1984年，有关部门在“顺治门”城墙内发现了拱极城工程主持人武俊埋藏的石碑一块，长1.58米，宽0.88米。石碑上的文字，详细记录了当年施工时的经过，所用银两、工料、丈尺及形制，以及当年捐款人的姓名、官职，捐款来源和开支情况等，对于研究明末的政治、军事、财政，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史料。
有趣的是，这块石碑还是武俊的鸣冤刻石。
碑文中，武俊自述，崇祯十一年（1638年），崇祯帝召集群臣议修拱极城事宜。内官监太监苏元民、大司空刘遵宪、少司空魏忠乘等主管工程的官员以及御史、府尹等十二人群议的结果是，工程造价需“三十二万余金”。崇祯帝量国库难以支付，便命御马监太监武俊另估造价。武俊不但谙习营建之事，且颇富工程理财经验。经他估算，工程经费大幅削减为“一十四万余两”。
武俊受命主持营建拱极城。他到任后，“随即勉承上命，度材鸠工，力为创始”。为了做到“坚城”和节省两者兼顾，他除把收放钱粮、管工等要责委以专人外，还把“内外各官捐助城工银两”“拱极城原估建造丈尺”以及“用过夫匠物料工价”等，一一详细入账，并由他“总其大纲，察其勤惰”。
武俊称：“自崇祯十一年二月起工，十三年八月告成，城垣焕彩，雉堞增雄，楼台耸峙，固若金汤。实用过银一十二万五千有奇。”这样的用度，不但比大臣们的议估数目节省多半，比他自己计估的也节省“二万三千一百余金”。他奏明崇祯帝，并把节省的银两悉数具报，“恭进四库收讫”，毫无染指。
武俊称，他万万没想到，他的节约反而得罪了那些想从中得到好处的权臣，工程验收时，验工者不但吹毛求疵，还诬陷他冒领银一万七千二百两。崇祯帝震怒，把他革职收监，“将俊三年之栉风沐雨，一生之孤忠清介，付之灰烬”。
为了自证清白，武俊在狱中奋笔两千言，将筑城始末与底账和盘托出，具奏申辩，并托人刻之于石，藏于城墙内，期“以俟事久论定”，“求白于天下万世”。
武俊的苦心没有白费。碑文公之于世之后，后人了解了这段公案，尽可评说其中的是非曲直。
不管武俊的自述是否为实，他留下的这块碑都是后人看历史的一个窗口。
崇祯帝并非无能。十六岁接手一个千疮百孔的王朝，大力铲除阉党，勤俭自律，励精图治，甚至六下罪己诏，欲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内忧外患之下，他疑心重重，滥杀大臣，以致众叛亲离，“非亡国之君，当亡国之运”。
亡国的气息，弥漫在武俊碑上。字里行间，贪污腐化、潜规则、逆淘汰等帝制之殇，皆可管窥。
武俊立此碑四年后，李自成农民军西路大军直穿他苦心经营而成的拱极城，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
这实在像是一个隐喻——拱极者，非坚城，制度人心也。
城外的清代演炮场
清朝时，拱极城内设西路捕盗同知、巡检司，并有游击营驻防。兵营称拱极营，每年在卢沟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卢沟祭炮、演炮活动。
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火炮被人们视为神物，尊崇其为“神威”“神机”“神铳”“火龙”“轰雷”等。
清军入关前，只有骑射，没有炮兵。1926年的大凌河战役，太祖努尔哈赤中炮而死。痛定思痛之后，满人开始筹建火炮部队，1631年铸成红衣炮，封为“天祐助威大将军”。此后，在子章台战役中，清军的火炮初显威力。
清军入关后，利用缴获的明军火器组建了一支庞大的炮兵部队，屡立战功。清史称，“国朝定鼎中原，全恃火炮”。一定天下后，清廷册封“红衣发贲之神”作为炮兵之神，并定下一项制度：每年九月一日，致祭于卢沟桥旁。
卢沟祭炮的典礼十分隆重，由主管祭祀的太常寺主持，派遣“八旗汉军都统将事”，分旗翼列，共设八座神坛，上列八门火炮，以应八旗之数。镶黄旗炮位放在最前面。每门炮位前都设有炮神神位，前置牲案、香坛，各陈一羊、一猪、五盘果实、二十只杯盏，享以“少牢”（古代祭祀时，牛、羊、猪三牲全备为“太牢”；只有羊、猪，没有牛，为“少牢”）之礼。此外，左右设二案，另陈四香盘、十二只爵、四只樽。
祭炮典礼开始后，承祭官均着官服上香行礼，副都统以下陪祭。承祭官要在八尊铁炮前行三跪九叩礼，然后焚香，献俘，宣读祭文，才告礼成。
清廷在卢沟桥祭炮，并非单纯的祭祀活动，而是利用祭炮的机会，举行炮兵操练、演习，实际上是一次炮兵大检阅。据《清史稿》记载，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钦定卢沟桥演炮制度：“每年九月朔，八旗各运大炮十位于卢沟桥西。设枪营、炮营各一。都统率参领、佐领、散秩官、骁骑炮手咸往。工部修炮车，治火药。日演百出，及进步连环枪炮。”
演炮十天后，正式开始操练。兵部奏请大臣验操。八旗各演炮十出。验操大臣派官吏登记各炮“中的之数”，以供考核。校射后，全体炮兵集合于炮场，“严鼓而进，鸣金而止，枪炮均演九进十连环，鸣螺收阵还营”。
演炮以八旗炮兵为主，每旗出十门火炮，火器营兵1500名；汉军每旗出炮十门，鸟枪兵1500名，“既成列，演放鸟枪，鸣螺进兵，至所指处，分兵殿后而归”。驻在京师的步军营、巡捕营，“内九门和外七门咸设炮位，每届三年，随同八旗兵运炮至卢沟桥演放”。
每年九月初，可以看作清军的炮兵节，祭祀、演放、操练大炮紧锣密鼓。这一系列活动，大大提高了炮兵的作战能力。
卢沟桥为何会成为清代演炮场？除了卢沟桥自古就是交通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且距驻有兵营的拱极城很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卢沟桥一带地势开阔，正如清人张问陶在诗里描写的，“卢沟南望尽尘埃，木脱霜寒大漠开”。这样的开阔地，是理想的演炮场所。
可惜，当年卢沟桥的隆隆炮声，并没有震醒一个日渐病弱的古老帝国。
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恭亲王奕？受清廷指派驻卢沟桥，后出面议和，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
1868年，农民起义军西捻军直逼卢沟桥，京师大震。后西捻军虽败，清廷元气又伤。
内忧外患之下，清王朝终结于辛亥革命。
卢沟桥的演炮场，终于凋零。
城墙上的弹坑
民国初期，拱极城在宛平县辖区内，但非县治所在地。而当年的宛平县，是京师附廓两县（另有大兴县，今北京市大兴区）之一。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将北京改称北平，宛平县划归河北省，其县署由北京城内迁到拱极城。拱极城自此改称宛平城，成为县治所在地。
“宛平”之后，这座城多了些平民气息。
此前很长一段时期内，除了官方的卢沟驿，城里没有旅店、茶楼、酒馆、车马店等，它们都在城外，特别是西关一带。到清代后期，城内才逐步打破了单一的军营格局，相继建起酒肆、茶楼等。
辛亥革命后，这座历史上的兵城甚至一度不驻兵了。当年，当地流传一句话：“卢沟桥的城小风大，宛平城里兵少土多。”
1935年日本人制造蚕食华北地区的“华北事变”之后，这一切都被改变了……1952年7月，宛平县制撤销，辖区划归北京市。宛平城归入丰台区。
1958年，为消除交通卡口，有关部门拆除了宛平城东、西城门和闸门。
1961年，卢沟桥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宛平城也在保护范围内。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曾表示：“拆了北京城墙，保留了宛平城，后人要了解古代城池，可以去卢沟桥参观。”
1984年开始，有关部门对宛平城进行了首次修复，按照原貌重建了两座城楼和瓮城。1986年，宛平城内开始建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1987年建成。
2001年到2002年的宛平城一期修缮工程是北京市人民政府3.3亿元文物修缮工程之一。这次修缮，复建了四个角楼、四个敌楼、两个中心楼。
2003年开始的宛平城二期修缮工程被列入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2005年，修缮工程完成。这次修缮，宛平城内复建了宛平县衙、卢沟驿、兴隆寺、拱极营等建筑，城内街改造为明清商业文化步行街，展示老北京民俗文化。
如今，人们到了宛平城，都会去南城墙外看看。那片城墙上，有几个硕大的坑，残砖历历，坑洞深深，如历史的伤口。旁边挂有说明牌，牌上方注明“‘七·七事变’弹坑遗址”，下面写着：“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从此，中国人民打响了抗日战争第一枪。这是‘七·七事变’日军攻打宛平城时留下的弹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