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把它们带到这里来的呢？考古学家认为，那只有卓越的古代航海家—腓尼基人。
中国慧深：“扶桑国”之谜
“扶桑”自古被认为是日出之地，最早出现在我国的神话世界里。屈原在《离骚》中说：
饮余马于成池兮，总余辔乎扶桑。相传为东方朔所作的《海内十洲记》记述了“扶桑”方位：
扶桑，在东海之东岸，岸直陆行，登岸一万里，东复有碧海，海广狭浩汗，与东海等。水既不成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万里。
根据这个说法，扶桑在东海之东，越海登岸后，经过一块幅员万里的陆地后，又越海一万里，才能到达。大海茫茫，无从验证，东方朔又常常信口开河，所以，当时的人并不在意“扶桑”的有无，只把它当作一段神话听听罢了。
一名来自“扶桑”的高僧
巧的是，499年，我国南朝·梁有一名叫慧深的高僧，声称自己来自“扶桑”。
《梁书·东夷传》记载：“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海外归来的慧深，简介了扶桑国里许多有趣的民俗、民情：
扶桑叶似桐，初生如笋，可以吃，果实如梨而赤，皮可以织布制衣。
此处有木板屋，无城郭，有文字，用扶桑皮造纸。不攻战，无兵甲。国内有南北两座监狱，重罪人北狱，轻罪人南狱。北狱中男女相配，生男8岁为奴，生女9岁为婢。
国王名乙祁，贵人第一为“大对卢”，第二为“小对卢”，第三为“纳咄沙”。牛以角载物，可达20斛。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有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梨，多蒲桃。有铜无铁，不贵金银，没有贸易。
他们的婚姻也很有趣，男子先在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扶助劳作，经年，女子不悦，即驱去，相悦乃成婚，婚礼大抵与中国相同。
这一材料受到了千年以后法国汉学家德·岐尼的重视。他在1761年给法国文学院作了题为《美洲海岸中国人船运之探究》的报告。他说：中国人慧深在5世纪就到了扶桑国。据他考证，扶桑即墨西哥。因此，慧深是比哥伦布早1000年的越洋探险家，是发现美洲的第一人。
这一结论激起了轩然大波，受到了一些学者的由衷惊叹，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激烈责难，并且导致了一场长达200多年的学术大辩论。
“扶桑墨西哥”说
很多研究者都同意德·岐尼的意见，主张“扶桑”即墨西哥，理由是：
（一）从地理位置看
《梁书·东夷传》记载的东方诸国，大抵由近而远排列。顺序是：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文身国，大汉国，扶桑。我们知道，高句丽、百济、新罗在现在的朝鲜半岛，倭国在日本，这毫无疑问。
那么，“扶桑”国是不是就是日本呢？肯定不是。因为，《梁书》确切地指出：“文身国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据此推算，则扶桑国在倭国东北之东，距倭国足有32000里之遥。日本列岛幅员狭窄，无论发生怎样的折算误差，这个远在30000里之外的“扶梨”，就决不是日本了。
许多研究者指出：《梁书》排列的，分明是一条从中国出发，经朝鲜半岛、日本北海道、千岛群岛、堪察加半岛沿岸，再穿过阿留申群岛，抵达北美洲的路线。“大汉国”之东，就非北美洲莫属了。
（二）从产物看
慧深所说的扶桑木，“叶似桐，初生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根据这些特征，专家们推断可能是以下三种植物：龙舌兰、玉米、棉花。
龙舌兰既可食用，也可织布做衣。棉花叶似桐，当然可以织布做衣，但不能吃。尽管这三种植物没有一种完全符合扶桑木的特征，但它们都是墨西哥的特产，同时也是印第安人的生活必需品。慧深不是劳动者，在追述时有所混淆是可以理解的。相反的，当时，棉花、玉米等植物还不为世界所知，一个没有到过美洲的人，是无法描绘出它们的主要特征的。
（三）从社会、政治、法律、民俗来看
古代墨西哥也有分押轻重罪犯的两种监狱。
公元4世纪，玛雅进入奴隶社会，男孩7岁为奴隶，女孩8岁为婢，与中国的虚岁算法，完全一致。国王为伊查，与“乙祁”音近。古代墨西哥人不会炼铁，只有铜器，有象形文字，以木料土坯为墙，龙舌兰为屋顶。邦国林立，却没有城郭。男子娶妻，先到女家做一段时间的工，然后才迎娶到男家……这一切，与慧深的说法相吻合。
“扶桑日本”说
“手夫桑墨西哥”说的反驳者认为：
（一）从物产看
扶桑木不是龙舌兰，也不是玉米，因为它们都不是“其叶如桐”，形态和功用不尽相同。单纯从叶子看，倒像是棉花，而棉花又不能做食品。
有的专家提出，扶桑倒像是我国的楮树，楮树古称“谷桑”，与“扶桑”音近，其皮可以织布，也可以造纸。但是，又没有资料表明它曾经在遥远的美洲派上过用场。
（二）从牲畜用具来看
在西班牙统治者殖民美洲之前，墨西哥人没有马，没有用于运输的牲畜，不会使用车轮，更谈不上使用牛车、马车。这一点，反倒像是日本。
（三）从社会制度看
书中所载官名，如“对卢”，原本是古代朝鲜的官名，而“纳咄沙”，至今还能在日本虾夷族语系中找到痕迹。书中所载婚丧习俗，如“婿往女家门外作屋”，“亲丧，七日不食”，则更像日本，或者古代朝鲜了。
何况，我国中古以后，大都径直把日本称做“扶桑”。中日文化功底颇深的鲁迅先生《送增田涉君归国》诗云：
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一般人认为，与其把“扶桑”说成是墨西哥，倒不如说成是日本更为传统，更为恰切。
中国古人的浪漫
“扶桑”国以盛产“扶桑”得名，那么，“扶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呢？
根据《山海经·海外东经》和《大荒东经》的记载，“扶桑”是棵很大很大的树，生长在极东方的汤谷之上，是远古传说中的“十日”（十个太阳）休止的地方。树下的汤谷是一个温泉，里面盛满热水，是“十日”沐浴的地方。九个太阳住在扶桑的“下枝”，一个太阳登上扶桑的“上枝”，开始运行，一天就开始了。
东方朔先生对“扶桑”的具体描述是：地多林木，叶皆如桑，又有椹。树长者数千丈，大二千馀围，树两两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为“扶桑”。这样的扶桑木，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不存在的。因此，许多著名学者认为，“扶桑”国的提出，是“中国古人的浪漫”，是一种“东方理想国”的境界，而并非写实。因此，在现实世界中用“削足适履”的方法来印证慧深的描述，不只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淡墨的记录
正当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时候，美国学者亨利埃特·默茨在1935年出版《淡墨—中国人在美洲探险的两份古代记录》一书，提出了一些新奇的说法。
他认为，慧深不但到过美洲，而且留下了许多遗迹。慧深就是印第安人的真神—克刹特阿特尔，他改变了一个民族的信仰，应该跻身于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大师之列。
中美洲印第安各部族中，有一个共同的神话：在很古以前，有一位皮肤白皙、蓄着胡须、身穿白色长袍的“风神”，驾着帆船从海上而来。他心地善良，无妻无子，教人们崇敬偶像，种植粮食，帮人们制定法令，最后又扬帆从海上离开这里。人们有理由怀疑：这岂不正像一位云游四海的得道高僧吗？
默茨还举出三个常见的佛教名词：慧深、比丘、释迦。在美国西部和墨西哥，有很多地名与这三个词读音相近的词头、词尾，如Huapac、Huilacatan、Pieaeho、Zacatecas、Zacapo、Axlea 等等，很可能都是纪念慧深和佛教的产物。
有人还指出：墨西哥南海岸一带称宗教最高领袖为“塔伊萨卡”，塔伊是“人”的意思，“萨卡”（Sacaa）却无从解释。它正好可能是“释迦”（Sakai）的音译，合起来是“释迦弟子”。
慧深是怎样到达美洲的呢？专家们为他设计了两条路线：
一条是沿着《梁书·东夷传》排列的顺序，由近及远，即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文身国、大汉国、扶桑。
我们已经说过，前三国在朝鲜半岛，倭国在日本，文身国可能是指日本北方的虾夷族居住地，大汉国在今俄罗斯堪察加半岛。那么，慧深东渡的最佳路线将是：朝鲜半岛—日本—千岛群岛—勘察加半岛—美洲西海岸—墨西哥。
这是一条知难而进的路线。知难而进，正是那些坚韧不拔的宗教探险家的特色。
另一条路线则是被动的。他们对洋流、季风不甚了解，只是偶然地在一个秋风初度的日子出海，目标也许就是朝鲜半岛，然而北风、黑潮、西风漂流，将裹挟着他们不得不走了以下路线：舟山群岛—台湾北部—琉球群岛—日本南部—阿留申群岛南部—北美—加利福尼亚—墨西哥。
由于一路逐岛傍岸，顺水顺风，又有太平洋暖流，使得沿途有鱼禽瓜果可供食用，有淡水可供取贮，特别是自北美洲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往南，岛岸之间，隔海相望，即使是一叶扁舟也可以顺利通行。
曾经利用黑潮筏渡太平洋的周传钧教授说：“中国古代船舶不被漂流到美国是绝对不可能的。”
只要听天由命，不拼死挣扎就行。而佛教徒，正是献身佛门，听命于冥冥之中的佛的旨意的人。
一些考古学家甚至断言：中国与美洲的远洋交往决不是始于慧深，更多的不知名的古代探险家参加了古代中国的远洋探险活动，更多的猎手、渔夫、海难余生的商人、越海而逃的通缉犯，都参与了这一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的洲际交流。
慧深，只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一个有史迹可查的杰出代表而已。
这个结论可信吗？
诺曼海盗：横行之谜
正当中国人、印度人、日本人在东方海域寻访仙山乐土、奇情异俗的时候，西方海域却被一群胆大包天、无恶不作的海盗统治着。
在欢乐的蓝色的海面上，我们巡视自己的帝国，游览自己的家乡！我们的灵魂比轻快的海风还要自由，我们的思想比汹涌的波涛还要狂放。这无边无际的，是我们的疆土，我们的旗是谁遇见都要臣服的权杖。我们的野性的生活这样安排：从忙碌到休息，每次变换都叫人欣喜若狂……——拜伦：《海盗》然而，他们的实际生活却是惨苦的。绞索和镣铐追逐着他们，风暴和巨浪袭击着他们，为了寻求一片可供蜷足的礁石，他们不得不在苦涩的海面上永不驻足地跋涉。
他们，就是横行在北大西洋海面上的诺曼海盗！海商，还是海盗？诺曼人的意思是北方人，也称作维京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日德兰半岛像一把铁钳，封锁着波罗的海和北海的通道，诺曼人就居住在这里。这里是欧洲北部，气候严寒，土地硗薄，岩壁嶙峋的海岸没有留给诺曼人足够的生存空间，为了追寻鱼群和海兽，他们的舟楫几乎踏遍了每一寸北大西洋海域。即使是丰收年景，他们的粮食也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要常常用珍贵的毛皮和鱼类去换取粮食；而当毛皮和鱼类也歉收的年景，他们不能让嗷嗷待哺的妻儿老小坐以待毙，于是结伴成群，以浩瀚的大海作背景，干起了世界各地都“生意兴隆”的无本买卖：抢劫？
胆大的诺曼贵族在自由民中招募亲兵，并率领他们到欧洲的粮食生产国去进行海上“探险”。他们轻捷、剽悍，来去无踪，很快就以野蛮和残酷、傲慢和无理，赢得了欧洲海岸各国的惊讶和“尊敬”。
他们掠夺教堂、修道院，屠杀僧侣，用长矛刺杀被俘的孩子，奸淫妇女。
1021年，他们和被俘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起欢宴，本来只想换取一笔可观的赎金，然而宴会失去控制，大主教被海盗们用吃剩的骨头活活敲死。他们的头目被称为“科龙格”，意思是“海上之王”。
他们有时经商，或者干脆装扮成商人，但大部分时间就是海盗：拦截商船，洗劫沿岸的村庄和城镇。
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奥·第耶利生动地捕绘了诺曼海盗的海盗生涯：
海盗们欢乐地行进在天鹅飞翔的道路上……他们或是沿岸航驶，埋伏在海峡、海湾和不大引人注目的港口里，窥伺敌人，因此，人们把他们称作“半商半盗的航海者”或者“海湾之王”；他们或是穿过海洋去追获自己的战利品。北部海上的剧烈风暴常常吹散和摧毁他们脆弱的帆船，能集合到主船附近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然而，这些幸存者并不灰心，并不垂头丧气，他们高声唱道：风暴帮助我们船夫的双手，台风为我们效劳，把我们带到我们想要到的地方。
恩格斯曾经指出：诺曼人的船只绝非一些“脆弱的帆船”，恰恰相反，“他们的船是一种稳定的、坚固的海船，龙骨凸起，两端尖削，他们在这种船上大都只使用帆，并且不怕在波涛汹涌的北海上受到风暴的突然袭击。这种敢于横渡大西洋的船只的速成，在航海业中引起了全面的革命”。
大约从8世纪开始，诺曼人几乎成了整个西欧地区的灾难。他们采取新的方法作战。当海上风暴突起、其他航船纷纷寻找避风港湾的时候，他们却扬帆出海。伴随着涨潮，数以百计的诺曼船队呼啸而来，飞快地驶进河口，逆水而上，深入到内陆腹地，从事洗劫的战争。伴随着退潮，数以百计的诺曼船队又呼啸而去，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使用的是一种水陆两用船，能够成功地把自己的船队从一个河区转移到另一个河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