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
我14岁那年，父亲因为生意失败破产了，我们家陷入了最悲惨的境地。我们不得不从富人区的复式楼搬到小公寓，而一直在家做家庭主妇的母亲也不得不第一次拿着打印出来的履历在外四处求职。
“当然，我们可以申请社会福利救济，但我不想让我们的孩子因此失去了他们的尊严。”我还记得当时母亲在房间和父亲争执时说的这句话，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在父亲面前如此严肃地表达自己的意愿。
为了能赚取一些零用钱，我央求同学在寒假帮我找了一份在一家快餐店打工的兼职。以前这样寒冷的冬天，我通常是坐在家里生着炉火的房间，惬意地喝下一杯滚烫的热咖啡，而现在，我却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我只能给别人端咖啡喝。
有一天，我发现淘气的弟弟竟然把我心爱的棒球棍给弄坏了，我非常恼火。要知道，一开学我就要参加学校的棒球比赛了，而以我现在每天所赚的辛苦钱，至少要苦做一周，才能再买下一根这样的好棍子。我生气地责骂着弟弟：“嘿，你这个坏家伙，你知道我得在店里受多少委屈，才能买回这个吗？”当时母亲恰好从房间门口经过，她听到我的抱怨，吃惊地进门来对我说：“约瑟夫，你在店里很受委屈吗？有什么事你就告诉我们，我们会帮助你的。如果你在那里确实很受委屈，那么，你应该辞职回家。”
“回家？”我一阵冷笑地看着母亲手里刚刚打印出来的履历，脱口嚷道，“那么我就会连最廉价的棒球棍都买不起了！你们会帮助我，你们要怎么来帮助我，你甚至都找不到一份能赚钱的工作！”
天知道，我这些一时的气话有多么伤人，因为我已经看到母亲的脸色变得惨白。是的，我不该埋怨和挖苦他们。父亲自从生意失败后很长时间不能从内疚的情绪里解脱出来，而母亲呢，长时间地离开社会，我们又怎么能强求她一下子就能找到一个足以养家糊口的好工作呢！但我不明白，此时家里的状况，母亲为何还要死守住那些所谓的尊严，不愿意向社会福利机构求助呢？能保住尊严当然是最好，可最重要的是合理的生存呀！
“对不起！”我跑向母亲，抱住她孱弱的肩膀，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我想，我们都已经快经受不住上帝给我们的这种考验了。
一天中午，一个打扮夸张的年轻人到店里吃午餐，我为他做点餐服务，他要了一块牛扒和一杯咖啡。几分钟后，我把厨房送出来的热咖啡端到他面前。正当我想要放到桌子上时，他突然一扬手碰翻了我端咖啡的托盘，滚烫的咖啡一下子洒了出来，烫得我直龇牙咧嘴，而他的身上也溅满了咖啡。可那人见状，都没问一下我烫伤的情况，就立刻站起来大声地指责我的过失，还要求店里赔偿他洗衣费用。
老板闻讯从后台赶来，他不愿意承担这样的损失，可又不想得罪顾客，便对我说，我的工作失误要由我来负责。无奈之下，我只好跟客人据理力争，说因为他突然扬手才弄洒了咖啡。他一听我不仅不肯赔偿，还说责任在他身上，当即大怒，在店里大发脾气。当时正是店里营业的高峰期，老板见事情越闹越大，只好向对方妥协说，我们店里愿意赔偿他的洗衣费用。没想到，那个客人此时已经不满足于这样的赔偿了，他说我的傲慢态度激怒了他，不仅要求我向他道歉，还提出一个非常无理的要求，要我跪下向他认错。尽管他的要求是如此令人瞠目，但老板为了尽快了结此事，减少对店面营业的影响，还是建议我照客人的要求做，同时还暗示我说，如果我不肯妥协的话，就会立刻开除我，并且扣发我所有的工资。
我当时真的想立刻掉头就走，但脚却是那么的不听使唤。算下来我已经有59美元的工资了，而我也早就算好了这些钱的用途。我要买蒙特森的毛衫，还有新的棒球棍，去参加学校的春季棒球比赛。天知道，到时班上会有多少姑娘对我尖叫。但如果我离开的话，这一切梦想可就都泡汤了。
就在我忍着眼里的泪水不知所措时，一个女人突然冲了进来，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不要跪，男儿膝下有黄金。这件事不是你的错，就算他1分钱不给你，也不能承认你没有犯过的错误。”我一抬头，看到的正是我那瘦弱的母亲。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跟着母亲走出了喧闹的快餐厅回到家的，一想到辛辛苦苦工作赚的59美元全都没了，我真是太伤心了。突然，我没来由地怨恨起母亲来，要不是她的出现，也许我就能保住快餐店的工作了。
这些话，虽然我没对母亲说，但我想，她一定都感觉到了，因为那段日子里，我天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哪儿都不去，就算是吃饭时面对母亲，也是一副冷冰冰的脸孔，我甚至都没有正视她一眼。
直到有一天，母亲突然敲门进来，递给我59美元，我才惊讶地抬头看她。母亲说，她到店里找到老板理论了，还讨回了我的工钱。捏着这些钱，我破涕为笑地抱住了母亲。
很快，寒假就过完了。我用这来之不易的59美元买了漂亮的毛衫，还有坚固的棒球棍，学校棒球队已经邮寄给我春季的赛事时间安排表了。路上，我碰到了和我一起在快餐店打工的同学，他对我竖起大拇指说：“好样的，约瑟夫，我真没想到，你连那么多钱都可以不要了。”我得意地告诉他，后来我母亲已经帮我到店里去拿到钱了，可同学一愣，对我说：“这不可能，你母亲是去过店里了，可老板并没给她钱，因为老板已经把你的工钱赔给了那个小混混。”
这下，我愣住了，我不知道母亲给我的这59美元，到底是从何而来的。
在父亲的帮助下，我辗转找到了母亲工作的地方，那是个阴冷潮湿的地下停车场，一进去就闻到一股霉臭的味道，母亲在那里做清洁工人。我无法想象，当初坐在咖啡厅里喝高级咖啡的高贵母亲，如今竟然在这样的地方做清洁工。我走了进去，正看到一辆小车从停车场里飞驰而去，溅起的脏水洒在母亲的脸上，母亲追了上去，车厢里甩出一张钞票，母亲没有说什么，弯下腰捡起钞票，然后毫无尊严地将脏水轻轻抹去。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泪水正一滴滴地落下来，原来，母亲一直是用自己的尊严买回了我的尊严，用59美元买回了我膝下的黄金。
多少年过去了，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成长为今天在商界驰骋的成功商人，而在这个路途中，每当我的尊严受到挑战时，母亲在停车场抹去脸上脏水的那一幕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而事实也证明，母亲是对的，一个没有尊严的男人，不可能拥有成功的事业。
我的很多客户正是基于对我个人的钦佩和敬意，而选择了和我合作。
红木钢琴
很多年以前，当我还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时，我在路易斯街的一家钢琴公司当销售员，我们通过在全州各小城镇的报上登广告的方式销售钢琴。当我们收到足够的回函时，就驾着装满钢琴的小货车到顾客指定的地方去销售。
每一次我们在棉花镇刊登广告时，就会收到一张写着“请为我的孙女送来一架新的钢琴，必须是红木的。我会用我的蛋钱按月付给你们10块钱”的明信片。可是，我们不可能卖钢琴给每个月只能付10块钱的人，也没有一家银行愿意和收入这么少的人家接触，所以，我们并没有把她寄来的明信片当一回事。
直到有一天，我恰巧到那个寄明信片的老妇人住家附近，我决定到她们家去看看。我发现很多始料未及的事：她住的那间岌岌可危的小木屋位于一片棉花田的中央。木屋的地板很脏，鸡舍也在屋里面，看起来她显然不会有申请信用卡的可能性，既没有车、电话，也没有工作。她所拥有的只是她头顶上稍显破烂的屋顶。然而在白天，我可以穿过它看到很多地方。
她的孙女大约10岁左右，打赤脚，穿着麻布做的洋装。
我向老妇人解释我们无法以每个月偿还10块钱的方式卖给她一部全新的钢琴。但是这似乎没什么用处，她继续每隔6周就寄明信片给我们，一样是订购一部新的红木钢琴，并且发誓她每个月一定会付10块钱给我们。这一切真是诡异。
几年后，我自己开了一家钢琴公司，当我在棉花镇刊登广告时，我又收到那个老妇人寄来的明信片，一连好几个月，我都没有去理会它，因为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法。
有一天，我恰巧前往那个老妇人住的地区，我的小货车上刚好有一架红木钢琴。尽管我知道自己做了一个很不好的决定，我还是亲临她的小屋，并且告诉她我愿意和她订下契约，她可以以每个月付10块钱、免利息、分52次偿还的方式购得她想要的钢琴。我把新钢琴搬到房子里，并把它放在不会遭雨淋的地方。在我的告诫下，小孩把屋里养的鸡赶远一点儿，然后我离开了。当然，我的心情就像刚刚丢了一部新钢琴一般。
老妇人允诺每个月要付的钱按时寄来，虽然有时候是把3个铜板贴在明信片上付款，可是一如当初所约定52次，一次也不少。
20年后的某一天，我到曼菲斯洽谈生意，在假日饭店用完晚餐后，我便到饭店中的高级酒吧坐坐。当我坐在吧台上点了一杯餐后酒时，我听到身后传来一阵优美的钢琴声，我转头看到一位可爱的年轻女人，弹着一手非常优美的钢琴。
虽然我也算是一位不错的钢琴手，可是我被她的钢琴声给吸引住了，我拿起酒杯走到她旁边的桌子，坐下仔细聆听，她对着我笑，问我想听什么。中场休息时，她过来和我坐在一起。
“你是不是很久以前把钢琴卖给我祖母的那个人？”她问我。
我一时想不起来，请她加以解释。她开始告诉我，慢慢唤起我的记忆，我的老天啊！
她就是那个当年打着赤脚、穿着破烂麻布衣的小女孩！她告诉我她的名字是艾莉莎，因为她的祖母没钱让她去上钢琴课，所以她只好听收音机学琴。起初，她是在两公里外的教堂里表演，有时候也到学校表演，并且获得许多奖品和音乐奖学金。后来她带着美丽的大钢琴嫁到了曼菲斯。
我记起这件事，然后说：“艾莉莎，这里有点儿暗，可以告诉我钢琴是什么颜色的吗？”
她回答我说：“是红木色的。”并且问我，“为什么这样问？”
我一时说不出话，她知道红木钢琴代表的意义吗？她是否知道她祖母不选其他的种类，而坚持要买红木钢琴给她的原因吗？我想她不知道吧！
她是不是理解，为什么那个穿着破烂麻衣的美丽小女孩在未来有这样了不起的才艺？不，我想她也不晓得吧！
然而我知道。只不过当时我的喉咙哽咽得讲不出话来。
最后，我才说道：“我只是好奇钢琴的颜色随便问问，我以你为荣，假如你可能体谅我，我要回房去休息了。”我站起来回房去，因为我不希望我这样一个男人在大庭广众下哭起来。
铭心的记忆
托尼·尤克脸涨得通红，觉得浑身不自在。为什么老师总是盯着他？她的嘴唇还似乎不满意地蠕动着。
托尼才10岁，非常崇拜他的老师汉森太太，一个脸上总是挂着宁静微笑的身材修长的女人。有一次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她抚摸着他的头，告诉他，他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只需稍微想一想。托尼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结果。从那时起，取悦于她成了他生活中重要的事。
现在，出了什么事？他什么地方做错了？放学后，托尼心事重重地在街上溜达着。他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停下来，打量着自己：带补丁的衣服，露脚趾的网球鞋。这不是他的错，这是1932年冬，整个美国都处于大萧条之中。
托尼的父亲生于乌克兰，原来在一家钢铁厂工作，由于大萧条而被暂时解雇了。托尼的母亲为人家糊墙纸，1个房间1美元，这成了六口之家的主要经济来源。第二天中午，托尼正准备回家吃午饭，汉森太太突然出现在他身边。“跟我来，托尼。”她命令道。托尼的心一沉，心想可能是要叫我去校长办公室。
汉森太太走上大学街，街上有一家旧货店。她走了进去，托尼跟在后面。“坐下。”她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托尼说。托尼坐了下来。
“你能找一双适合这个男孩穿的旧鞋吗？”她问。店员让托尼脱下他那双网球鞋，量了量他的脚，然后很抱歉地说他们没有合适的鞋。“那就要一双黑色的长筒袜。”汉森太太说着把手伸进了钱包。托尼忧郁地低下头，看了看伸在鞋外的脚趾。走出旧货店，托尼本想回学校，可是汉森太太一句话也不说就朝另一个方向走去，托尼不得不跟在后面。他们进了一家百货店。这次店员拿出了一双崭新的黑色高帮皮鞋，汉森太太笑着点点头。托尼瞥了一眼付款单——那是一笔他从未看到过的大数目。他们拿着鞋盒子进了一家饮食店，汉森太太给自己要了一块三明治，给托尼买了一碗汤。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托尼对自己说。回到学校，他坐在衣帽室的地板上，换上了他的新袜子和新鞋子。
不久，学校被迫关闭了。学生和教师们各奔他乡。托尼还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向他的老师表示谢意，他敬爱的老师就离开了学校。
后来，托尼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在关岛的海军陆战队服役，获得紫心勋章。再以后，他成了一名工程师，先在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工作，随后去了柏林村北方公司。他结了婚，有四个孩子。他还建立了一个义务献血组织，并连续26年在学校和医院里义务演出。
1970年，托尼患大面积心绞痛。躺在病床上，他又想起了他的老师。他想知道他的老师是否还活着，住在哪儿。他知道他还有一桩心事没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