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把海伦送进手术室后，我回到家属休息厅等候。八点半时，我的呼机突然响了，是总机通知我接电话。我拿起旁边一部医院内部的公用电话，来电话的是手术室的护士，说海伦的手术已在半小时前开始，目前情况一切正常。一小时后，呼机又响了，还是那位护士，再次通报病人情况正常。十点半时，呼机没有再响，我打电话询问，得知手术已顺利完成，前后还不到两个半小时！
傍晚，海伦醒了。显然是输入血浆和高级营养液的原因，她的脸色已由苍白转为红润，精神也格外好。“Good morning（早晨好）！”她笑盈盈地对我和旁边一位男护士说，那是她几天来第一个轻松的笑。看得出，她安稳地睡了个好觉，误以为已是第二天早晨。“Good evening，Madam（晚上好，女士）！”男护士风趣地说，“你睡丢了一天。”说来也绝，从政治人物到平民百姓，美国人几乎个个都有幽默的筋。星期五早上我到病房时，护士正准备给海伦换药。
当护士揭下她背上的创可贴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将近一尺长的刀口严丝合缝地粘在一起，四周皮肤干干净净，竟然没有一星半点的血迹。哥恩斯大夫的助手告诉我，海伦的情况很好，再观察几天便可转入普通病房。
下午，阮迪来了。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后，他每天都来看海伦。那天他带来了令人舒心的好消息：海伦出院后的住处已经解决了，一对中国教友夫妇愿为她养伤免费提供住房。医疗费的事，他们教会也会找出事司机的保险公司交涉，向他们索赔。
“小芹，我明天不能来送你，你就放心地走吧，”阮迪同我握别，“我和教友们商量好了，你走后大家轮班陪护绍华，直到她丈夫从中国来。”
我登上了返程的飞机，初来时的忧虑已化为希望。一到家，我就收到阮迪的电子邮件，说海伦情况很好，让我放心。以后一段时间，每隔一两天我便收到他的邮件。
“小芹，教友们都很关心绍华，今天有一位中国朋友给她煮了鲜鱼汤。”
“绍华今天已转入普通病房，医生说她很快就能出院了。”
“绍华的丈夫今天到了，虽然他们是在这种情况下见面，但我还是为他们的重逢感到高兴。”
每封邮件的最后，阮迪都重复着同一句话：“God bless you（愿上帝保佑你）！”
我在北京再次见到海伦时，她的腰伤已恢复得很好，依然腰身挺拔，步履轻盈，连我都无法想象她腰里有一根半尺多长的金属架。听她说，经过多方努力争取，她最终得到了10万美元的赔偿金，不仅付清了医疗费，还略有结余。
一晃几年过去了，现在每到圣诞节，我都想起阮迪，想起我的密苏里之行。我想，我今后不会有机会再去哥伦比亚了，但我会永远记住那座小城，记住她那近乎完美的故事。
忠于职守
我的叔叔汤姆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那是一个不大的车站，它坐落在一个名叫洛顿克劳斯的小地方，大约一天只有两列火车在这个小站进出。汤姆叔叔既是站长，又是列车员和信号员，事实上，车站里所有的事都归他管。要论恪尽职守，全英国挑不出第二个人来。洛顿克劳斯是他心中的骄傲：那清洁候车室和坐椅的活儿、售票检票的差事（有时一天只有三四张票）不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嘛。当然，车票收入也由他经管。有一天，车票收入竟达到13镑。自打汤姆叔叔到这个小站后，50年来这是收入金额最高的一天。小车站管理得井然有序，得力于汤姆叔叔对规章制度的一丝不苟。他对诸如旅客应被允许做什么、不应被允许做什么，哪里可以吸烟、哪里不能吸烟等规定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哪个旅客胆敢做出违反规章制度的事，那他在洛顿克劳斯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正如我所说的，汤姆叔叔在那个小车站一直干了50年。后来，他该退休了。毫无疑问，他的工作是出色的，50年中连一天都没有懈怠过。对此，铁路公司认为应该予以肯定，于是便安排了一个小小的告别仪式，并委派约瑟夫爵士亲临小站主持仪式。
汤姆叔叔对那张作为礼物赠送的支票表示感谢，他十分高兴。但是，他对约瑟夫爵士说：“我并不需要钱（由于平日生活节俭，汤姆叔叔攒了不少钱），我的意思是说，我能不能得到一件可以使我常能回忆起小车站快乐时光的东西？”约瑟夫爵士虽然感到有些诧异，但还是表示这个要求可以得到满足。
那么，汤姆叔叔心目中的那个可以唤起他记忆的东西是什么呢？“能不能给我一节旧车厢？一节就够。多旧多破都没关系。我可以把它修理好，擦洗干净——反正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有的是时间。我要把旧车厢放在我家后花园里，每天去里面坐一坐，那会使我想起在洛顿克劳斯度过的美好时光。”约瑟夫爵士心想，唉，可怜的老头儿，脑子一定是出了毛病。不过，旧车厢有的是，反正也只能回炉了。于是便对汤姆叔叔说：“好吧，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东西，那么你可以得到它。”大约一星期后，一节旧火车车厢被安放在汤姆叔叔家的后花园里。汤姆叔叔还像在车站上班一样，辛勤地工作，将那节旧车厢收拾得焕然一新。
一年后的某天，汤姆叔叔生病了。我的另一个叔叔阿尔伯特对我说：“走，我们一起去看看老汤姆吧，我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了。”
那天天气不好。我们刚下火车就下起了雨，到汤姆叔叔家时雨越下越大。阿尔伯特叔叔敲了敲前门，无人应声。门并未上锁，我们便推门而进，但是哪里都找不到汤姆叔叔的人影儿。阿尔伯特叔叔说：“他一定在那节旧车厢里，我们到后花园去找他吧。”不出所料，汤姆叔叔果然在后花园，但不在车厢里，而是坐在车厢外面的阶梯上，嘴里叼着一只烟斗。
他的头上顶着一件雨衣，雨水顺着他的后背往下流淌。
“你好，汤姆。”阿尔伯特叔叔说，“你干吗不坐在车厢里面呢？”
“你难道没看见吗？”汤姆叔叔说，“铁路公司给我的这节车厢是一节‘禁止吸烟’的车厢！”
电梯工布鲁斯
一位每天乘火车上下班的朋友告诉我，在纽约曼哈顿第18l 街的中转站，有一部电梯将人们从这里送到12层楼下的地铁站，开电梯的工人布鲁斯·里弗斯值得一写。“这一段路程在布鲁斯的手下变得让人向往和怀念。”他补充说。
于是，在一个星期二的下午，我决定亲自前去看个究竟。被拥挤的人流推动着缓缓向电梯站移动时，我打量着这里粘着口香糖的地面，老旧的、被人们涂鸦弄脏了的墙壁。“这不是一个让人心旷神怡的工作场所。”我想。但是，在这里开电梯更糟。
电梯的门慢慢打开了，人们蜂拥而入，我也被人流带了进去。
我眨了眨眼，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映入眼帘的，首先是贴在墙上的照片和画。数十张快照——黑人的、白人的、亚洲人的，等等，另外，还有仔细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漂亮的黑白混血爵士音乐家的照片、风景照等。
再就是花瓶里的鲜花，角落里悬挂的盆栽植物，从CD 机里放出的音乐——舒缓的、柔和的曲调回荡在空气中。最令我惊讶的是人们对那位高大的坐在操作板前，穿着大都会交通公司制服的电梯工的态度，他们都热情地向他打着招呼：“嗨，布鲁斯，周末过得好吗？”“你那个孙子怎么样了？”
我注意到一个乘客把两罐西红柿酱放在了角落边的箱子里。门关上了，我瞥了一眼箱子，发现里面堆满了罐头食品，贴在箱子上的一张纸条写着：“请帮助我们资助穷人。”旁边的一位女士告诉我说：“布鲁斯每个月都为穷人募集上千磅的食品，我们都愿意帮助他。”
电梯向楼下驶去，整个行程不到一分钟，但是这点时间也足够让布鲁斯祝愿他的乘客度过值得骄傲的一天。门开了，人们鱼贯而出，奔向地铁站。这个电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决定采访布鲁斯。“那些墙上的照片都是谁？”当电梯再次上满乘客向上驶去的时候，我问布鲁斯。“我的乘客。”他为他们拍下快照，每月定期换上新的。他指着另一部分照片说，“那是我的家人，我的儿子、孙子。”
我邀请布鲁斯在工间休息时到街上的咖啡店坐一会儿，他同意了。等待他的时候，我注意到来这里乘电梯的人不仅和布鲁斯很熟，而且他们之间还互相打着招呼。在和布鲁斯一起到两个街区外的咖啡店的路上，我注意到有14个行人和他打过招呼。
布鲁斯告诉我，他家住在皇后区，每天要乘一个半小时的车到曼哈顿来上班。
布鲁斯从1982年开始在大都会交通公司工作，当时他是一位清洁工人。“我很喜欢那个工作，当一天结束后，我可以看见由于我的劳动，为大家创造出了一个和先前完全不同的环境。”但是，1985年的一次中风，使他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工作。“我病好之后，公司把我调来开电梯，这样，我可以不必举重物了。”
“问题是那时我自己感到厌倦，这样上上下下，被固定在自己的日常生活轨道里。他们几乎不互相看看，更不用说微笑了。”布鲁斯说，“我不知道一个普通的电梯工人究竟能做什么，才能使这份工作在我的手上有所不同。”一天下午，他讲了一个笑话，一位女士微笑。也许这些人心里都有幽默的火花，只是需要激发罢了，布鲁斯想。
第二天，他在墙上贴了一幅画，是一些排列在碗柜里的盘子。他喜欢它们的排列样式。
“画的什么？”一位乘客问道。“一些盘子而已。”“还真好看。”
当布鲁斯把他家人的照片贴上去后，乘客们便问起他们来。他又从家里带来鲜花和植物。后来，是他的CD 机里放出的音乐，使人们开始了相互间的交谈。“那是路易斯·艾姆斯通唱的，不是吗？”“嘿，我小的时候常听到那首歌。”“来一点都克·爱林顿唱的歌怎么样？”很快，布鲁斯的电梯间成了城里最新的爵士乐俱乐部。
布鲁斯逐渐发现，他起初想着为别人做的事，倒使他自己也发生了变化。他又开始热爱起自己的工作来，并从中获得了乐趣。
直到有一天，当他来上班时，发现电梯间被打扫一空。墙上没有了照片，角落里没有了募捐箱。另一位电梯工告诉布鲁斯，公司总裁正在地铁站的站台上做关于改进服务质量的讲演。“工头不想让老板看见你电梯间里的那些东西。他们说那样做不规范。”
布鲁斯带着一颗沉重的心开始了工作。乘客们从地铁站出来，一进入他的电梯间便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发生什么事了？”“那些东西呢？”
布鲁斯把总裁来这里的事给大伙说了，人们点点头，他们也都看见站台上有一大帮记者正围着一个人，听说他就是该公司的大老板。
电梯到了街上一层时，大多数人留了下来，其中一个代表大家说：“布鲁斯，把我们再送下去吧。”
30秒钟以后，人们从电梯里出来，径直走到了公司总裁的身边。他们告诉总裁，乘坐布鲁斯的电梯是他们来往路上最愉快的一站，他们不想这里有任何改变。那天，在布鲁斯快下班的时候，每一张照片、每一盆植物、每一样东西都原封不动地回到了电梯间。布鲁斯的电梯间又再次成了他和他的乘客的乐园。
布鲁斯喝干了杯中的啤酒，瞥了一眼手表说：“我得回去工作了。”我们一起向电梯站走去。
“有些人说：‘感谢上帝，终于到了星期五。’因为他们迫切地盼着周末。”布鲁斯一边走一边说，“我吗？我说：‘感谢您，上帝，终于到了星期一。’因为我又可以开始工作了。”
尼泊尔的啤酒
那是4年前的事了，准确地说不是“最近”了，然而对我来说，却比昨天发生的事还要鲜明得多。
那年夏天，为了摄影，我在喜马拉雅山麓、尼泊尔的一个叫多拉卡的村庄呆了十多天。在这个家家户户散布在海拔1500米斜坡上的村庄，像水、电、煤气之类所谓现代的生命线还没有延伸到这里。这个村庄虽有4500口人，却没有一条能与别的村落往来的车道。不用说汽车，就是有轮子的普通交通工具也用不起来。而只能靠两条腿步行的山路崎岖不平，到处都被山涧急流截成一段一段的。
由于手推车都不能用，村民只能在体力允许的范围内背一些东西在这条路上行走。每当我惊奇于草垛何以移动时，定睛一看，下面有一双双小脚在走路。原来是孩童背着堆得高高的当燃料用的玉米秸。
以前在日本去村庄的公有山林砍柴时，禁止用马车拉柴，只允许背多少砍多少。当时人们认为背多少砍多少的话就能得到天神的原谅。
时代不同了，可正因为没有车道，多拉卡村的人们至今过着一种既能保护环境又能被天神原谅的生活。我不知道以前的情况，反正现在村民们完全知道他们的生活无法和世界上其他的地方相比。因此，他们是以一种苦楚的心情，在旅游者看来像世外桃源般美丽的风景中过着日子的。
特别是年轻人、小孩子都渴望离开村子去有电有车的城市。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我们，在没法用汽车的这里，也深感不便，每时每刻都是全副武装登山。从汽车的终点站到村庄，我们竟雇了15个人搬运器材和食品，多余的东西不得不放弃。
首先放弃的就是啤酒，啤酒比什么都重。想过酒瘾，威士忌更有效果。我们4个人带了6瓶，每人一瓶半，估计能对付着喝10天。然而威士忌和啤酒，其作用是不同的。
当汗淋淋地结束了一天的拍摄，面对跟前流淌着的清冽的小河时，我情不自禁地说：“啊，如果把啤酒在这小河中镇一下的话，该有多好喝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