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是怎样的？
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被称为中华法系。中华法系的法律，对于道德所希望的一切事情，都想用刑的力量去强制人民遵循，“出于礼则入于刑”。当道德范畴的内容随民生而变的时候，法律思想也随着道德思想而变，成为中华法系的生命所在。《大戴礼记·盛德》载：“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战国时李悝集诸国法典所著《法经》六篇，是中国最早的成文法典，其内容主要是刑事法律。商鞅接受《法经》入相于秦，改法为律；汉代萧何又参照秦律作“九章律”；三国时期的魏国参酌汉律改定刑制“作新律十八篇”；大唐贞观年间撰成唐律十二篇，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完整的法律体系。其后，宋朝的刑统、元朝的典章、明代的大明律、清代的大清律，大同小异。中华法系中刑法与民法不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相混，直到清末筹备立宪变法，刑法才独立出来。清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公布的《大清刑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刑法典（但因清政府的覆灭而未能施行），中华法系从此解体，而以大陆法系为蓝本的新刑法开始在中国施行。
“宪法”是中国古代最高的法律吗？
宪法一词是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本源于costituio，其原意是“组织”、“确立”的意思。日本人借用为constitution 的意译，我国近现代也沿用了“宪法”这个名称。
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不仅是法的表现形式，而且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的地位，是“法律的法律”。我国古籍中也有“宪法”一词，如《尚书》中有“监于先王成宪”，《国语·晋语九》中有“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旧唐书》中有“永垂宪则，贻范后昆”等，这些指的是典章制度和法令的公布，是法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且主要是指刑法而言，而不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最高的法律。
中国历史上哪部法典最有名？
我国法律发展史上，人们一致公认最具代表意义的刑法典，是产生于唐朝并影响了以后整个封建时期法典制定的《唐律疏议》。《唐律疏议》是唐朝《永徽律》的律文注释全书，因为在《永徽律》执行过程中对律文的理解有差异，故由长孙无忌等进行了疏解，每条下附有说明和解释，随律颁行，由于它是官方编写，又由皇帝命令颁行全国，具有极大权威性，成为了唐代官吏审理案件的标准。唐时原称《疏律》，其后宋朝沿用，直到元朝才通称为《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是一部儒家伦理化的法典，用儒家伦理化思想全面指导立法和法律注释，并积淀、衍化为律疏的原则和规则。唐代的统治者总结了汉代“引经决狱”、魏晋南北朝的儒生注律和伦理入法的立法成果和历史经验，将儒家伦理观念确定为制定律疏的指导思想。《唐律疏议》的律文解释中，既重视疏注词义，又不忘阐明法理，根据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以来的封建法律理论，对律文的内容叙述其源流，对其含义加以发挥，对不完备的地方加以补充，使唐律内容更加丰富。对于律文中某些难以理解的难题，采用生动的问答方式作进一步的阐释，辨异析疑，还大量引用书外法令作为必要补充。《唐律疏议》不仅完整保存了唐律，还保存了大量唐代的令、格、式的内容，同时记载了大量有关唐代政治、社会经济的资料，是研究唐代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的重要依据。
《唐律疏议》不但集中体现了唐代初年封建统治集团的法律思想，并且注重鼓吹君主专制、封建伦理和等级制度，为维护封建统治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堪称古代律学的一大杰作，历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高度评价。唐以后各朝封建法典的制定和解释，都引其为蓝本，广为参考。
什么是“法”、“律”？
甲骨文中未发现“法”字，西周铜器铭文中“法”字的古体是“灋”。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庸”在传说中是生性正直的神羊——独角兽；“去”就是断案时由神羊触审，被神羊所触的人败诉；“水”代表神意裁判公平、不偏不倚、平之如水，描述了一幅神羊裁判的图画。尽管战国时期已有了简化的“法”字，但其古体一直保留到秦汉时期。周代已经有“法”的存在，《礼记·月令》：“命有司修法制”，《周礼》“以八法治官府”。但现代意义上的“法”的大量使用是在战国时期法家学派诞生以后，晋国有“被庐之法”、“夷搜之法”，魏国有“法经”、“国法”，燕国有“奉法”。
“律”出自原始社会黄帝时代“师出以律”（《周易·师》）的故事。黄帝命伶伦把竹竿截成竹筒，钻上眼，用嘴吹，发出各种声响，用来指挥军队的前进和后退。竹筒的声响“律”体现了军队的纪律，有军法、战时号令的作用，又延伸出“规范”的含义，“范不一而归于一”，以后带有军刑意义的都称为律。后来，商鞅变法“改法为律”，以“律”为新制定的法律的总称，但其影响并不限于秦国。云梦秦简《为吏之道》摘有魏安釐（xǐ）王时的户律和奔命律，说明至少在秦始皇统一前，魏国已经使用了律的名称。律既表现为综合性法典，也表现为单行法规。此后，中国历代的正式法典都称律，秦律被汉朝继承，号称“九章律”；汉律被改编为曹魏的“新律”；西晋的“泰始律”被东晋及南朝沿用；北朝有“北魏律”、北周的“大律”、“大齐律”；隋朝有“开皇律”；唐朝有最具代表性的唐律及其疏议；明朝有“大明律”，清朝继之改称“大清律例”。但民国时的立法，法典又改“律”为“法”了。
成文法是何时出现的？
在周朝以前，法律是秘而不宣的，实行临事制刑，礼刑不固定结合，对一定违礼行为施用何种刑罚全凭执法者的决断，断狱者必须用心体会礼的要求。
春秋时期，争取法律公开成为推行社会改革的一项内容。公元前538年，郑国子产（郑穆公的孙子）把刑法铸在鼎上。这种用固定的法律维系社会秩序的做法遭到了保守贵族的批评。晋国大夫叔向认为，道德习惯的控制力远远大于成文法，单纯依靠法律可能让刁民钻空子，反而会增加社会动乱，而子产回答，就是要通过铸刑书建立新的道德（《左传·昭公六年》）。子产执政一年后，郑国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定秩序。公元前513年，晋国的赵鞅和荀寅把前执政者范宣子制定的刑法铸在鼎上公布，称为刑鼎。公元前501年，郑国的思想家邓析私自修改郑国刑法，并刻在竹简上，是为“竹刑”。邓析的做法触怒了执政大夫驷颛，以“诈伪之民”将其杀害，但邓析的刑法还是被采用了。后来，各诸侯国的法令编纂接踵而起，晋国有被卢，楚国有茅门、仆区，齐国有轨里。公元前407年，魏相李悝综合各诸侯国的成例，拟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化的刑法典《法经》，法律秘密时期宣告结束，中国进入法律公开的历史时期。
“三尺法”是什么？
西汉武帝时，廷尉杜周不依法办案，而是专门迎合汉武帝的旨意断狱。有人指责他“不循三尺法”，他理直气壮地回答：“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汉书·杜周传》）在纸张发明以前，法律一般是铸在鼎上的，而在邓析私造“竹刑”以后，竹简成为记载法律的主要材料。秦汉时，用于书写文字的竹简长短不一，一般短简用于缮写传记、杂文，而长简用于缮写经典，三面有棱的简则用做儿童识字的课本。皇帝册封诸侯的策书是用二尺或一尺长的简，平时的诏书则用一尺长的简，民间缮写的传记、书信等也都用一尺长的简。汉代的律令是记载在长简上的，史书记载“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
（《盐铁论·绍圣篇》），居延汉简中缮写法律的汉简中最长的一支（甲编第2551号）简长0.675米（汉制一尺为0.233米）。不过，从考古发掘的实物看，简策的长度并不严格遵循制度的规定，有的简策是有出入的。实际上，汉代人是举大数概略地把用于缮写律令竹简的长度叫做“三尺”的，并把“三尺法”作为法律的代称。宋代王观国《学林》认为：“法律者，一定之制，故以三尺竹简书之，明示其凡目，使百官万民巡守之。故谓之三尺。”
旧时，衙门的公堂是依据法律审理案件的地方，审案时放文房四宝及捕签、荆签、惊堂木等审案所需物品用的桌案，也被俗称为“三尺法桌”或“三尺公案”。
“发号施令”的“令”是指什么？
《尚书·囧命》有“发号施令”。《说文解字》曰：“令，发号也。”令是君主专制时代由皇帝根据时事需要随时在律之外发布的命令、文告，其法律效力高于律，可以变更或代替律的有关规定。秦始皇规定皇帝“令曰诏”，从此诏令连称。秦汉时，皇帝发布的法令都以诏令形式颁行。西汉令极多，涉及面广，有考核官吏的《功令》，限制刑具的《箠（chuí）令》，管理监狱的《狱令》，尊养老人的《养老令》等，以致“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汉书·刑法志》），编为令甲、令乙、令丙，以方便官吏检索。曹魏立国以后，在律典之外制定了“令典”。晋朝进一步进行完善，律典是定罪量刑的法典，而令典是规定制度的法典。律典、令典并列的法典体系历南北朝、隋、唐、宋均未改变。明朝时，令典已不再是官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制度大全，仅按朝廷六部大概规定一些最重要的制度。清朝以后不再制定令典，令仅是一般法令的泛称。
“作奸犯科”的“科”是指什么？
针对某种事类的单行科罪条文在汉代叫“科”。汉代的科有处罚藏匿罪犯的“首匿之科”、惩罚逃亡人的“亡逃之科”、惩罚投寄匿名信的“投书弃市之科”等。《后汉书·陈宠传》载：“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科是对律令的具体诠释或补充。科有两个含义，一是科刑，即对犯罪者处以刑罚；二是科条，即关于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令条文。
“刑”、“罚”是指什么？
在战国以前，“刑”往往用以专门表示法律，也指征伐战争和施用肉刑。但战国时期成文法以各种形式公布之后，“法”作为表示法律最恰当的用字逐渐深入人心，而“刑”以后一般专指刑罚。汉文帝以责打身体、强迫劳役等代替肉刑，并强调要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刑罚改革远远领先世界其他地区。不过，当时的“刑罚”并不是说对犯罪人用刑以示惩罚，因为“刑”与“罚”是有区别的，“刑”是指肉刑和死刑，而“罚”则指以金钱赎罪，有谓“五刑不简，正于五罚”（《尚书·吕刑》）。后来才泛指对罪犯实行惩罚的强制方法，“刑罚者，惩恶之药石也”（《明史·刑法志》）。
什么叫“刑”？“五刑”和“九刑”分别指什么？
刑是戗的借字，“刃、戗，刑也”（《集韵·唐韵》）。刑必留下创伤、疤痕，因而周代常以刑、杀并称。古人也经常兵、刑并提，“刑出于兵”，“大刑用甲兵”（《汉书·刑法志》），兵刑同制。在反复使用过程中，刑逐渐与兵分离，逐渐系统化。
五刑是对中国古代法律中规定的五种主要刑罚手段的概括称呼，从最初形成到完善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五刑”的最早记载见于《尚书》，据说是黄帝时期东夷的领袖蚩尤和苗民所发明的“五虐之刑”（《尚书·吕刑》），即“劓、刵、琢、黥、丽”。禹灭三苗后，皋陶吸收三苗“旧五刑”的刑制，续成“墨、劓、刖、宫、大辟”五刑，割耳的刑罚施行在军中，新增的刖刑是砍掉腿或是敲掉膝盖骨。《国语·鲁语上》从施刑方法上总结，以甲兵、斧钺、刀锯、钻笮、鞭扑为五刑。
早期的五刑是通行于汉文帝之前的肉刑和死刑，断狱者有了定制可循，相对于夏桀、商纣等前代滥造酷刑是历史的进步。晋时以“死、髡、完、作、赎”为五刑，是隋唐五刑的滥觞和过渡。北朝时的北齐以“死、流、耐、鞭、杖”为五刑；北周改耐刑为徒刑；隋朝去鞭刑加笞刑，确定五刑刑名为“死、流、徒、杖、笞”。唐朝沿用而改其顺序为由轻至重，将五刑定型为“笞、杖、徒、流、死”。除五刑外，还有许多使用于朝堂内外的法外刑罚。直到清朝新刑律颁布，才开始建立了以自由刑为中心的，由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罚金、拘役五种刑名组成的新体系。
《左传·昭公六年》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在早期史籍中，有不少关于西周九刑的记载，如“刑书九篇、周法九篇”。“九刑”应该是周公旦所作的刑书九篇。五刑是主要刑，而流、鞭、扑、赎是辅助刑，合称九刑。
秋审是怎样审判的？
《旧唐书·刑法志》载，立春至秋分停止决囚，同时对待决之囚实行三复奏的制度。明英宗天顺年间创立朝审制度，清朝在继承朝审制度的同时又另立审判外省死刑重案的秋审制度，《清史稿·刑法志》曰：“秋审亦原于明之奏决单，冬至前会审决之。”按清律，死刑分为“斩立决”、“绞立决”和“斩监候”、“绞监候”两类。前者立即处死，后者缓期处决，延至秋天由九卿重审。因为复审各省死刑案件是在秋季举行，因而称作“秋审”。
